蒋蓝：在另外的河边上，就是现在的东兴寺河边的一排房子里面，以前吊桥的附近——这个吊桥现在都拆了。这个卖肉的人，据说他经常和一些人在里面切磋、练武，打得啪啪啪响。这个对于我来说，无限向往！——我咋子能够进去？那时我年龄太小了。这个时候我就在茶馆里面认识了两个人，两个真正在江湖上卖药的，其中有一个人，我喊他王老师，穿一件呢子中山服，头发梳得精光，他口才极好，但对我们这些娃儿也很客气。有些时候，我们几个娃儿就凑一些钱，买二两猪脑壳肉，打半斤跟斗酒，就在茶馆摆起，总共投资大约就一块钱，我请他喝酒，我们也巴到喝，主要是他喝，他酒喝了，猪脑壳肉吃了，就非常高兴，说，我今天总要为你们做点啥子事情呢，就说走，就喊到河边的沙坝上，他练武给我们看——那个沙坝起码有六七米高，我有两个同学就在那儿被沙垮了捂死了的——只见王老师在沙坝上凌空飞起，啪啪，几个飞腿，把我们都惊呆了。我们就要跟他学。他说，先不忙学，说我们身体太差，要先练筋骨。后来就给了我一个药方，让我先洗手，边练边洗。后来他又配了一个药方给我，泡酒喝。这个药酒后来泡了十多年，我结婚后才弄丢了。
练了武，荷尔蒙就要上升，所以就打架。我记得打了一个同龄的娃儿，把脑壳都打肿了，我就拉他回家，把师傅给我配的药酒胡乱抹在他脸上，竟然像好了样。第二天，他还买了一条“金沙江”香烟来和我结交。从此，恶名就在周围蔓延开了。最后，高考失利了。我晓得这不是偶然。父亲就问我，你自己考虑怎么办？我就说去当兵吗！结果，当兵呢，啥子都过了，最后红榜出来了，有我的名字，但是是被叉了，那个时候兴举报，就是我的邻居，去举报了我。他也想去当兵，但没当成，就写了一封信去告我，告的理由就是我长期打架斗殴。
《青年作家》：那个时候，你的确过不到关，你那个时候，就是东兴寺一霸，东兴寺的街娃儿，你想想看嘛！
蒋蓝：对。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在思考一个严重的问题了，就是这辈子要干啥子的问题。这个问题我就思考得很严重了。练武、打篮球，看来都不行了。这个时候，我又拿起以前文学的书来看。这个时候，就有一个细节，也就是在高一的时候——我有一个习惯，和我父亲一样，爱买书，就是身上有很少一点钱，看到喜欢的书也会买，新华书店的人都完全认我得到，这个习惯是从初中就养成了的——有一天走在自贡的新街上，我就看到一个眼镜儿，摆着一个纸箱子，在卖啥子书呢？在卖《星星诗刊》。新的。每本我记得要卖一角多钱，总共有三本还是四本不同的期数，我就一次性给他买了。我记得钱还差点，他半卖半送，这是我第一次买新诗，买回了后我就认认真真地把它看完。
《青年作家》：你高一的时候是八几年？
蒋蓝：1980年。这个记忆我到现在都很深，（至今）也很喜欢《星星诗刊》。那个时候我还谈不上写诗，但试着在本子上记了一些东西，这些本子现在都还在，在我老家，我妈还保存着。那个时候，我就崇拜一些人，比如说骆耕野，那个时候，简直觉得他是神人啊！没想到后来都成了哥们儿。
《青年作家》：你青春期的荷尔蒙大多交给了练武与打架。但我注意到，《流沙叙事》里，你写到了曼陀罗花般的“梭叶子”（妓女），《梼杌叙事》里，你更详细地写了D镇的一个“卖骚”的女人“李桂花”，你们还为她打了两次群架？在拿着自制火药枪的你看来，她竟然是一个出尘的“女神”？这个“李桂花”算不算是你的初恋？
蒋蓝：开玩笑！这个女人就像后来的诗歌之于我一样是朦胧派，我把她的下身虚化了，而把上身奋力拔高，成为了大理石基座上的胸像，所以我写“她照亮的是暴力荡漾街区的岁月下，我的一个截面”。
《青年作家》：你第一次发表诗歌是什么时候，发在哪里？当时是一种怎样的心情？
蒋蓝：1984年10月，《自贡日报》副刊发表的革命诗歌，二十七行，叫《华表》。
《青年作家》：是什么机缘加入“非非”的呢？
蒋蓝：那个时候我还在自贡，当时“非非”的尚仲敏耍了个女朋友，就是我隔壁的邻居。尚仲敏经常来，我们成了朋友，后来读到《非非》，知道了周伦佑兄弟。
我的写作从中年才开始
《青年作家》：从老家自贡到成都，是一个重要的选择。你当时是哪一年到成都的呢？
蒋蓝：我到成都是作家朋友王锐主持华夏经济研究所的时候，是1991年，91年到的成都，然后就断断续续地一直到成都，91年到99年，（这期间）我到成都的频率相当于每个月都要来一次。
《青年作家》：那个时候还没有离开单位？
蒋蓝：离开单位是1992年正式办理的手续。
《青年作家》：你是好久到的报社？
蒋蓝：2004年进入《成都晚报》。
《青年作家》：2004年之前呢？
蒋蓝：之前有一段时间就是专门写作，是2000年到2004年这四年时间，这段时间是完全没上班，是以写作为生。完全以稿费为生的这四年。很辛苦。
《青年作家》：你的动植物系列和《身体政治》就是那一段时间写的吗？
蒋蓝：恰是从那个时候着手的。所以说我前50万字就是那个过程写完的，真正的写文章，我是从中年开始的。
《青年作家》：进入报社是个偶然的机会？
蒋蓝：偶然机会。但也就是女儿出生，主要原因是这个。那时，因为诗人廖慧在长期跟我约稿，她在《成都晚报》，有次就给我说有这样一个机会，副刊走了一个人，问我想不想上班。从此在报社，就一直从事新闻媒体到现在。我觉得我在新闻媒体学到了一个东西，就是一种方法。我们一般的作家是把这个新闻看得很低的，因为新闻是个小KS是吧，他们认为新闻是杀害天才的天敌。我不这么认为，你看作家海明威、马尔克斯，都是记者出身，而他们有一种进入社会、进入生活破开世界本相的一种方法。
《青年作家》：那是一种切入世界的角度。
蒋蓝：或者说方法。其实最先也没去想过这些，实际上是自己在写作过程中——这个可能就是命定的东西——就是你慢慢地感觉到，我不太满足于对于散文起承转合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公式，很简单，就是遇到一个题材不是写不写得出来，都会写；至于想不想写，写得好不好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到最后我们就会发现，当有一个人出现——比如一个历史人物，你已经不能判断他是好人还是坏人的时候，该怎么来面对呢？比如说，我举过例子，就是我在处理到刘文彩三姨太凌君如的时候，作为一个旧时代的妇女，没有文化，她不过是因为成为刘文彩的三姨太以后，才进入我们现在的视野，一个是刘文彩，第二是因为她漂亮，这两者（促使她）进入到我们当代的视野，这两者缺一不可。问题是——至少是我面临的问题是，这个人我们怎样用以前的价值眼光来看待她？我发觉用以往的写作方法根本解决不了。
凌君如、石达开和踪迹史
《青年作家》：刘文彩的三姨太实际上是你写的第一篇，用一种你发明或者说尝试的新方法？
蒋蓝：真正就是她，而这个文章写作面临的难度，是我想找到自己的叙述方式。我们以前写历史人物——这个方法到现在文学界还有大量的人在使用的这个方法——就是根据一个历史人物的记载，比如说袁崇焕若干人在写他，很简单，到达袁崇焕所守的边关，再到他被凌迟的地方，不管是凌迟点、出生点、他的工作点，找一个自己需要的点位，然后去把他这一生贯入这个点，通过这个点位，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历史文学叙述方式。每个作家都可以写。而且中国有若干人在写，那么这种方式，我认为不能说它不是方式，但我不喜欢。过于简单。啥子原因呢？对袁崇焕的价值判断不需要我来判断，我也无从判断，我也判断不了。判断不了的原因，是他早就是一个大名鼎鼎的英雄。他的生平，他的死亡，他的气节，都已经摆在那儿了。作家们干的事情，不过是添油加醋。
《青年作家》：但是有个问题，就是过早地或者说有意识地进行了材料的筛选和过滤，先入为主——实际上这种我们常规性的叙述语言或者说方式——会削弱主体的丰满性。他这个人的丰满度仅仅一两句话是描述不了的——他离不开那个时代的必然与偶然，以及所有的日常、细节与踪迹，甚至道具。
蒋蓝：这就是我为啥搞踪迹史的一个原因。石达开1863年6月在成都，被谁凌迟的？在哪里凌迟的？死的过程如何？他的尸体后来在哪里？我想问的是这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历史学从来没回答我。他怎么死的？哪些人参加了提审？在哪个地点？当天天气如何？环境如何？有没有目睹现场的旁观者？……我们最后发现，我们看到的所有传统历史学或者历史书，其实都不详尽的，无论是任乃强先生的《纪石达开被擒就死事》——他发表在他主编的《康导月刊》上，还是后来的一些历史学家搞的研究，我想问的这些他们都不能回答，我就对历史学产生强烈的怀疑，为什么不告诉我细节，因为司马迁在整个《史记》搞纪传体时，是告诉了我们很多细节的。
《青年作家》：对，比如《赵氏孤儿》，比如《项羽本纪》。
蒋蓝：就是。读《史记》，你仿佛就在现场，成为目击者甚至参与者。那么，我们最后就发现，其实整个纪传体（在传统文学里）是很精华的东西，它告诉你文史哲不可分。古人讲文史不分家，到民国以后开始加了一个哲，就是因为受到西方文化影响，学人提出这个问题了，就是文史哲不分家的问题，这个问题你会发现在民国以来，哪个人会成为一个文学家的标本呢？我们最后没有发现，他不叙事，他不搞纪传体研究，而且他更多的只是考据，就是我们说的训古这一部分，体现他的伟大的美学思想和考据意识，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啥子更多的东西？我一直希望找到心目中的一个范本——文史哲一体的范本，但这个范本我是没有找到的，到现在都没有找到，就是我真正的认为有这样的一本书是你很难推翻的，我读后我觉得对我启发到这个程度，目前为止一本都没有——没有这样一本书。
《青年作家》：所以，你开始在“凌君如”这篇稿子中做实验？
蒋蓝：2005年我开始做这个。我刚才已经讲了我的三不知，我不知道这个人的来龙去脉，就是对传者我不了解，第二个她的整个人生经历不了解，第三个她的生与死不了解，那么这三个都不知道，怎么写她的传记？这不要紧，不要紧的原因就是我也没有写作任务，我慢慢研究。我首先从大邑着手，大邑我们能看到的资料，比如说笑蜀写的关于刘文彩的书，《刘文彩真相》这本书是我很早就买到了，我认真读了两篇，他里面基本上就是用的大邑的材料。接下来，因为自贡到宜宾这个距离相隔不远，加上我祖父晚年又生活在宜宾，我也多次到宜宾，到了宜宾发现他们大多数不了解这个历史，我就慢慢开始通过一些文史资料、档案查证，很快我基本上搞清楚了刘文彩的发家史是在宜宾。包括鸦片、赌场、女色等的东西，也集中在他在宜宾的这段时间。那么这个时间之内的宜宾又是个什么情况呢，我就开始查宜宾的史志，就这样，我打开了一个又一个窗户……
《青年作家》：接下来，写这个稿子做了多久的田野调查？
蒋蓝：做了大半年，前前后后跑了十多趟。记忆最深的就是，一天晚上，我们赶到凌君如的老家宗场镇，那个地方叫大棬子村。
《青年作家》：什么“卷”？
蒋蓝：一个木字旁，一个卷尺的卷。大棬子村。赶到时，天都快黑了，我就拿出相机，对着那个凌君如住过的那几间残存的老屋，啪啪啪地闪了几下，回来发现只有两张要得的，神奇地是，没想到第二次去，那个房子就被那家人户拆了——那个房子是解放后被分给了一户人家，后来又被现在的这户人家花了几千块钱买来的——现在，他们拆了要重盖新的房子。
《青年作家》：这个房子拆了，可惜了，因为凌君如在大棬子村，或者说大棬子村的凌君如，就又少了一个重要的存在过的凭证。
蒋蓝：只能说这是机遇的力量，光学的作用。我说过，我是一个后知后觉的人，因为我十分努力，未必不能后发而先至。
《青年作家》：后来，就有了写何洁和陈子庄的稿子？蒋蓝：对。
《青年作家》：是什么原因促使你要写石达开的呢？蒋蓝：其实是从调查凌君如开始，在宜宾横江镇我就注意到了石达开的一场大战。当时去了刘文彩收购鸦片的云南盐津县普洱渡和征收鸦片税的宜宾县横江镇……在横江镇，我首次听到了石达开的部队在当地与清朝的官军血战一月、死亡数万、尸体壅塞江流的大量细节。
《青年作家》：一开始，并没有写“踪迹史”的野心？蒋蓝：没有。最先，我只是写了一篇大稿子，《石达开与脔割之刀》，发在2013年2期的《大家》杂志上。当时，《大家》的项万和老师来约稿，我就说你可以发多少字？我有个写石达开的，他说给我一万字，我就把这篇稿子发给了他，他看是这个题材，就先喊两个年轻的编辑看，据说一个女娃娃看得泪流满面，另一个男娃娃看得激动地在编辑部走动、彻夜难眠，后来，他就拿来看，看了连夜给我打电话，说发了，结果他给我发了二万八千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