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红艳
我九岁那年的腊月初二，我们木槿沟来了个女疯子。她穿得虽破烂，但一层压一层理得很齐整。白天见不着她人，晚上马大爷家的柴房草窝里却飘出颠三倒四的歌，声调深情，韵律宛转。开始两天，木槿沟上下都来瞧热闹，心软的婆婆大娘们还给她送吃的。几天后就只有马大妈用喂猪的瓢舀些泔水放在柴房门口。她也不走。不仅不走，我们还听说，她要给阿亮做后妈了。
肇事者竟然是我妈妈。不知道我妈妈怎么说服那女疯子留下来的。但这显然是不被允许的。阿亮奶奶当面数落了我妈妈一顿。阿亮爸爸见了我妈妈也冷着个脸。
是了，阿亮一家老小三个，如今全是男人。阿亮妈妈前年过的世。哮喘，死在大白天。木槿沟单身汉本来就多，多一两个单身汉没有什么不妥。我妈妈真是多事。
那女疯子很快成了木槿沟人头发里的一颗虱子。撵，不能撵，一下撵走少掉很多乐趣；喂，喂不家，喂久了平添许多烦恼。木槿沟暂时允留了她。木槿沟隐隐回旋起一股幽秘的风。不再沉静。
木槿沟属川南丘陵，山都是些土包子，不高且座座相连，山上庄稼多树少。早晨太阳从东山头的柏树林升起，傍晚又从西山头的柏树林落下。南边一座山，打横做了沟头。那山两端绿油油，独独山梁寸草不生，活像一匹上了白鞍的青马。一股溪水从马头流出，在沟里扭几个弯儿，然后自在欢畅地跑到北边沟尾。沟尾有座桥，桥下是河，桥上是大道。
以前我们木槿沟，房屋前后、田边土坎都栽着木槿，一年三季夏秋冬，紫红色的花开了又谢。尤其是五六月间，木槿沟便被织进层层繁花当中。但到我出生时，人们已刨掉许多，只家家户户门口还留着一些。人们说，木槿长得快，不成材，荫庄稼。
木槿沟有两里多长，房屋都藏在山脚竹林里。
吃饭时人们喜欢端着碗，碗里夹点菜，手里捏个饼，沟上沟下走着吃。可是只要我拿着碗出门，我妈妈便敲着桌子喊：回来，吃要有个吃相！
我说：你不也端着碗到处走？
几步跳进马大爷家的院坝。大爷家院坝宽，一家人又好说笑。游走的就餐者把这里当作了终点。马大爷家的院坝因而成了广场，十分热闹。
有时，马大爷会郑重地指着小孩儿的碗说：啊，你碗底下有条虫！
我从来不上当。只有阿英会上当。常常是一碗米饭撒去半碗，有次还把一碗热汤洒到脚背上。阿英真是傻，也不知道生气，回去添满又出来了。阿英妈妈冲马大爷骂声“猴儿”，倒提了筷子就要打。马大爷在人群背后躲闪着，我们在旁边笑着，呐喊着。
阿亮一家却很少把碗端到外面。我们的笑声碰到他家墙壁，弹回来，变得铮嘣嘣脆。我们的笑声一颗颗落进他家墙缝，惹得一只黑糟糟的猪鼻子伸出来冲我们哼哼。但我们从不到他家吃饭。阿亮也不跟我们一起玩。
我妈妈就说：你怎么不学学人家阿亮？你还是个女娃娃！
我是不服气的。我女娃娃怎么啦，我爬树爬得高。打酸枣，我能站到最细的树枝上，一手只扶一簇叶子，甚至连叶子都不沾。阿亮的弟弟阿迪，人送绰号“地拱子”，胆子小，从一棵两人高的桑树摔下来就不敢爬树了。我爬上树摘枣，我往下丢枣，他眼巴巴盯着，我妹妹们捡，他也捡。他的裤兜鼓鼓的，尽是些青疙瘩，酸得他那小眼睛唏唏唏蹙拢成一堆。
阿亮不打酸枣。回去经过他家院坝边，我捧一捧枣给阿亮奶奶，又黄又软又甜。
我割草也快。
但我妈妈还是说：“你怎么不学学人家阿亮？”
有一次，放学早，我跟了阿菊到山上放羊。我躺在草坡上嚼丝茅草那甜甜的根，只见太阳缓缓落在对面山顶，树枝丫杈一点一点戳进那红蛋蛋里，像丝茅草扎穿我们的屁股，露出针尖一样细的光。我正想着爬树取那红蛋蛋，阿菊喊：“阿亮，放学啦？”我坐起来。阿亮从坡下走过，头低着，耳朵红着，军绿的单肩包在右腿那儿一打一打。
“阿亮每天放学回来，都要先割一背草再做作业。”阿菊像是对我说又像自言自语，脑袋和话都追着阿亮偏过去。
阿亮走过的小路，豌豆秧藤子壮实地堵在两边，圆圆的叶子中间开出紫色红色白色的花。我抬手指着对阿菊说：“看，豌豆花！”豌豆花跟我身上有个地方多像啊，我拿镜子照过。我不会告诉阿菊我拿镜子照过。阿菊比我大七岁，我怕她知道了会嫌弃我。我知道她一定会嫌弃我。
我看着阿菊，夕阳照着她。她的瞳仁变成了金色。她的眉，她的脸颊，她嘴里白白的牙，每一处都闪闪发亮，活摇活甩的，争着告诉你些什么。什么呢？
“豌豆花有啥好看。”阿菊撇撇嘴，伸手拉过一条花藤，折断，递给我。
一笼木香从结了籽的马桑树爬到柏树上，开满小白花。小白花开得嗡嗡嗡嗡响，香气闷得那棵树缩成一团。
阿亮奶奶一生病就要在床上躺两个月。这时候我奶奶会去照顾她。她比我奶奶年长，木槿沟的小孩都叫她大奶奶。大奶奶长年坐在门坎上，拴着条灰围裙，围裙下是又尖又短的脚和一个烘笼。烘笼的炭火里总埋着些小细物，花生，胡豆，麦子。只要小孩在她跟前站一会，她就会用长长的黑指甲掏出一些来给他们吃。大奶奶不做活，靠三个儿子供养。大儿子是阿菊爸爸，我喊为大爷。二儿子就是阿亮爸爸，我喊作二爸。木槿沟的小孩，管没有血缘关系的男人叫爸，女的叫妈。木槿沟的小孩，叫别个的爸妈叫爸妈，特别顺口，特别亲。即使后来明白不是那么一回事，还是叫得自然而清朗。木槿沟的人淳朴得很。
我奶奶在围裙里兜些杂七杂八的东西送给大奶奶，我也跟着。我从妈妈的坛子里摸鸡蛋，揣在兜里给大奶奶送去。家里活多，奶奶忙不过来，有时我就自己一个人去。
大奶奶和阿亮家在一个院。阿亮妈妈死后，很少有女人进出这个院。每次踏上院门口那三级歪歪扭扭的石阶，再抬腿跨过那齐膝高的石头门坎时，我都有点害怕。阿亮妈妈死的时候我在场，这叫我害怕。他们家里那股陌生的气味，也叫我害怕。
我问过阿菊：阿亮他们吃什么？
阿菊说：跟我们吃一样的。
我又问：谁做呢？
阿亮。
谁给他们洗衣服？
阿亮。
我想：阿亮真是好。我长大要嫁给阿亮。
我从大奶奶屋里出来，顺当就趴在她门口一个半月形大水缸上，一趴半天。阿迪有时也过来趴着。水缸在屋檐下，整块石头凿成，里外都有绿毛。缸底的绿毛又细又长，有鱼躲在底下。我的手指躁动不安，想捉鱼，却没胆量。
我趴在半月形的水缸上，一趴半天。似乎水缸让我着迷。水缸确实有迷。一条弯弯曲曲的房檐线将一缸青花绿亮的水划作两半。一半清幽透明，缸底练习伸展的小沙虫都看得见。另一半泛着光，光的下面是房檐，檐下有云，云下有天。望久了，人似乎要栽进万丈深的云天里去。我便不得不让眼睛一层层爬回来。直到一蓬毛毛的头发，两个鼻洞，一对黑眼珠，虚虚浮浮映在水面。
我想等到阿亮翻开书写字，但总是等不到。阿亮似乎是故了意躲在屋里不出来。最惹人烦的是我妈妈，她隔会儿就要叫唤：“木槿！木槿！”回答得稍微慢点，一根木棒便会落到屁股上。
暑假过去很长时间了，没看到阿亮。我跑去找阿菊。我牵着羊跟阿菊转了两座山，看她纳鞋底纳完了整朵八瓣花，又到厨房帮她烧火做饭。有人从青烟缭绕的门口走进来，是阿迪。他打着光脚，比灶头高出一点点，他跟阿菊借米。他走后，我问：阿亮呢？
“去马家镇读书了。”马家镇离木槿沟有二三十里路，过了沟尾的桥一直往北走，要走上两个多小时。“阿亮啊，真有出息。”阿菊没读过书。她说这话时好像看见了天边的彩虹。我长这么大了，九岁了，只在书上听过彩虹这东西，没见过。
我们木槿沟的姑娘十五六岁就要说亲。阿菊也定亲了。她的手里有了忙忙碌碌的绣活，绣鞋底，鞋面，枕巾，床帘。她绣花的样子又让我着迷：低着头，长睫毛上弯弯地淌着眼里的波光，鼻翼微微翕张，吹动唇边的茸毛，那茸毛像冬天菜地里化了霜带着露的嫩酥酥的麦麦儿草。
我看阿菊做花样子。她用笔在年画的背面勾出线条，剪下来，轻轻拈起来，薄薄细细的压进一本大书里。她家过年时贴的新画撕完了，我又把我家的撕下给她。她用抹布蘸了清水，一点点把粘在画上的浆糊、泥垢擦净，晾一晾，然后慢慢描，高的矮的，圆的方的，有花的有鸟的，各不相同，个个都那么好看，个个都有双“喜”字。她又把一方方的白布红布绷紧，抽丝，横着抽，竖着抽，那布就变得有了灵气，仙女纱衣似的。她在上面绣花，花红得映人脸；绣鸟，鸟儿撅着尾巴跳。木槿沟的人赞道，好久没见过这么漂亮的针脚了。
隔上一阵，阿菊便要到马家镇去买布和线。我在我妈妈那里央求半天，终于获准跟阿菊一起去赶场。
那是个大日子。腊月十三。我穿了去年做的新衣裳。一路上，我快活地对着水晶般的晨曦吐气，嘴一张一张像条鱼。我跳着笑着，专拣路边的草丛趟，脚下结了凌冰的草嚓嚓断掉，鞋湿了，草籽钻进裤腿，我笑得更响亮。不一会儿，我全身就湿漉漉地冒起芥草香。阿菊头上也冒起白烟。她脱掉红外套，露出葱绿毛衣胸前那雪球样的绒线花。
赶场回来，我衣服皱了，鞋也脏了。
赶场回来，我妈妈叫我做什么我都木登登望着她，非要她说二遍。我妈妈说：木槿像是走脚了，是不是给她喊下魂？
天麻麻黑时，我妈妈拿个碗，碗里装了米和蛋。蹲在水塘转角处烧了几张火纸后，我妈妈手一翻，把碗整个儿扣在纸灰上便头也不回地往家赶，一路赶一路喊：木槿，回家来！木槿，快回来——
隔天，又去仙娘那里给我“收蛋”。
我还是迷迷瞪瞪。
我妈妈无法了：怕是怀你的时候，吃木槿根吃多了，生出你这个木槿疙瘩。
快过年了。木槿沟的黄昏变得格外富足。蒜苗炝油锅的味道，从沟头飘到沟尾。又冷又饿的人们便被香味勾引得急急回家。但白天，我们这群孩子是觉不出冷饿的。一年一年的，我们用谷草搓绳子，跳绳。我们用铜钱加鸡毛做毽，踢毽子。一年一年的，我们抽陀螺，我们扯响簧，我们滚铁环，我们在竹林里用竹笊儿捞竹叶笋壳，起火堆烤红薯。一年一年的，我妈妈散萝卜秧子，我跟在她身后，拣丢下的嫩苗回家凉拌。一年一年的，我爸爸剔树丫，我抠树枝上的茧子，把里面严肃的蛹儿抖到火里烧得喷香。一年一年的，我奶奶捡红薯，马大爷拾柴，阿英妈妈割猪草，我们这群孩子排着队，前呼后拥。
一年一年的冬天，是我们的狂欢。
女疯子的到来给我们又添了一件好玩意。
阿亮爸爸挑柴从坎下过，正踮脚摘扁豆的阿英妈妈低头笑他：“马二哥，砍那么多好柴啊，肉怕要炖烂了！新锅儿饭好吃吧！”扁担从左肩换到右肩，柴垛呲牙咧嘴对准了阿英妈妈。一会儿，一堆丫丫叉叉的蒿草抖过来。阿英妈妈停手招呼：“阿亮，打草啊？要娶新姑娘了哇？”没人接她的腔。
大奶奶坐在门坎上骂人，满脸皱褶都往外喷溅毒汁。她骂门坎旁的竹林，门外的沟，沟那边的柏树林，骂早死的孤魂野鬼，骂现世的狐子妖蛾。
我们这群孩子才不怕呢。我们在阿迪身后，喊着他的外号编歌：
地拱子，后妈子，地拱子喊后妈子，后妈子赏他一个大包子；
地拱子，后妈子，地拱子拱后妈子，后妈子坐他一个大沟子……
我们的生活有多单调，我们的歌就有多敞亮。我们从这匹山唱到那匹山，跳绳时唱，跳房子时也唱，我们故意在阿迪身边唱。阿迪歪着头，拿食指指着我们，咬着牙，赌咒发誓：“再唱，我打人了！”我们笑着跑到田埂上继续唱。阿迪发狠了，冲过来，冲到田埂上，飞快地，没燃的火把似的，冒着烟，溅着火星，冲向我们。我们开始还拣田埂一字跑，嘎嘎叫着，尖声笑着，后来便散开了，散在田里，如一群蒙着眼的鸭儿，惊慌地拍着翅膀，四处乱窜。布鞋进水了，凉沁沁的，软软的，跑起来滋咕滋咕响。青菜杆啪啪断着，麦苗踩趴了，冬水田埂踏垮了。一个孩子吓哭了，他绊倒在油菜地里，被阿迪擒住衣领。威风凛凛的阿迪，激动得脸颊上的米汤癣都发红发亮的阿迪，夸张地鼓动着破漏的胸，寡淡的脸因愤怒和骄傲变得生动异常。我们停下来，对峙着，听惊魂未定的阿英弟弟吸溜着鼻子哭。
天地一片安静。大家有些冻住了。连阿迪自己，都被这突然的安静搞得不知所措。
竹林里，雀儿在叫。田里，折断的菜杆流出绿汁。西山头，一蓬青烟升起。我妹妹弯腰捡路边的干草擦鞋。
“你唱啊，有种你再唱啊！”阿迪突然爆出一句，吓了我们一跳，他自己也吓了一跳。他看向阿英。
我们也看向阿英。阿英一跺脚，跑过去，提起弟弟胳膊，使劲捣了几捣：“哭！哭！就晓得哭！”拔萝卜样拔起弟弟，又栽萝卜样栽稳、安正。转头，阿英就朝阿迪吼：你要咋？你要咋？
脸上的米汤癣像面糊糊碰到热锅一样卷起边子，收缩、起泡、从白变黄。阿迪歪起下巴、支出下嘴皮：咋？哪个喊他乱喊我！
哪个喊你了？哪个喊你了？哪句话有你的名字？阿英瞪着大眼睛，脖颈一撅，咬住他的话。
哪个喊你了？哪个喊你了？我们撅着脖颈，使劲帮腔。
冬天的下午，跑出的汗暖和了裤腿上的水，可是过一会儿，水就冰凉冰凉地往肉里钻。阿迪的米汤癣哆嗦着变成灰色，又变成紫色。
经过这次后，我们收敛了。没多大意思了。
特别是我，尤其觉得没意思了。
腊月二十九，半夜里，木槿沟的狗叫唤开来。一团团狗叫闷闷钝钝，顺着沟头，渐渐朝远方滚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