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杭州经停香港飞到西贡，已是薄暮时分。顺便提一下，我不喜欢以胡志明市来称呼这座城市，这称呼如同一个贴歪了的标签，让人别扭。我心目中的西贡，是玛格丽特·杜拉斯笔下《情人》里的西贡，是弥漫着浪漫、伤感和暧昧气息的西贡。这种气息，只属于西贡，属于堤岸。其实多数越南人，尤其是越南南方人也习惯称西贡。
在机场迎接我的，是大学时代做了我四年上铺的老同学袁大头，还有他的两个狐朋狗友。大头本名袁杰勇，因为头颅大，相貌颇似民国银元上的袁世凯，同学们就给他取了绰号“袁大头”，简称“大头”。记得刚被这样叫时，他不好意思地摸摸头皮，憨憨地说：“头大福大，吉人有吉相，我认了。”但在四年大学生活，这个自称有吉相的吉人，连寝室室长这样的芝麻官都没挨着过。如今，按他的说法是：兜里也有几块银元响丁当了。家伙，说话也越来越有大头味了！
一见面，我就挨了大头一拳，令我肩头肌酸疼了好一会儿。接着就大呼小叫着和我拥抱。搞出这么大响动，好像是老友久别重逢似的，其实半月前还刚刚在杭州碰过面。正是这次碰面，我被他拉下水，今天才会来到西贡与他同流合污。同来接机的还有他的两个狐朋狗友。显胖的那位是福建石狮人黄善德，绰号“黄鳝”，在这里经营着一家瓷砖厂，越南城乡几乎家家户户都铺瓷砖，脱鞋进室，干干净净，所以生意不错。显瘦的那位是浙江温州人赵水贵，绰号“水鬼”，在这里做机电生意，开始主要倒腾摩托车。中国摩托车在这里曾一度风光，但现在已成了质次价低的代名词，甚至还有人还认为骑中国摩托会影响到身体健康，所以市场大部被日韩摩托所占。现在“水鬼”把目光转向农村市场，兼营柴油机、水泵等农机具什么的。两人都是典型的人来熟，对我表现出来的亲热程度并不亚于大头。大头说过，在西贡，虽然华人华侨不少，面孔相似，语言熟悉，但要找到真正可以称兄道弟的朋友也是很难的。他这么多年漂在越南，要好的也就“黄鳝”、“水鬼”这两位，反之也一样。我来越南加盟他们的队伍，给他们带来的兴奋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们几个热热闹闹地寒暄着，不远处站着一位越南女子。她不声不响，目光却一直没有离开过我们。在我印象里，越南女子就是那种婀娜苗条的身材裹着飘逸的奥黛，斗笠下明眸灼灼、长发如瀑的样子。她们柔情脉脉，又嫉恶如仇，在对越自卫反击战期间，解放军就吃了她们不少的亏，比如明明看到她还在给孩子解衣喂奶，不提防却从她手里嗖地飞出枚手雷来。眼前的这位女子虽然早已过了如花年华，但一袭合身的奥黛掩映着玲珑有致的曲线，别有一番少妇风韵，也基本符合我对越南女子的想象。在我与大头他们说笑拥抱间，我注意到她的目光好几次驻留在我脸上，而一与我的目光相撞，便倏地弹了开去。
“来来来，”大头把我拉到这位女子面前，介绍双方，“这位是阮玉兰，你可以叫她兰妹。这是我的好朋友陈立彬。你们两人以后就是搭档了。”
阮玉兰羞涩地绽开一丝微笑：“您好，彬哥。”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越南女人说汉语。汉语从她的口里说出来，好像经过了水的过滤，很柔润的感觉。对一陌生异国女子，我一时还不习惯称兄道妹的，稍有点窘迫。
我们一伙男人说笑着往外面的广场走去，阮玉兰跟在后面。大头去停车场开车，我们在路边等候。突然，我手里的包被人猛烈一拽，一辆摩托擦过我飞驰而去，我本能地喊出：“哎哎，我的包……”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一直文文静静的阮玉兰猛地蹿出去，咿里哇啦地大叫着向摩托车方向追去。错愕间，听到警笛鸣叫，又传来“叭、叭、叭”的枪声，再后来，见远处聚起一圈围观的人。正诧异间，大头的奔驰商务车已滑到了身边。“黄鳝”拉了我一把：“别担心，我们在车上等。”
约过了一刻钟，阮玉兰回来了，把手提包递给我：“你看看，少了什么没有？”我迅速检点了一下，护照和数码相机都在。“那我们走吧。那人死了。”她淡淡地说，神情与刚才咿里哇啦大叫的样子判若两人。“什么？人被打死了？”我不由惊叫。她只瞥我一眼就转过了头。看大头他们的表情，也好像刚才压根儿没发生过什么事。
从机场出来的路上，我脑子里老转着的那个飞车抢包人的脸——确切地说，我并没看清那张脸，只感知那是一张男孩子的脸。在我印象中，越南男孩子都是机警灵敏的，他们能像猎豹一样穿越崇山峻岭，也能像松鼠般敏捷利索地腾挪在竹林树梢。现在，这样一个身手利索的男孩跨上飞驰的摩托车抢包，又被同样身手利索的警察击毙了。大家竟无动于衷，这样的事似乎很平常。
大头一边开车，一边滔滔不绝地向我介绍西贡。他对我真够仗义的。在前两个月，在我跌入人生低谷的日子里，他专门屁颠屁颠地从越南往返杭州两次，动员我去越南帮帮他。他这样说是为不伤我自尊心，实际上是想帮我一把。说起来，我和大头还真不止同窗和上下铺的旧情：当年，我们曾经共同追求过一个英语系女孩子而且都没追到手——他曾为此揽着我的肩膀称：我们是情敌，这说明我们的审美口味相同。当年，我们又是系文学社的社员，虽然他只不过是在大一时写过不超过三首以“啊”字开头的抒情屁诗，但有年上街他却走在文学社队伍的最前头。后来，他辞职下海，单枪匹马去越南闯荡，也是我们同学中的唯一。
夜幕始降，喧哗热闹的西贡街路上遍地摩托，我们的车就混在浩浩荡荡的摩托车洪流中穿行。过十字路口时，往往前面已亮起红灯，潮水似的摩托还在往前涌，直到另一路的摩托涌出来，这队才暂停，伺机再涌过去。这范儿比“中国式过马路”要大气磅礴多了。更叹为观止的，是那些把小排量摩托骑得风快的女子，她们头盔五颜六色，奥黛下摆飘舞翻飞，惊艳无比。大头手忙脚乱地操纵着方向盘，又不时点一点刹车和油门，还不时腾出一只手来为我指点沿途街景，手、脚、嘴一刻都没闲着。倒是在机场广场上曾一时咋咋呼呼的阮玉兰，一路无话。
在自由之路一家餐厅，大头一伙为我接风。菜既有经典越南菜，如有咖喱蟹、甘蔗虾、椰子刀鱼、生春卷等，也有两三道中式菜，是怕我一时不习惯特地点的。大头处事粗中有细，这在我们同学中是有点名气的。
大头、“黄鳝”、“水鬼”想必是常在一起聚的，席间没丝毫拘束。接风宴进入到尾声，大家都有点醉意了。特别是“黄鳝”，酒量好、酒风爽，最先进入状态。见服务员过来续水，他要抢先买单，给大头喝住了：“你特别有钱还是咋的，今天是我做东！”“黄鳝”啪的一声，把钱包重重地拍在了桌面上，骂道：“钱他妈的是王八蛋！”
我有点吃惊。到后来，我才了解到这位石狮人的心路历程。那年，他在高中复读一年后，与应届生的妹妹同时考上了大学，她的分数还略高于他。但因家里穷，只能供一人上学。父母重男轻女，他也没谦让，只在心里起誓，以后混出个人样好好报偿妹妹。想不到次年夏天，外出打工的妹妹不幸死于工伤事故。原本体弱多病的母亲因过于自责，郁郁寡欢中染病不起，还没等他大学毕业就去世了。父亲后来也再娶成家了。一个家从此分崩离析。也是因为穷，他在中学、大学时对心仪女生的追求，都有始无终。毕业后，他心无旁骛地钻入了赚钱的门道。等他有钱了，年纪也大了，但仍有姑娘主动追他，他觉得这些女的都是冲着钱来的，跟她们玩是玩了，结婚的感觉却是没了。所以，他每次喝多了就要骂钱，跟钱过不去。
“黄鳝”骂完钱，拌着舌头，拉起我的手：“哥们，你一来，咱们的队伍就势力壮了，你是我的铁哥们……听说你的女人跟人跑了？祝贺你重返自由！无家才可以处处家，无妻才可以人人妻……”
大头赶忙拿起“黄鳝”手边的钱包，拍拍他的脸，“喂，今天你买单，好了吧！”
“黄鳝”揉着被自己钱包拍过的脸，一点也不恼，嘻嘻地笑着，口里流着涎水：“还是勇哥看得起我。”
谢天谢地，我的老同学总算没把绰号给带到越南来。付了钱，“黄鳝”头一沉，鼾声便起。
席间，阮玉兰一直在默默吸啜着一罐饮料，却总没见她喝完过，菜也吃得不多，难怪越南女子都长得这么苗条。听说，对男人的事不瞎掺和是越南女子的美德之一，看来不像是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