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旃“稳定的病情”再次引起厂保卫部门的注意。他的生活“较规律，关心报纸，注意时事”。他每天在单位食堂吃两餐，每餐都按时到食堂吃饭，自付粮票和钱票，计算得比较清楚。在饭后，还帮助食堂工作人员打扫卫生，收拾餐具。回到宿舍，就详细地做日记。有时间就去街头散步，或去邮局等处看报纸。2月26日，张旃在二道河子公安分局的揭示板前停留了十余分钟，看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月24日判处反革命的布告。3月，发现他与厂副总工程师（隐其名，其兄在香港和台湾——作者）突然接触，并数次到其家中，进行较长时间的交谈。7月，他给上海永康路居住的表兄黎斌去信，打听其四叔和舅舅的地址。9月，又发现他经常外出活动，随身携带的挎包从不离身，并绘制了柴油机厂及拖拉机厂平面布置简明示意图，同时又绘制了拖拉机厂底盘车间和第一汽车制造厂发动机车间的草图。因此，从当时“表现上看，其头脑颇为清醒，毫无患精神病之感”（见“窃密嫌疑分子孙志新〈张旃〉材料”）。
经调查分析认为，张旃所绘制的图样全面完整，字迹清晰正规，大体反映了1960年以来厂区的建设状况，而张旃自从患病以来从未到厂区来，也不接近厂区建造位置，因此认为这种情况很可疑。根据上述情况，调查人员认为，张旃确有重大窃密嫌疑，应列为重点调查研究对象。
保卫人员审查了张旃的笔记本。张旃在1960年2月间的笔记中，记载了厂内主要生产部件以及各国汽车构造的相关资料。
对于张旃的调查亦围绕他的社会关系展开。试图查清其患病前后各时期的思想活动表现；进一步调查其患病原因，复查病状；审查其笔记本，有否可疑内容；审查解放初期与张旃有通信和经济关系的人和事；甄别所绘制的图纸及其动机等。保卫部门先后调查取证了其堂叔张兹序、张兹墉、张兹埴的有关历史问题和现实情况，查阅了历史档案，调查其关系人是否具有特务身份，以及与其表兄黎斌通信的内容等。
调查的结果大同小异，多数被调查人员的历史情况，仍然仅限于过去组织上掌握的情况，从中并未发现新的有价值的线索和问题。
对其堂叔张兹序调查结论认为，与台湾亲属“政治上的关系可能性不大，但尚缺乏证明材料，今后应加注意”。由中共开滦党委统战部1962年8月28日出具的关于孙越琦的证明材料认为，“该人历史不仅复杂，而且社会关系也较复杂，目前所接触的人，大都是民主党派一些上层人物，不易查证，问题目前不易结论”。这或许可以认为是“不易结论”的结论吧。
孤独的死亡者
在柴油机厂厂区附近，有一栋坐北朝南的平房，是拖拉机厂的独身宿舍，早年是个大锅炉房。该锅炉房以东是洗澡间，后来全部改作小房间，作住户用。平房东面的房间住户是拖拉机厂电工陈显。由东向西依次住着柴油机厂司机王福春、消防队员吴明义、本厂电工马长祥、工人韩成玉。张旃的房间在马长祥、韩成玉家的北侧，仅隔一道墙和一条走廊，因那道墙有一段是板条白灰结构，不隔音，所以张旃房间里发出的声响在走廊里都听得一清二楚。
1963年5月6日那天，马长祥的爱人董续华和韩成玉的爱人毛国玉在走廊里听见张旃在叫唤，像是得了病。那一天声音并不大，所以没有引起她们的注意。到了第二天，张旃整整叫唤了一天，声音忽高忽低，或大声呼喊，或小声呻吟。董续华、毛国玉和陈显的爱人在一起谈论张旃的反常情况，董续华随口说了句：“疯子还能有正经的？”结果平时就很少与其来往的邻居们依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同情心来，给予这个孤独的患病者起码的人道关怀。到了第三天，即5月8日早晨，毛国玉到走廊里取水桶时，仍然听到张旃的叫唤，但声音已越来越弱。
1963年5月11日下午2时左右，即发现张旃得病的第六天，王福春爱人、陈显爱人和陈的小姨子姜秀云三人在一起聊天，又提到了张旃的事情。不知是谁说起好几天没见疯子出来倒便桶了。原来那趟简陋的住房没有厕所，因此，张旃在平时早晨起来，都要到房前倒便桶。又有人说：前两天听到张旃在叫唤，好几天没有动静，是不是人已经死了？于是有人提议去看看。
姜秀云走在前头，另外两人跟在后面。当姜秀云拉开第一道门走进张旃的外屋时，从第二道门的玻璃窗往屋里看，见张旃躺在床上，张着嘴，闭着眼睛一动不动。三个女人慌了手脚，跑出来找宿舍收发员张士风来看，确信张已经死去了，于是立即报告了工厂总务科。
工厂保卫部门对张旃的死因做了调查，并由公安部门对其进行了法医鉴定。张士风是独身宿舍的管理员，与张旃的接触时间最长，1955年和1956年曾对患了精神病的张旃进行过看护，1960年以后，张士风又同张旃住在一起。据张士风讲，在此期间，“没有发现有人找过孙志新（张旃），他那里很埋汰，谁也不到他那去”。2月份，张旃接到一封信，是灰色信封，从北京寄来的。此后，他就经常到收发室问有没有他的信。4月前他经常到宿舍收发室去，有时看看书，很少和别人谈话。他背的书包，除有几本书叫别人看之外，其他东西都不叫动。
邻居吴明义说：在7日下午4点半我下班回家，到三厂的独身宿舍打水，回来听毛国玉说，后屋的老疯子叫唤呢。于是我们俩就去看看。到房檐下，因窗子太高看不见，所以我就想进屋看一下，第一个门是木头板做的门闩，我打开后，又看见第二道门，屋里透出的气味很难闻，我当时想，老疯子每天都用便桶，屋里的气味一定更大。再推第二道门时没有推开，就以为是划上了。那天正下着小雨，也没有听到老疯子叫唤，就没有当回事，于是我们就回来了。在11日下班时候，见拖拉机厂大门外的锅炉房门口放着一口棺材，从大家议论中得知老疯子死了。
1963年5月11日14时，公安部门对张旃的住处和尸体进行了检查。据法医检查确认，张系因患精神病多年身体十分衰弱，又患有某种疾病而死亡，尸表检查所见：尸体体格消瘦，营养极度不良，眼窝凹陷，球睑结合膜苍白，角膜呈轻度混浊，瞳孔呈对称性散大……结论系病死，无自杀或被害的可疑迹象。嗣后又对其住址周围的居民群众进行了访问，亦未发现其他可疑情况。
为了查清张旃窃取机密图纸和资料的嫌疑问题，对其全部遗物进行了清理检查，对有关资料和日记作了详细审查。
根据遗留资料记载，张旃曾学习了数学、化学、机械加工等多方面的技术理论课程，并写了五部分笔记。同时又做了技术练习和工厂设计活动，先后曾写出了水压机、蒸汽机、汽车、军用飞机、机床、机械加工、炼铁、火柴等十一个方面问题的设计和制造技术资料，还搞出长春电机厂、火柴厂、炼油厂、轴承厂等十五个工厂的设计图纸。
在张旃三年零三天的日记中，记有详细的生活活动情况。关于绘制的636厂（柴油机厂）和拖拉机厂图纸的时间和来源也有记载。张旃经常到636厂和拖拉机厂工地溜达，看到工厂建设情况后，为了表明工厂发展的情形，而绘制了636厂和长春拖拉机厂厂区平面图。如1962年11月14日记：“12时45分我夹着纸夹子，从东面拖拉机厂工地，‘302’轮式拖拉机总装配车间已修好了，车间是南北向，八个开间，西面东西向两个开间……车间东西向130米，南北向95米，总面积9500—10500平方米……（拖拉机厂无‘302’车间，是张自编的）。”
1960年5月3日记：“下午没有出去，坐了一会儿，画好了一张我厂及长春拖拉机厂厂区平面简图……草图画得草率而简单，只不过是表明车间位置及大小使用，可以计算全厂面积时使用，以后还可以补上其余的车间及单位部分，我画这张图是表明我以前工作的工厂（636厂）现在大概的情形，另外二厂是发展了，并帮助兴建长春拖拉机厂，就在我厂的南面和东面，占地面积约11.5万平方米。”
张旃还根据记忆和照片画出了汽车厂厂区平面图和发动机车间平面图。在1960年4月30日记载：“中午没有出去，画了一张第一汽车制造厂厂区平面简明示意图。照片上看到的都画上了，可能缺两个到三个较小的车间及生产辅助车间没有画全，只不过是表明了大约的厂区简明布置而已……”
张旃对自己绘制的有关636厂、汽车厂和拖拉机厂的图纸是很重视的，因怕丢失，在1962年10月23日送到厂内保存。张在当天和第二天的日记中记载了经过：“又整理和收捡起来，包整齐了大表格的规格本和23张汽车配件图纸和工卡具图纸。……5时许走到厂前办公大楼，把包整齐一包的规格资料本，存放在收发室的办公室里，管理员同志们收下了放在柜顶上……”第二天10月24日记：“9时50分走到厂前办公大楼接待室和管理员同志讲明白了，放在收发室的规格资料一包，可放在技术革命委员会（或）党委会办公室，存放安全就可以了，自己很为感谢……”
经过对张旃全部衣物和各种资料的审查，没发现可疑情况，对其全部二十本日记的审查，也没有发现对现时不满或反动的言论。
根据审查张旃遗留的全部信件和日记中有关通信记载，他从1959年9月以来向外发出信件十封，除接到上海表兄黎斌的三封回信外，其他亲属、同学等均无回信，在其表兄的三封回信中，亦无可疑内容。（以上见“关于可疑精神病患者孙志新〈张旃〉死亡情况调查报告”）
据此，公安部门做出结论：根据上述调查情况，我们认为孙（张）的窃密嫌疑问题可全部否定，撤销今后工作。
翻看一页页发黄的笔录和档案资料，霉变的气味不断地钻进我的鼻孔和脑际，我如同听到一个孤独的灵魂绝望的呻吟。那个时代的人们，极负责任地记录并构造了一个人的生命轨迹，迭现出一个无助的年轻人跋涉于泥泞之中的履痕。他最终湮没于世态冷漠的沼泽里，了其短暂的一生。
人们是否应该负责任地面对这个早逝的青年，从中得到足够的反思，学会善待生命，而不至于过早地忘却离我们并不遥远的悲剧？中国毕竟有过“后人复哀后人”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