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深深地感动了，为蓝老师和施老师的认识与选择。音乐真的是种语言，会了拼音，会了字母，会了文法，会了交流，但也不一定会有那份感觉，感觉永远比语言快十倍，感觉就是文化。施老师一直作为助手出现在蓝老师的身旁，蓝老师一直不计回报地为孩子们讲课加课。音乐需要观众，孩子需要舞台，两位老师的人品和爱心感动了一大批朋友。于是，我们的孩子才得以经常在上海、北京公开演出。
老蓝的儿子，一个15岁，一个14岁。现如今，老蓝和施老师每年只能见到孩子三次，圣诞节10天，复活节10天，暑假60天。老蓝的儿子六七岁的时候，就独自坐着飞机来回飞了。这一点很是鼓励了我的一些主张。施老师对中国的孩子很满意，感到唯一要提醒的就是，中国的家长对孩子放手不够。“老蓝给孩子上课的时候，很多家长都把笔啊纸啊水啊什么的全准备好了，这没有必要。”
在北京的日子里，我跟随施晶老师接触到了很多音乐界的大师和朋友们，谈起室内乐，出现频率特别多的有两个字：一个是“难”，一个是“长”。室内乐在中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实在是令人担忧的，把孩子往独奏家的道路上赶，那是相当危险的。走进了老蓝的故事，我收获了无限的感动和感悟。那天，在北京魅力四射的前门M餐厅，我十分由衷地对女儿说：“蓝老师和施老师是可遇不可求的好老师，一定要好好珍惜啊。”女儿很懂事地连连点头。
听说我在准备写本子女教育方面的书，蓝老师和施老师都很开心，“很好，很好，您也是难得的好家长啊。”我说：“哪里，哪里，我不懂音乐，但我懂得把孩子往最优秀的老师身边带，好孩子不能被耽误啊，要是我也很懂音乐，可能就会限制了孙同同啊。”
提琴提速生命进程
女儿小的时候，我们家曾在南京市汉中门外的梅花里住了好长时间。附近有个江苏省妇女儿童中心，很多兴趣爱好班报名时的热闹情景总是十分吸引我们。
女儿表示了对音乐学习的兴趣。我就特意找到二楼的报名处。我对音乐一窍不通，说了很多外行话，弄得大家一阵阵笑。我把女儿推到老师面前，“老师，您看看，我家女儿适合学什么？”老师笑眯眯地说：“这个说不好，关键要看她自己的兴趣。”我见老师没有明示，就赶紧再问了一句，“老师，您告诉我，这些里面哪样是最难的？”这回老师很明确很肯定了，“小提琴。”
我们没有马上报名，回去很认真地想了一段时间。钢琴太贵，至少要万把块，经济状况不允许，要是孩子半途而废的话，就白白浪费了，小提琴两三百块就能搞定。我的老家在农村，孩子学有所成的话，是要经常回到家乡展示的，钢琴太大，不好搬，小提琴一拎就跑，方便携带，利于显摆。老师说了，小提琴最难，我们家学琴不是为了成名成家，仅仅是为了个爱好，仅仅是想通过学习音乐培养锻炼孩子的意志和品德，既然这样，那索性就学个最难的来锻炼锻炼孩子。几番比较，方向性的选择全指向小提琴了。
买来琴，报上了名。从此，我们家就琴声不断了。虽然不是那么好听，但我很享受这个过程，我们在学习，在经历，在开洋荤了。
孩子刚刚学会了持琴不久，孩子刚刚学会了空弦运弓发出“嗦”的声音不久，孩子对小提琴由爱到厌到恨的情绪就已经溢于言表了。一学期的学费缴了，上了四五节课就停了。小提琴被放到了壁橱里，我特意把它往里面推了推。我感到这黑色小盒的小提琴会经常敲打我敏感脆弱的神经的。我们鼓励孩子学习小提琴，为的是练就孩子的情商，谁曾想到这么快就选择了放弃。幸亏选的是小提琴，要是选了钢琴，又不学了，天天放在客厅，会一直堵在心里的。
转眼到了1997年的春天，《服务导报》记者韩涛写了篇跟优秀小提琴老师黄佳音有关的深度报道，我逐字逐句地拜读了全文。随后请韩涛记者帮忙引荐，我们一家三口特意拜访了黄佳音老师。和蔼可亲的黄佳音老师认真地看了看我女儿的手指和手掌，关心地问起了很多问题，说出了很多鼓励我们的话语。孩子一下子喜欢上了黄老师，孩子也随即再次喜欢上了小提琴。1998年，同同参加了小提琴四级考级，等级成绩为优秀，参加了南京市优秀考生的汇报演出。悠扬悦耳的《牧歌》声中，我越发明白了一个道理：找对人才能做对事，好老师可遇不可求。
小提琴就是业余学学，考到十级就暂且放下，三年级往后中心任务是全面备考南京市外国语学校。这就是我们当初的想法和规划。偏偏在三年级的那个暑假，意外地遇到了在上海音乐学院附中读书的章婧和李倩茜，后来在章婧和她爸爸妈妈的热心帮助与鼓励下，我们开始了每周从南京到上海的旅程，开始接触到优秀的黄晨星老师和上海的音乐圈子。章婧在学琴道路上一直是孙同同学习的榜样，她后来主演了由著名导演陈凯歌导演的电影《和你在一起》，让我们感到非常开心和骄傲。章婧后来到美国留学了，她的妈妈特意把章婧用的写字台留给了同同，我们内心无限感激。
2002年春天，孙同同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附属小学。发榜的那天，自然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很多没有如愿考上的孩子和大人都伤心欲绝地哭出了声。“现在笑的，以后会哭，现在哭的，以后会笑。”一打听，说这些话语的是高年级同学的家长，他们禅语般的深刻，我和女儿那个时候是无法完全读得懂的。
我以全职爸爸的身份，陪伴专业学琴的女儿。寒来暑往，一年又一年。音乐是什么？专业学琴意味着什么？陪读的家长需要储备些什么？十年后的今天，我已经不能不深刻了。
这是个个性彰显的年代，选择学习音乐本身就是一种个性。十分悲哀的是，很多孩子的音乐兴趣是勉强的，专业学习音乐也是赶鸭子上架的，这部分孩子后来的发展都很可怜。也有孩子是为了回避普通学校文化学习的竞争，拿起乐器当利器，以求速胜的。殊不知，学习音乐，不仅仅是小提琴难，钢琴也难，要想学好音乐，哪样都难，音乐的学习比文化的学习难多了。这些把乐器当利器的孩子经常没有克敌制胜，倒反而彻底伤到了自己。
孩子，尤其是学习音乐的孩子，是十分渴望心灵自由的，很多家长和老师对此估计不足，给了孩子极其严格的限定，造成了很多伤害和浪费。孩子文化和专业之外的活动，被明确禁止；孩子人际交往的对象，被删除得屈指可数；孩子的电话通话被监控，有好事的家长还经常到电信部门清查孩子的通话账单；更有家长在孩子的鞋子里装上了微型定位仪，孩子终日惶惶不安；不时有孩子在家挨打了，挂着彩到学校上课的情形，大家看了都很心疼。可怜可爱的孩子，就这样经常被深爱他们的家长们精神绑架了。
孩子是可怜的，家长也很不容易。家长和孩子的很多困惑与挣扎，经常都是来自孩子的专业老师。
有些专业从小学到大学，就那么一两个专业老师，学生无可选择。有家长和学生稍微流露了些许不满，“凤毛麟角”的这些老师就会立马还以颜色。老师得罪不起，生活总得继续，于是这些孩子就暗地里忙着换专业。换专业，又不是每个孩子都能换得起的，于是更多的孩子就只能按部就班地往前“混”。
以往都是要到高二高三了才有孩子出国留学的，近几年这方面的讯息经常被刷新，初中各个年级备考出国的孩子已经不在少数了。附小三年下来，家长和孩子已经对专业老师的底细摸得一清二楚了，很多老师是无法带领着自己的孩子成长成功的。怎么办？公开叫板，显然会伤了和气，毕竟这么多年了，师生情谊是一定有的；有些老师专业很一般，为人却很好；再有就是若干年后，自己的孩子很可能还要在这个圈子里混，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和为贵啊。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于是很多孩子出去了。不时往回传的消息总是十分牵动大家的心，好消息不多，坏消息不断。我感到，这些孩子是颇有些被“驱逐出境”的意味的。
国外的老师跟国内是有很大区别的。国外很多优秀的老师，四五十岁前或五六十岁前一直活跃在舞台上，只是到了一定的时候才开始带学生，主要的精力经常还是放在演奏上。这样的好处是，老师的眼睛里一直是观众、听众和舞台，老师的成就主要通过舞台，而不是培养学生来体现，学生就彻底回避了因为老师过于关注而产生的压力，获得了自由的发展。音乐学习恰恰很需要自由解放的思想，很多音乐家也就随之诞生了。老师一直活跃在舞台上，有利于帮助学生很快找到音乐表现的感觉。国内的情况是，很多人大学毕业就直接做了老师，曾经获奖的经历，曾经留学的经历，就很容易被认同归为优秀老师一类了。很少有老师经常参加演出，老师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学生，老师的价值往往只能通过培养出优秀学生来体现。于是，老师的心思全在学生身上，学生接受到了关注，也接受到了压力。老师也是人，也要吃饭，也要面对上海北京的高房价。老师的收入主要通过教育学生收取学费获得，老师的学费也随着房价一涨再涨，老师不能没有钱，学琴的家庭又经常没有钱，有也很快变没有了，师生之间纯洁的关系多少会因为钱的事情而发生微妙的变化。个别老师不忍心把学费涨上去，学生是开心的，别的更多老师就会很不乐意，就会骂那位老师不懂规矩。难得的不忍心的那位个别老师，不长时间之后，也就只能随大流了。
长期在中国呆的孩子，一旦到了国外自由的环境里，经常会险象环生。主要原因就是，中国老师和家长太在乎，国外的老师不那么在乎。被管得太多的孩子，一旦被丢到没有人管的环境里，不出事显然是不可能的。
提琴提速了生命进程，很多家庭因为孩子学习提琴、学习音乐，生命质量发生了一次次巨大的裂变，或走向辉煌，或越发糟糕。提琴没有错，错的是持琴的人没有储备好足够的能量。
十年一觉学琴梦
2010年5月13日晚，当我拖着行李箱，登上干净宽敞的D350次列车的时候，我的思绪一下子飞到了十年前，想起了十年前第一次因为学琴由南京出发去上海的情形，想起了十年里无数次往返上海南京间的辛劳。十年了，过得真快啊！人生能有几个这样的十年啊？
火车开动前，我通过短消息联系了同同。她今天下午乘飞机去的北京，已经先我一步到达。我要到明天早上7点14分才能到达北京南站。没有买到卧铺票，一夜不睡觉，坐到北京，的确蛮熬人的。
坐在一车厢52号座位上，邻窗。窗外一片漆黑，偶尔出现些灯光，提醒我火车正在经过一个城市或集镇。邻座的人都在玩着自己的手机和电脑。正前方的电脑屏幕上正播放着世博会的专题片。
等车前，有过一次挣扎。到北京住地下室，三天可能能省下个三四百元，考虑到要见老师，要接待朋友，房间太小了，并且没有卫生间的话，那是很不方便的。于是，一狠心一跺脚就定下了个稍微好一点的房间。
同同他们的四重奏，这次要在北京有三四场演出。这是他们首次前往北京演出，我感到这次的出行很是非同寻常。于同同，于我们一家人，于他们的四重奏，也许是一个全新的更好的开始。希望永远在前，希望总是在拐角处等候着我们。这样的感觉，让我们一直感到很温暖很幸福。我们一直把自己放置在我们自己编织的童话故事里。
小孩小的时候，都特别渴望坐飞机上天。等到现如今，同同已经十分习惯了飞来飞去的时候，我的心头其实一直是有着浅浅的忧的。就在今天，一架从南非飞往利比亚的客机，在的黎波里机场试图着陆时发生事故，机上共104人，除一名8岁的荷兰籍儿童幸存之外，其余人员全部遇难。
同同昨天一早打电话给我，说她的身份证找不到了。这可怎么办？北京的演出是无论如何不能被耽误的，临出发前的一天，估计他们要做的准备工作也一定还是蛮多的，我的火车票好不容易才买到，要我从南京去上海帮她找到身份证，再回南京出发去北京，时间很紧张，也实在是辛苦。换了以往，我会毫不犹豫地出发赶往上海帮她找身份证的。这次我下了狠心了，我要让她自己面对。
身份证估计没有丢，因为清明前后还用过的。身份证应该就在家，找不到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找得不仔细，二是抽屉实在乱。我电话里鼓励她慢慢找，同时做好最坏的打算，想想身份证真的丢了，该怎么办。偏巧昨天一天她很忙，再忙她也知道身份证的事情是非解决不可的。最后，她一个人在上海，自己借助她的朋友同学的力量找到了成功解决身份证问题的预案：一、自己到学校复印一份集体户口，到学校所在的公安派出所办个临时身份证；二、带着集体户口复印件，提前到虹桥机场的公安派出所办个临时身份证；三、带着护照登机，因为购买机票时用的是身份证，所以要赶紧请求出票的旅行社变更一下备案资料。
做好了一切准备，持有效证件登机应该没有问题了。晚上，可爱的女儿回到家，十分认真地再次寻找了一遍，身份证居然出现了。是喜，是气，还是恼，我们和女儿都不怎么能够说得清楚了。因为已经在旅行社变更了资料，我不得不提醒女儿一定随身同时带上身份证和护照，缺一不可。孩子在电话那头，一直笑着连连说：“不好意思，对不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