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的采访对象主要是华人,主要是在莫斯科经商的华人,并且以浙商为主,是以在伊斯梅洛沃市场做批发生意的浙商为主。
伊斯梅洛沃市场还有一个名字,因为发音接近一只蚂蚁,所以中国人喜欢叫这个市场为一只蚂蚁市场。在2008年之前,这里是所有华商的大本营。走进这个市场,你根本感觉不到这是在国外。就像我,一度以为这是在中国某个城市的某个小商品市场。
商品与人一样,多,而且杂。有时,商品与人一样,与蚂蚁一样,多,而且杂。
鞋子、裤子、袜子、帽子……羊毛衫、羊绒衫、羊毛毯、羊毛袋……雨伞、雨衣、饰物、饰品……皆是中国制造,应有尽有。但这真的是在莫斯科,在一只蚂蚁。
当然,事实上,我们到莫斯科时是在2009年的初冬。这时的一只蚂蚁是冷清的。因为就在几个月前,一只蚂蚁被人杀死了。
年6月29日。
这一天的莫斯科是灰蒙蒙的一片,太阳一整天都没有出来。我面对的这些老乡们一说到这一天,眉头都拧紧了。他们的眉头一紧,我就知道这里面有一个又一个深不可测的故事。这个故事的核心内容就是一只蚂蚁被杀死了。
杀死一只蚂蚁的人是卢日科夫,是莫斯科市的市长大人。
这一天,莫斯科市的市长卢日科夫开始举起一把大马刀,这把锐利的马刀砍向了一只蚂蚁。卢日科夫是用嘴巴举起这把明晃晃的刀的,他的嘴巴一动,刀就举了起来,这把刀亮了一下,铮铮有声,那便是——让中国人和越南人都去休息吧。
莫斯科政府采用的是古龙笔下的刀法,谁也看不出是怎么出的手,所以谁也没有看见这只蚂蚁断为两截,也没有看见这只蚂蚁血花四溅,只是大家都知道这只蚂蚁已经死翘翘了。死在蚂蚁肚子里的是成千上万中国商人的心血。
他们是我的老乡,诸暨老乡,义乌老乡,浙江老乡,还有,中国老乡。
钟开山是个麻子,矮矮胖胖的麻子,他是我在莫斯科的第三个采访对象,是的,也是诸暨人。
对于钟开山来讲,这一天让他活着远远比让他死了来得更难过更难熬。对于钟开山脸上的麻子来讲,这一天已经让它们不再有了跳动的力气,尽管他脸上的麻子是因为会跳动而出名的。
这个莫斯科最大的商品批发市场,是莫斯科的“城中之城”,有着200多公顷的地盘,经营服装、玩具、皮货和鞋的中国人和越南人,还有阿塞拜疆人、土耳其人、印度人,以及独联体各国的商人都聚集在这只蚂蚁的心脏。就是这么大的蚂蚁,事先没有任何征兆,没有任何风声,却突然被杀死了,被关闭了,先是以违反环境卫生规定为由要临时关闭检查,然后就成了永远的回忆了。从这一天开始,一只蚂蚁市场就成了钟开山的回忆对象。
当然不只钟开山一个,诸暨人蒋万福、哈尔滨人韩大生、杭州人林成都、义乌人毛桂平……很多,多到可以说不计其数,多到只要听到是中国的商人,只要是华商,开口就是一只蚂蚁的非正常死亡。
一只蚂蚁的非正常死亡对于中国商人来说,不是一万块两万块的事儿,都是成百上千万元的损失。因为中国的商人一般都在市场内租了仓库,也就是说,摊位连同仓库一下子全被封了,这样一来,除了出来一个光溜溜的人之外,真正成了一无所有的外地人。
确切地说,是一个一无所有的外国人!
钟开山与蒋万福讲到这些的时候,眼神黯淡,眉头紧锁。我看见他们的面前有烟雾晃过,然后我听见一声又一声的咳嗽声跳出来,我顿了顿,辨了辨,才发现,这些咳嗽声有的是从他们两人的喉咙里冒出来,而有些却是从我的喉咙里跳将出来的。
钟开山与蒋万福是会抽烟的,会抽烟的人咳嗽了。
我是不会抽烟的,不会抽烟的人也咳嗽了。
拨开这些沉重与冒着咳嗽声的烟雾,我觉得,应该稍微聊一聊轻松点的话题。生存的压力太过沉重,我们即便是采访,同样应该怀有对生存艰辛本身的一种敬畏。所以,我觉得适当聊聊轻松的生活也是我们启智他人的一种智慧吧,我想,就从最轻松的方面开始,比如俄罗斯的生活,比如俄罗斯的景区,比如俄罗斯的美女,采访男人嘛,说说俄罗斯美女多好,这些应该是呆了几年的中国老乡们感兴趣的吧,或者至少是生活在俄罗斯几年了的老乡们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
可是,正在我要打开这些话匣子,往里面放点轻松的佐料时,贾狂潮制止了我。贾狂潮用一句很粗俗的话将我制止了。
贾狂潮说,小如,你怎么搞的,你正在采访一只蚂蚁市场的关闭对中国人伤害的情况,这是我们这本书最最最重要的内容啊,你怎么又去问什么美女啊旅游啊什么了?
我一下子有点无语了,正想张嘴申辩时,贾狂潮又给了我一枪,这一枪砰的一声将我打倒在地,你不会是想去什么景点玩吧,告诉你,不采访好,我不会安排你们去玩的。我们的书要紧,我们的正事要紧!
我要说,从我写文章这么多年来,我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对我如此说话的人。不管对方是什么人,他们都会给予我应有的尊重,我一度觉得当个作家真好,没钱没关系,至少活得有尊严。可是今天,颜面扫地不说,我成了贾狂潮眼中的脚下皮,可以随时踩我一脚。有钱就了不起么,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么?我霍地站了起来,然后对着贾狂潮认真地看了看,目不转睛地盯着他,说,贾总,请你对我们的采访有点最起码的尊重可以么?
说完这句话,我径直去了厕所。看着这个很中国的厕所,我发现自己当初坐上飞机时仅有的一点新奇感觉完全没有了,于是,我朝小便池里狠狠地尿了一泡尿。听着小便狂奔而去的声音,我想,这时候的贾狂潮一定呆若木鸡了,一定傻在那里了吧。
说实话,我大小也是这个县作协的副主席,尽管只是名义上叫叫的。
主席是李大荣,李大荣就是县作协的老板。为什么说他是老板,因为这个县作协跟一般的私营企业毫无两样,主席就是老板,其他人基本都是不管事的,确切地说是没权力管事的。李大荣拉了一批人,然后注册了作家协会,于是他就成了作协的老板,虽然叫法上是主席。
作协在县级市没有常驻机构,谁先注册谁就是主席了。这一点我是到了作协以后才知道的。但我现在不关心这个,我关心的是我大小是个副主席,哪怕是名义上的。我这样说的意思是,不管怎么样,我出去为人家写稿子总是能受人尊敬的,人家一口一个吉老师,一个一个老师辛苦了,这样的话我还是很受用,我觉得知识分子就是这点好,钱虽然没有,但至少受人尊敬。
直到碰到贾狂潮,我才发现,有钱可以抵御一切。
直到碰到贾狂潮,我才发现,钱可以暴力到将一个人的人格肆意践踏。
直到碰到贾狂潮,我才发现,原来人的多面性可以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表现出来。
在离开诸暨这个县城前,我很清楚地记得我有多么不愿意到俄罗斯,贾狂潮有多么担心我不肯成行。贾狂潮说,吉老师,这事你一定能帮我,我也不会让你吃亏的,大家都知道你的文笔好,你得去。
我当然不会听他的,我只是为李大荣工作。只是李大荣拼命地做我思想工作,我就不得已了,同意了,但同意的前提是我不讨厌贾狂潮,至少那时我不讨厌他,或者说我不是太讨厌他。彼此只见过几面,没有任何深的来往,更没有物质上的交易。那时候,他叫我吉老师,上飞机后,他叫我吉小如,现在他叫我小如。这样的称谓,似乎越来越亲切,如果是放在两个谈恋爱的人身上。
可是,事实呢?
离开厕所时,我想,这时候的贾狂潮一定呆若木鸡了,一定傻在那里了吧。可是,我错了,我完全错了,我从厕所出来时发现,贾狂潮正和几个中国老乡聊得不亦乐乎。我听见贾狂潮的声音很高亢,贾狂潮说,我现在不一样了,前几年与你们一起做生意感觉不太行,我现在搞文学了,你们看牢,这本书出来,全国肯定要大轰动的,有可能全世界都要轰动,因为这不仅仅是中国的事情,更是中国与俄罗斯的事情!你们等着,我现在已经是诸暨县作协的副主席了,马上我们诸暨县都要全国有名,都要引起国际重视。
我摸了摸我的肚子,确定是有反胃的迹象。我奔回了厕所,在厕所里,我才想起来,李大荣一直没有看见,这个想封谁为副主席就封谁为副主席的人到哪儿去了。
我听见,有啊哦啊哦的声音从我喉咙深处狂奔出来,我明白,这就是干呕,一声,又一声,一声又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