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火
1、关于《红楼梦》的民俗及阅读
2、关于历史回馈是须要打抱不平的
朱先生①：
你好！谢谢你的真诚和热心！
大函说所编《中华遗产》，准备做一期关于《红楼梦》与明末清初贵族日常生活关系的专辑，这是一好主意。也许可以让我们当下的人，通过《红楼梦》里那些至今活灵活现的场景，去感受明末清初文化碰撞、冲突到融合过程里的世相与风貌（远离了我们的世相与风貌，还是残存于当下依稀可见并还有些影响的世相与风貌？）。虽说《红》已成显学，而且有关《红》的研究、欣赏的文章汗牛充栋，但是由于《红》的经典性和开放性，决定了只要汉字在、汉文化在，谈《红》的文字，就一定会在。大函提及，因为受邓云乡《红楼风俗谭》《红楼识小录》等著的启示，要做这样一期专辑。照理讲，邓先生（当然还有像周汝昌、土默热等先生）在《红》的风俗方面，差不多已经写尽，但谈《红》的文字，不会因为前人已谈，后人就没有谈的了。譬如，即便邓先生写过一则关于“吃螃蟹”的锦绣文章，是不是关于《红》里吃螃蟹就没有再谈的可能和必要。在邓先生这篇锦绣文章里，邓先生先引《红》中的相关段落：“这个我已经有个主意。我们当铺里有个伙计，他们家地里出的好螃蟹，前儿送了几个来。现在这里的人，从老太太起，连上屋里的人，有多一半都是爱吃螃蟹的。前日姨娘还说：‘要请老太太在园里赏桂花吃螃蟹’。因为有事，还没有请。你如今且把诗社别提起……我和我哥哥说，要几篓极肥极大的螃蟹来……（省略号为邓先生注）”。引文后，邓先生从这段文字说开去。一是，这段话的场景和语言风格的习惯，定在北京城而不是在江南（这是对《红》产生的地域背景的间接佐证）；二，这段话把相关的人物交待得非常清楚，虽然在这么简明的叙事平台上；三、仅就这段话把宝钗的性格活活地画了出来。邓先生不愧是风俗专家，以螃蟹非水中一事，考证螃蟹在北在南的成熟时间不同，由此得出《红》的语境和语言习惯在北方而非南方。四，梳理螃蟹于文人笔墨里的源流，细致而生动。不过，邓文却并没有深问《红》为什么如此大写特写螃蟹。其实，在我看来，螃蟹不仅是美食，螃蟹还应是富有吉祥意义的美食。据《柳如是别传》考证，当二十三岁的柳如是与五十九岁的钱牧斋结缡三年间，老夫少妻、才子才女，诗书画酬和，情趣多多。钱为此专门写了一长排律来表达这美好的心境。其中有几律是：新妆花四照，昔梦柳三眠。笋进茶山屋，鱼跳蟹舍椽。余霞三泖塔，落日九峰烟。“蟹舍”，渔村小屋，转喻为高隐之地，再转喻为快乐之地。唐人张志和《渔父歌》：“松江蟹舍主人欢，菰饭蓴羹亦共餐”，即是心情愉悦的标识。可见，“螃蟹”对于贵族生活来说，是多么的有意义，但邓文却没有涉及。另外，邓先生所引的这段文字里，有几处，与脂本不同。一处是“他们家地里出的好螃蟹”，脂本（包括戚蓼生序脂本）作“他家田里出的好肥螃蟹”；一处是“前儿送了几个来”，脂本作“前儿送了几斤来”；一处是“连上屋里的人”，脂本作“连上园里的人”。不知邓先生所引源自哪个版本，但别小看了这几处的不同。一，如果“地里”换成“田里”，那么邓先生的论证便没有立足点；如果“几个”换成“几斤”，那么其喜庆就更浓（而不是珍贵）；如果“屋里”换成“园里”，就更加符合贵妃省亲后，新筑的大观园欢乐气氛。这有些挑刺哈，不是有意冒犯已作古人的邓先生。这只是我读《红》于这节的某些的感受而已。读《红》也应千人千面的。《红》有许多日子没有去翻动了。正恰，前几天，一朋友问我，林黛玉那般厉害，为什么却挨妙玉戏谑？我才又翻开了《红楼梦》。正巧碰上大函提及这事。除了关于邓先生吃螃蟹一事，及来函《红》中听戏之事，便有了一些原来不曾有过的感受。也才有了这则有些长的回信。
在《红》里，设台小宴，听台折子戏，可以说是史太君的日常生活。特别是听戏，对于荣宁二府来说，正如第十九回“情切切良宵花解语，意绵绵静日玉生香”里所说“好热闹的戏，别人家断不能有的”，拿脂评的话讲，荣宁二府听戏是“必有之言”的。也就是说，作为皇亲贵胄，贾家的日常用生活里，是不能没有戏的。无论老幼男女，听戏不仅仅是一种娱乐，而是像贾家这样鲜花烹油的贵族，听戏就是一门必修课。当然，听戏的人却各有不同。因为老太君要听戏，一帮子晚辈都是要陪的（不仅仅是贾母喜热闹，而且表明贾母在整个荣宁二府一呼百应的地位）。但陪这差事，却不是人人欢的。十九回里，贾珍敷衍老太太，“回过贾母，过去听戏”。那些《丁郎认父》、《姜子牙斩将封神》、哪是贾珍们喜欢的，贾珍、贾琏、薛蟠等一干浪荡公子“猜枚行令”去了，哪里顾得及老太君。而宝玉也不太喜欢这些戏，说“看了半日期，怪烦的”，扯个小谎、抽着个空，便出来逛逛。于是有了袭人情切切地劝告宝玉的动人场面。听戏写得最出彩的是第二十二回“听曲文宝玉悟禅机，制灯谜贾政悲谶语”。
老太君要留娘家孙女史湘云，理由只有一个，唱台大戏为宝钗庆生。一戏三用，老太君够聪明的。这台戏可不像十九回那台平常日子的戏。因此，凤姐积极筹备，请好戏班子。点戏时，一干小姐和宝玉，邀宠老太君，各显其能。这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因为庆生唱戏这样一个平台，才有了湘云、黛玉与宝玉那复杂且微妙的少男少女的关系得以尽情释放，以及隐晦的展示。同时还看到了，戏于豪门、戏于当时社会时尚的关系。就贾母内院中搭了家常小戏台，定了一班新出小戏，昆弋两腔皆有。宝钗是这个生日派对的主角，当然由宝钗先点，宝钗点《西游记》，然后凤姐点《刘二当衣》，宝玉、湘云、迎、探、惜春和李纨各各点了，待酒席上来之前，又让生日派对主角宝钗点，宝钗点的叫《鲁智深醉闹五台山》。这一事件，生出许多故事与关节。小戏台对于豪门来说，那时必不可少的。在脂评看来，除了小戏台“另有大礼所用之戏台也”，并就此指出，无论大小，都为“侯门风俗新不可少”。脂评里的“新”，其实算不得的。戏曲由元滥觞，至明特别是明后期达到高峰（这一高峰几乎可以称得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除了这一高峰的杰出代表汤玉茗及其“临川四梦”之外，还有许多戏曲家，如南明权臣阮大铖，其人格极为卑污，但却以“石巢四种”闻名当世。清初则有《桃花扇》为世人侧目。在《陶庵梦忆》里，张岱不仅记录了诸如“彭天锡串戏”、“目莲戏”等特有的地方戏种，还记录了著名的戏子如朱楚生。光是“彭天彭天锡串戏”一种戏，在张岱家里一年就要演五、六十场！而目莲戏，据张岱记载，戏子剽轻精悍，能相扑打者三四十人，可演三天三夜。张岱还介绍道：“戏子如度索舞絙、翻桌翻梯、觔斗蜻蜓、蹬坛蹬臼、跳索跳圈，窜火窜剑之类，大非情理。凡天神地祇、牛头马面、鬼母丧门、夜叉罗刹、锯磨鼎镬、刀山寒冰、剑树森罗、铁城血澥”，如演《招五方恶鬼》《刘氏逃棚》等剧，台下“万余人齐声呐喊”。这样的场面，连张艺谋、王朝歌的“印象”系列，恐怕也会相形见绌。至于闻名当时的戏子朱楚生，在张岱眼里，不仅“狐意在眉”、“深情在睫”，重要的是朱楚生虽“色不甚美”，但性命于戏，下全力为之”。可见明末戏剧的普及，和演戏者视戏为生命。到了贾母的大院里，当然不是如张岱所记录的那些大戏，更没有了如朱楚生那样视戏为生命的戏子，有的是荣宁二府的热闹，和贾母摆谱的平台。这是一。其二，贾母的摆谱要由一干孙子辈来衬托，让其摆谱天衣无缝。其三、宝钗作为这台戏的主角，点的戏有戏名，而一干宝、黛、湘云、三春所点之戏连戏名也没给出，唯有宝钗点的两出戏都有戏名，表明宝钗的正式“登堂入室”。其四，在这一只有2000字的桥段里，行文斗折蛇行却又那般行云流水，仅此一桥段，亦足见雪芹的生花妙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