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埃及人发难的时候，前管理人普萨米提赫不但把我在埃及的奴隶和动产保护得严严实实，没有使我家遭受任何损失，同时还尽力从其他地方搜罗到各种奴隶工匠和其他动产交给我家。而现在我在这里也听说，在下埃及有许多管理人特别出色，他们不但把其主人的奴隶和动产保护得严严实实，同时又用从其他地方搜罗到的其他东西增加了其主人的家产。但你却没有这样做。
为此，我现在告诉你：你必须努力，把我的奴隶和动产保护得严严实实，不要使我家遭受任何损失。同时，你还要尽力从其他地方搜罗各种奴隶工匠，送往我的府邸，盖上我的印记。你必须像前任管理人一样为我家尽力效劳。
你要明白，如果我的奴隶或其他动产有任何损失，如果你不能从其他地方搜罗到，不能增加我的家产，你就是严重失职，将受到申斥。阿尔托希知道此命令。书吏：拉什特。
依靠奴隶们的辛勤工作和管理人员的严格管理，奴隶制大庄园得到很大发展。这类庄园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产品除供波斯奴隶主挥霍之外，再就是给各级管理者和劳动者付报酬。
其次，战争交往的直接后果是造就了一大批在庄园内劳作的战俘奴隶。庄园中有大批农田和手工业作坊，其主要劳动者是被称为“格尔达”的战俘奴隶。按照社会生产的自然规律，最早最多的奴隶来源是债务奴隶和自卖奴隶。这些战俘奴隶是征服战争的结果。在波斯地区奴隶人数虽然有很大增长，而整个帝国境内，奴隶的人数相对还是比较少的。在奴隶制一向发达的巴比伦和埃及等地区，债务奴隶、自卖奴隶越来越少，这就显得战俘奴隶的比重越来越大，作用越来越突出，从而证明了战争交往对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巨大影响。居鲁士平定了吕底亚的叛乱之后，下达命令：把随同吕底亚人一道攻打撒尔迪斯的其他人等都卖为奴隶。波斯帝国的撒尔迪斯总督玛扎列斯率军攻占普里耶涅，也把这个地方的居民卖为奴隶。
波斯帝国战俘奴隶的地位比古希腊、罗马奴隶的地位高得多。尽管他们作为奴隶主的私有财产，不能随意行动，并且必须加盖主人的烙印，但他们在庄园里可以有自己的家产，还可以按时领取一份实物和白银。其报酬比当时巴比伦自由民雇工还要高3～4倍。根据公元前509至前494年之间的波斯波利斯王室经济铭文记载，当地共有格尔达21575名，包括建筑工人、农夫、工匠、牧人。其中成年男性占37.5%，成年女性占39.8%，男孩占12.7%，女孩占10%。战俘奴隶格尔达一般编成几十、几百、上千人的队伍，由十夫长、百夫长负责监督劳动。从波斯贵族阿尔沙米斯给他的埃及管理人赫特·戈尔、监察员及会计的命令中，还可以看出作为奴隶的工匠的生产、生活状况。命令如下：
兹有我的仆人巴加萨尔由苏撒带去的雕刻工辛赞尼。你必须供给他及其妻女给养，数量一如其他格尔达工匠，以使他能像先前一样，为我制造一尊雕像。一尊骑士与马的雕像，还有别的雕像。你必须派人把它们立刻毫不迟延地送往我处。阿尔托希知道此命令。书吏：拉什特。
所有的格尔达在管理上一视同仁，其报酬根据其年龄、性别、劳动效益和质量不同而有差别，不问其民族出身。在当时的庄园内，奴隶主除了使用大批格尔达奴隶劳动进行剥削外，也使用个体奴隶劳动或采取租佃关系的方式进行剥削。在当时的埃及和巴比伦等地区，仍然保持着原来的神庙奴隶制和城市商业中的各种奴隶制剥削方式。这种剥削方式的复杂性、多样性反映了各地区传统的差异和内部经济交往的不同发展程度。
此外，战争交往的另一个结果是一种以服役为条件的军事份地制的出现。在波斯帝国建立初期，不断的征伐战争需要有充足的兵源。于是，波斯统治者把没收来的各地统治者的土地，部分分给驻守当地的士兵耕种。这种份地每块大约3.8公顷，根据持有者兵种不同而称之为“马地”、“枪地”、“桨地”，等等。这种份地名义上是“国王的赏赐”，而实际上持有者必须服兵役，并且还需缴纳一定数量的货币税和实物税。这种军事份地可以继承、抵押和出租，但获得者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由于后来以钱代役的现象逐渐增加，军事份地也逐步落入高利贷者之手。还有些士兵家庭因人口增加，份地所供养的人口越来越多。最后的结果是，军事份地逐渐消亡，帝国后期不得不采用雇佣兵役制。
在此基础上，波斯帝国的阶级关系一般分为三类：全权公民、自由民和半自由民、奴隶。全权公民（波斯人）和自由民称为卡拉，包括王室贵族，各级官吏、祭司、商人、自由手工业者和普通村社农民。奴隶无论是战俘奴隶还是债务或自卖奴隶，在法律上都属于奴隶主的财产，可以随同土地、庄园、房屋一块出让、出卖、转送、馈赠。在巴比伦、埃及等奴隶制发达地区设有买卖奴隶的市场。
（二）齐头并进：农工商业的兴盛
大流士的改革促进了经济的纵向发展和横向交往。农业是社会生存的基础。波斯帝国的主要农业区集中在西部，尤其是小亚细亚那些古老的农业地区。从生产技术和工具上看，公元前5世纪～前4世纪时，帝国境内已普遍使用铁器，石制工具还在一些地区存在，但已退居次要地位。从农业生产组织形式上看，大庄园制的出现是一个新现象。这种集体性的规模经营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奴隶本身社会地位的较好状况有利于维持奴隶劳动生产的积极性。当时，两河流域和埃及地区的小块农田采取精耕细作的方式，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两河流域地区的椰枣种植则是大规模的经营。而在伊朗中部和东部及中亚地区的草原地带，仍然是以游牧和畜牧业为主。波斯帝国的农业都属灌溉农业，依靠人力而不是自然，一般来说，收成比较稳定。
波斯帝国的手工业也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特别是西部巴比伦、埃及、小亚细亚沿海地区，专门以从事手工业生产而闻名。许多城市以其手工业产品闻名于世，如巴比伦、乌鲁克、尼善尔、撒尔迪斯等地。在叙利亚、腓尼基以及地中海沿岸的希腊城邦，也出现了不少著名的手工业生产集中地。在埃及，由于手工业技术世代相传而且工种专业固定化，所以其手工业水平特别高超。在帝国统一的环境中，手工业产品和技术得到空前的发展，最具典型性的是波斯国王苏撒宫廷的修筑。据大流士苏撒宫廷铭文记载，苏撒的宫殿建筑是帝国各族人民集体力量和智慧的结晶，集中体现了波斯帝国高超的手工业发展水平。铭文说：
雪松是由黎巴嫩山区运来的。亚述人把它运到巴比伦后，卡里亚人和爱奥尼亚人又把它从巴比伦运到苏撒。柚木是由犍陀罗和克尔曼运来的。这儿使用的黄金是由撒尔迪斯和巴克特里亚运来的。这儿使用的贵重的青金石和光玉髓是由索格底亚那运来的。这儿使用的绿松石是由花喇子模运来的。白银与乌木是由埃及运来的。这儿使用的装饰宫墙的材料是由爱奥尼亚运来的。这儿使用的象牙是由努比亚、信德、阿拉霍西亚运来的。这儿使用的石柱是由埃兰的阿比拉杜斯运来的。
那些加工石料的战俘，是爱奥尼亚和撒尔迪斯人。那些制造金器的金匠，是米底人和埃及人。那些制造木器的人，是撒尔迪斯和埃及人。那些做坯砖的人，是巴比伦人。那些装饰宫墙的人，是米底人和埃及人。
大流士王说：
在苏撒，凡是已经下令要建立的那些雄伟建筑，那些雄伟建筑物都建成了。愿阿胡拉马兹达保佑我、我的父亲和我的子民！
从这个短短的诏令中，提示出宫廷建筑使用的材料来自境内的15个地区。从中亚和印度，直到埃及和希腊。现代考古发掘表明，苏撒宫廷的雄伟壮观远胜于诏令所说。大流士的接见大厅，面积有10000平方米，6列高达20米的柱子支起大殿的屋顶，柱廊的顶部装饰着牛头。在宫廷的墙壁上，镶着精美玻璃砖浅雕像，大多为王室侍卫。各种动物和奇异的怪兽，现在看来仍然活灵活现，栩栩如生，气势非凡。
大流士修筑驿道，开凿运河，探寻海路，使帝国境内的水陆交通四通八达，这非常有利于商业贸易的发展和各地区之间的经济交往。波斯帝国统辖下的城市市场，可以见到来自印度的香料、埃及的玻璃、北欧的琥珀、卡塔戈的纺织品、希腊的工艺品和葡萄酒，等等。波斯帝国的商业城市主要是集中在帝国的西部地区，例如巴比伦和乌鲁克，不仅是著名的手工业中心，也是重要的商业城市。这些商业城市不仅直接销售当地所生产的手工业品，而且也从事广泛的中介贸易。小亚细亚沿海的诸希腊城邦，是东西方之间贸易的中转站。埃及在公元前5世纪时，就同希腊进行麻布和酒等日用品的贸易。后来，埃及从希腊进口金、银、木材和木制品及其他物品，一律征收什一税。埃及与希腊彼此间海路、陆路都比较畅通，因此成为波斯帝国和希腊进行经济交往的重要商业中枢。尽管当时商业贸易很活跃，却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最初独立的、颇为发达的商业城市和商业民族的商业，是作为纯粹的转运贸易建立在生产民族的野蛮状态的基础上的，这些商业城市和商业民族对这些生产民族起着中介人的作用。”再发达的商贸交往，还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各地区基本上还是一个相对闭塞的经济整体。
（三）文明交往：人类历史前进的动力
从波斯帝国繁荣的社会经济及其发展状况，我们可以看出交往在经济发展中的巨大意义。
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社会交往是人类社会文明生存和发展的方式，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集中表现。像生产力是人类的实践能力一样，这三种文明交往的实践能力在帝国内部和外部的竞争和依存中，不断打破民族和国家的壁垒，使世界逐渐联系为一个整体。
从文明交往的角度看，波斯帝国的战争交往形式以武力扩大了人们的交往范围，使许多原来闭塞的小单位被迫敞开大门，主动或被动地进行各种交往。而战争交往的直接后果就是改变了原来的生产关系。原来的波斯分成游牧部落和农居部落，还没有奴隶出现，处于农村公社阶段。在巴比伦等地，奴隶制主要也是生产关系自身发展的产物，以债务奴隶和自卖奴隶为主。波斯帝国的战争交往直接造就了一大批波斯贵族奴隶主，同时也造就了一大批作为战俘的奴隶“格尔达”。这些新生的奴隶主和奴隶在波斯帝国通过掠夺和没收建立起来的庄园内结成了稳定的主奴关系。这种新生的生产关系是交往的不是生产本身发展的结果，但也是建立在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之上的。战争交往的另一个直接后果是军事份地制的出现。它的出现也不是生产本身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波斯统治者为了解决兵源问题而在经济上所采取的措施。
由此看来，生产力的进步，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不是匀速的、一成不变的。随着交往的扩大，一个地区的生产关系有可能得到跨阶段的巨大飞跃，也可能出现巨大的倒退。例如：中国历史上游牧于漠北草原的蒙古族、生活于白山黑水的满族，在进入中原之后，其生产关系就有一个大幅度的飞跃和进步。
波斯帝国的建立保证和扩大了内部、外部的社会交往，同时也必然促进物质生产、精神生产的发展、交流和繁荣。从苏撒王宫的修建，可以看到广泛充分的物质生产和交往，生产技术的交往和提高。大流士的改革，尤其是驿道的修筑和运河、海路的开通，为交往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大流士一系列制度文明的建立、健全，本身既有继承发展，也是交往的需要和交往的结果。可以说，没有庞大的波斯帝国的建立，就不会有大流士辉煌的制度文明的出现。驿传制度是大流士继承和发展了亚述帝国的制度，然后在帝国范围内推而广之，从而传播继承下来。铸币制度，则是大流士的首创，也一并成为后世效法的源泉。
纵向的社会发展与横向的社会交往密不可分，是一种动态、互动的关系。只有把生产和交往综合考察，才能反映人类历史的立体的完整的画面。
六、宗教信仰：影响深远的祆教文化
（一）先知：琐罗亚斯德其人
宗教是人类生活的基本要素，是帝国文明的基础。每一个帝国都有自己的宗教文明。它的内部、外部交往，也都离不开宗教价值系统带来的政治归属性。
祆教是波斯人所信奉的宗教，由伊朗古代先知琐罗亚斯德创立，又称琐罗亚斯德教。根据其主要宗教仪礼特征，又称之为“拜火教”。“祆”是外来语，是唐代国人据其音而造的新字，以其俗事天神故。陈垣先生进一步解释：“不称天神而称祆教，明其为外国天神也。”所以“祆”是中国文化对琐罗亚斯德教文化内涵的高度概括。祆教是世界历史上最古老的宗教之一，在世界宗教史、文明史和古代伊朗文化研究中具有重要、独特的地位。祆教对于世界诸大宗教及其周边各民族均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作为东西方文明交往十字路口的伊朗，祆教文化长时期发挥着巨大作用，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其影响远远超出了现代伊朗的地理范围，是世界史文明交往的一个典型范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