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移民，这次从西边过来，就像一枚胡桃从西部来到了东部。但把这枚胡桃运到深圳来，成本很高的，因为现在从新疆到深圳的机票要将近三千元，回去还要花这么多路费，相当于请了一个老外，一个人花掉了好几个国内诗人的路费，所以要特别表示感谢。
感谢“第一朗读者”策划人从容女士的盛情邀请，这个跨界诗歌项目做得很好，影响力已超越诗歌界和文学界本身，面向公众，立体呈现诗歌，具有社会性的、全国性的影响。感谢我尊敬的诗评家吴思敬老师为我颁奖。感谢臧棣兄撰写授奖词并做了精彩的学术点评。他们二位昨天在首都机场苦等六小时才起飞，能如约来到现场，令人感动。感谢本场的搭档、80后诗人憩园，他比我小二十岁，我在想，经过二十年的努力，会造就一个何等的憩园。感谢音乐人惠雷，将《达浪坎的一头小毛驴》谱成了一首好听的歌。感谢本场导演张露云女士，今天的舞蹈尤为精彩，很有创意。总之，要感谢今天所有参与读诗、唱诗、演诗的艺术家，以及到场的深圳诗友和观众朋友们，我在你们眼中看到了对诗的热爱和真诚，也看到了这座城市的多元与活力。
说完感谢，说说诗歌。——诗歌是什么？
诗歌是一种力量，因为诗歌改善我们内心，进而改善语言的现实处境，是抵御种种野蛮裹挟，免于心灵碎片化、齑粉化的一种力量；
诗歌是一座寺庙，语言的寺庙——言之寺，诗人就是言之寺的和尚，有各种各样的和尚，小和尚、老和尚、花和尚、疯癫和尚，更有修行和尚、得道高僧；
诗歌是一种祈祷，现代诗徘徊于“咒语”和“祈祷”之间，在寻找自己的正道和未来，我发现今天诗人们的天枰，明显向着“祈祷”倾斜了，这是一个好的信号；还有，诗歌是一种分享，就像我们今天，向公众开放的“第一朗读者”，我们分享了这个读诗、唱诗、演诗的时刻，分享了一席诗的视听盛宴，当我们走出“胡桃里”时，内心或多或少已经有所改变。如同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了一把可以用来对付生活这枚坚硬胡桃的“胡桃夹子”。诗歌被人分享，是诗歌的有幸，诗人的有幸。
我们不说生活如此美好，或者何等糟糕，我只想说：经过诗歌打量和审视的人生，值得我们一过！
（2015年7月25日于深圳海上世界胡桃里音乐酒馆）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当代诗歌
在台风中开会，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江尾海头的浏河，使我们领略了“灿鸿”的热情。雨中刹那，变成一只江南落汤鸡。当我们变成落汤鸡之后，更能理解、体味海上丝路和海上风暴，以及郑和以浏河为起锚地七下西洋的艰辛、不易。向西，则是另一条艰难困苦的路——陆上丝路，叶舟称之为“宿命的版图”，那里有漫漫长途、无尽头的沙漠、可怕的沙尘暴……法显、玄奘、马可波罗等都见证过路途的艰辛。有一个统计，从公元3世纪到8世纪，共有一百六十九位中国求法僧沿丝路去印度，平安回国的只有四十二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为求法而舍身丝路。陆上丝路和海上丝路，演变为今天的“一带一路”，是对历史的承继、发扬和敬礼。
“一带一路”将丝绸之路这一“地理神话”转化为“国家叙事”，是宏伟的战略构想，代表了一种新思维、新眼光、新视野，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层面。
近百年来，复活丝路的呼声从未停止过，具有远见卓识的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说：“中国政府如能使丝绸之路重新复苏，必将对人类有所贡献，同时也为自己树立起一座丰碑。”中国政府倡导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意味着新的历史机遇期的开始。
丝路与诗歌，是一种怎样的关系？“一带一路”背景下，诗歌能做点什么？这同样须要从多个层面来分析。诗歌，首先是个人的事情，因为写作是一门高度个人化的手艺，是一门特殊的情感知识；其次，诗歌是文化的事情，因为诗歌参与当下文化的建设与进程，重塑时代和我们的心灵；最终，诗歌是文明的事情，因为诗歌面向未来，如帕斯所说，诗歌是“人类社会未来形象的楷模”。“一带一路”的提出，在文化层面上，我首先想到的一点是：对话与交流。诗歌，正可以成为当代对话与交流的“使者”，它越过语言的边界，是人类共同的精神分享。以诗歌为代表的深度文化交流，对于今天这个“全球化”和“地方性”并存的时代，对于地区与地区、族群与族群、国家与国家、文明与文明来说，已显得十分重要。
李希霍芬命名的“丝绸之路”，历史上不仅仅是一条商业贸易通道，更是一条东西方的对话之路，文化、思想、宗教的传播之路，留下文明交流的传奇史。丝绸之路在唐代达到鼎盛期，“商胡客贩，日奔塞下”，“石榴酒，葡萄浆，兰桂芳，茱萸香”，这是古人见证的丝绸之路。发端于汉代的边塞诗，到这时也达到极盛。唐朝有一种海纳百川的胸襟和气度，是一个融合型、国际化的黄金时代，无疑与丝绸之路的通畅和高度开放有关。唐代胡风盛行，是一个胡服、胡食、胡乐备受青睐的时期，对舶来品的迷恋是唐代生活的一大特征。美国汉学家谢弗有一本书，《撒马尔罕的金桃》，是专门研究唐代舶来品的，写到了近两百种舶来品，有十八类。单拿植物来说，就有几十种，今天带“胡”字和“西”字的品种，都是从西边过来的，是“植物移民”，如西瓜、胡瓜（黄瓜）、胡椒等。葡萄、石榴、无花果，就被誉为丝绸之路“三大名果”。张骞出使西域，没有带回皇帝想要的汗血宝马，但带回了葡萄和苜蓿种子。植物的迁徙，同样包含了许多文化交流的记忆和信息。
有一种诗歌文体，柔巴依（鲁拜体），扮演过古丝路文化交流的“使者”。柔巴依是波斯——突厥民族共有的古典四行诗样式，有一种说法，它的产生与唐代绝句有关，是从唐代绝句脱胎而来，并由生活在汉地和长安的胡人带到了波斯——突厥地区。我们知道，源于六朝乐府的四行绝句，到唐代才真正到了一个成熟期和极盛期。柔巴依的巅峰之作是欧玛尔·海亚姆的《柔巴依集》（又译《鲁拜集》），被誉为“波斯诗歌的最高典范”，只有一百零一首、四百零四行，在全世界有五百多种译本，译本之多仅次于《圣经》。最名贵的一本，牛皮封面珠宝镶嵌，1912年随“泰坦尼克号”沉入了大西洋海底。丝绸之路也被叫做玉石之路、香料之路、瓷器之路等，与此同时，丝绸之路也是一条诗歌之路。从八世纪开始，唐代绝句、波斯柔巴依、西域柔巴依，再向西，追溯到希伯来情歌（《圣经·雅歌》），在东西方的天空下交相辉映，成为古典主义时代的一道文学奇观。我在十年前写的《柔巴依：塔楼上的晨光》一书中，曾用大量的史实和诗歌例证，将“丝绸之路”改写成了“柔巴依之路”。
今天，从表面上看，东西方交流已在更广泛的领域展开，非古丝路时代能相提并论，但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仍能感受到两个世界之间的差异，以及隐藏在骨子里的“古老的敌意”。正如英国小说家吉卜林所说：“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两者永远不会碰上。”拿新疆来说，尽管是国家向西开放的“桥头堡”，东方和西方之间的“文化跳板”，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域，但因地缘政治、历史问题、民族宗教、“泛敏感化”等原因，新疆与中亚国家的边境仍处于“半封闭”状态，物质往来较多，文化交流稀少，远远落后于古丝路时期，甚至是停滞的、陌生的、疏远的、隔绝的。就像塔城边境塔尔巴哈台山上的一座阿肯墓，一半在中国，一半在哈萨克斯坦。这是一个悲哀而形象的比方。历史上，丝绸之路从长安到地中海（一说起始地为丝绸之府的浙江湖州），都是点和线的关系，到新疆，就变成了一个面，一个伟大的面——只要有绿洲、有草原、有人烟，都是丝路可以经过的地方。但在今天这个辽阔的“面”里面，在新疆内部，情事复杂，隔绝尤甚。当民族与民族之间丧失对话和交流的时候，剩下的只有冷漠、躲闪、隔阂，到严重的时候，就成为爱德华·萨义德类似批评过以巴的“互为人质”、“互为地狱”。我在新疆生活了二十多年，从未去过周边的中亚国家，办手续很复杂、很难。我主持《西部》改版五六年，一直在呼吁创办“丝绸之路国际诗歌节”和“丝绸之路国际文学奖”，但得不到什么响应。不久前，云南举办了“2015中国·南亚东南亚作家昆明论坛”，还有今天的这个论坛，都很有眼光，非常好，但要类似搞一个“中亚文学论坛”，在新疆有很大难度。当一只馕、一块腊肉都变得异常敏感和意识形态化了的时候，对话和交流就受到了梗阻。“脱敏”问题不解决，陷入进一步的“泛敏感化”，“一带一路”在西部就会遇到最大障碍。这是个大问题。现在，尽管有了“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新疆的情况仍不容乐观。新疆问题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它已变成一个悖论，呈现出开放时代的“密闭”和“孤独”，存在太多的“人为边境”。
最后想说的是，每个诗人都有自己的“一带一路”。诗歌是一种个体劳动，是高度个人化的创造和修为，也是一个人的神话和宗教，向内向外，既大又小，雌雄同体，悲欣交集。当一个诗人坐下来写作的时候，他是单独者、真正的“个体户”，是“言之寺”的僧侣，对自己的母语、写下的每一行诗，负有运命和天职。宏大的“一带一路”，有时会变成具体而微的“一带一路”，譬如他生活的城镇、村庄和家门口的“一带一路”——林带的一棵树、一丛灌木，或路上的一位老人、一个孩子，都与他有着更真切的关联。由此，构成个体经验的唯一性和切身性，以及写者与世界的命运共同体关系。
（2015年7月11日在江苏“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当代诗歌”论坛上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