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八，李铁匠先生认为，政变的原因应从当时的具体环境、形势去找。由于巴尔迪亚的改革损害了贵族的利益，引起国内局势出现动荡，贵族才开始组织反巴尔迪亚的阴谋集团。假如政变者是米底穆护高墨塔，他们为了恢复米底的独立，加强米底贵族的社会经济地位，损害了波斯氏族贵族的利益，大流士等人发动政变是完全正当合理的。作为穆护，出于宗教信仰，推行祆教，摧毁其他宗教的寺庙也是合理的。如果政变者是巴尔迪亚，在面对诸多被统治民族的情况下，他的改革不应也不会损害大流士等波斯贵族的利益。加强中央集权，打击地方贵族势力，也是主要针对广大的被征服地区。这一点也不应该成为大流士等人发动政变的真正原因。从大流士再三强调其继承王位的合法性上看，从米底穆护高墨塔手中夺回阿黑门尼德家族的王权，是发动政变的旗帜。如果没有一个极具号召力的旗帜和具体利益因素的诱惑，大流士很难找到同盟者。从大流士政变成功后，他们通过抓阄的方法产生国王看，他们在政变前不是主从关系，即一个人当王，然后封侯许愿，而是平等合作。这只有在针对米底穆护篡位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出现。冈比西斯如此横暴，身边的人尚没有敢谋逆。如果真是巴尔迪亚，其尚无失德之处，在没有具体、明确目标的情况下，发动、参与政变是不可思议的。
（三）利益调整：政变的庐山真面目
高墨塔的政变随着他的被杀而落下帷幕。和历史上其他政变一样，高墨塔政变是历史交往到一定程度的产物。
利益是产生交往的根源。只要把利益具体物化为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宗教利益等，我们就能找到所有一切历史事件的最终答案。高墨塔政变就是波斯帝国内部一次利益的重新调整，也是其内部交往特别是内部政治交往的一种表现。它和革命、改革一样，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其内部的交往，无论是和平的，还是非和平的。
从文明交往的发展规律看，冈比西斯与其父居鲁士恰恰相反，起一种阻碍作用。他对努比亚等地进行的战争交往，既没有攻城略地，也没有掠得财富，反而是损兵折将，狼狈返回。冈比西斯性格暴虐，让臣民噤若寒蝉，又严重阻碍了其内部的政治信息交往。冈比西斯不尊重被征服地区的宗教风俗习惯，肆意妄为，本身是对文化交往的破坏。他横征暴敛，以充军资，必然加重人民的负担。于是波斯、米底一直到全国各地，心怀异志，谎言盛行，这正是政不通、人不和，内部交往受阻的反映。于是，高墨塔乘此时机，顺利地搞成了政变。
然而，高墨塔所努力建立的交往基础是极不稳固的。王权的合法性、居鲁士的丰功伟绩应该说是当时波斯帝国内部政治、文化交往的基础因素。高墨塔如果不从这一基础出发，必然是名不正、言不顺，则事不成。所以，他打出了巴尔迪亚的旗号。然而，这种虚假的身份使他不得不为内部政治交往设置障碍。他不敢召见波斯的高官显贵，不敢让宫廷后妃自由往来，他还得处心积虑地把那些怀疑他的人收拾掉。又由于他代表米底僧侣、贵族的利益，侵害了波斯贵族的权益，必然遭到波斯贵族的反对。这种状况决定了他的统治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七月而亡，已属不易了。
由此可以看出：政变之成功与否，不仅仅在于力量是否强大，手段是否高明，而且也在于交往中诸因素的结构运作和政变前后之交往势态。政变作为内部政治交往在其背后有深厚的文化内涵。王莽代汉，作了长时期的准备工作。上台后，又由于举措失当，很快被农民起义军赶下了台。由此可见，“非刘氏而王看天下共击之”的政治文化观念的作用何其巨大。武则天建周，只是因为她是高宗的皇后，且处理朝政多年，臣民才去拥护。到最后，还是以自己下诏“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收场。越是文化传统悠久的国家或民族，这种文化惯性的作用越大，它直接或间接影响或决定着政变的成与败。所以，历史事件往往是历史交往诸多因素、诸多层面交互作用的结果，绝不是单纯的政治现象或单一的利益因素使然。中国人常讲天时、地利、人和，就是综合利用、考察交往中诸因素，以争取成功的。随后，一代英主大流士走上了前台，波斯帝国步入鼎盛时期。
四、登峰造极：大流士一世的文治武功
（一）何去何从：激烈的政体之争
公元前522年9月25日，大流士和其他6个贵族在米底的西卡亚乌瓦提什宫成功地杀死了高墨塔，夺得了政权。待局势稍为平稳之后，这几位贵族就召开会议，商讨波斯国家何去何从。冈比西斯死后，没有留下子嗣，居鲁士家族一支竟王统中绝。现在，国内不可一日无主，总得有个领导核心才行。
会议上，大家讨论得非常热烈。首倡此举的欧塔涅斯第—个发言，他主张使波斯人全体参加管理国家。他说：“我认为我们必须停止一个人的独裁统治。你们已经看到冈比西斯骄傲自满到什么程度，也经受过高墨塔旁若无人的滋味。当一个人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而对他自己的所作所为又毫不负责的时候，这种独裁统治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即使把这种权力给世界上最优秀的人，他也会脱离他的正常心理。一旦具有了特权，就必然产生骄傲。而嫉妒又是人的天性。骄傲和嫉妒是一个独裁君主作出一切恶事的根源。作为至高无上的君主，应该说他为所欲为，不应该有什么可嫉妒的了。但是，情况往往是恰恰相反。由于贪得无厌，世界诸善必欲归诸己，世界诸恶必欲归诸人。他嫉妒臣民中最有道德、最有威望的人，盼望他们早死；却喜欢那些屈意奉迎的下贱卑劣之人。喜欢听那些恭维他而贬低他人的谗言。如果你只是适当地表示尊敬，他就说你侍奉不够尽心竭力。如果你真是尽心竭力之时，他又会骂你巧言令色。这往往让你左右为难，无所适从。然而最大的害处在于：他可以任意改变祖上的成法，不加审判地诛杀臣民、强奸妇女而不会受到惩罚。与之相反，全民统治的优点在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切职位由抽签决定，任职者对他们任上所做的一切负责，一切意见均由民众大会加以裁决。总之，我认为应该废除独裁统治，增加人民权力，一切事情必须取决于公众。”
欧塔涅斯天真美好的设想没有得到其他人的任何反应，美伽巴佐斯表达了他的看法。他主张实行寡头政治，也就是精英政治，权力应该集中在极少数有才能的人手里。他说：“民众水平参差不齐。没有比难以对付的群众更愚蠢、更横暴无礼的了。我反对无法无天、横暴无已的暴君统治，但是也无法容忍让那些肆无忌惮的人民大众去横冲直撞。暴君再不好，他起码明白他要做的事。那群众却盲目得像一条泛滥的河流，看不到什么是最好的、最妥当的，只是一味地直冲。要想不把波斯变坏，所谓民治就绝不可行。所以，我主张选一批最优秀的人物，把政权交给他们。当然，我们自己肯定属于最优秀的人，也可以参与执掌政权。最优秀的人们肯定可以作出最高明的决定。”美伽巴佐斯说得振振有词。其中有一个成员，表示支持他的观点。
大流士第三个发表意见，他出身阿黑门尼德王族，自然心中有他的算计：“我是赞成独裁统治的。君主专制的好处在于，一个最优秀的人物拥有与本人相适应的各种能力，因而能够完美无缺地统治人民。而且，在对付敌人拟定计划时，肯定也隐藏得最严密，所谓‘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但寡头政治，则存在一系列的缺陷：尽管许多人都愿意给国家做好事，但善与善相加并不等于善。愿望不同往往引发激烈的敌对情绪，这必然引起相互倾轧。倾轧产生派系，派系斗争又会引起流血事件，流血的结果必然还是独裁统治。而且，民治最终也必然走上独裁政治，在公共事务中必然存在利益的分配和不平衡，从而引发坏人们产生恶意。坏人们不会因恶意而分裂，却会因此巩固他们的友谊、谋取少数人的利益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在这种情况下，必然需要有个人起来制止坏人的行为，维护民众的利益。之后，这个人就成了人民崇拜的偶像，也就会变成人民新的独裁君主。再者君主制，乃是我们父祖的优良成法，岂能轻易弃之而不用呢？”大流士入情入理、头头是道的分析赢得了好几个贵族的赞成。
讨论来讨论去，最后进行表决，结果7个人中有4个人赞成大流士的意见。那位想使每个波斯人都拥有平等权利的欧塔涅斯眼看无力回天，决意退出王位竞争。但他同时提出一个条件，无论他们6个人中的谁做国王，他的家族的任何人都不受其支配。6人一致同意赋予他提出的特权要求。6人还决定，无论谁取得了王权，欧塔涅斯和他的子孙每年都应当得到米底织的华美衣服和波斯人认为珍贵的一些物品作为年赏，以表彰他作为政变的第一策划者和第一召集者的功勋。6人最后还商定，日出时大家乘马到市郊集合，谁的马第一个鸣叫，谁便做波斯之王。
散会之后，大流士回到家里，叫他的马夫欧伊巴雷司想个花招，让他乘的马先叫，王位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别人得了去。欧伊巴雷司拍着胸脯让主人放心，保证这事办妥。在夜幕降临之际，马夫带了一匹大流士所乘的马所特别喜欢的一匹母马到了市郊约定的地方，把它系在那里。然后，他又把大流士的马牵了去，围着那匹母马绕圈子，不时地碰它。结果大流士的乘马和那匹母马交配起来。之后，欧伊巴雷司分别把两匹马又牵了回来。次日天明，当6个人按约定乘马来到之时，大流士乘的马便向前奔跑嘶鸣，它以为母马还系在那里呢。据说这时候晴空中起了闪电和雷声。那5个人以为神选定了大流士做国王，慌忙下马跪拜，心甘情愿俯首称臣。那5个人不知道遭大流士的算计，王位被轻而易举地夺了去。王位坐稳之后，大流士已经觉得有恃无恐了，就命令树立了一个刻石，上刻一个骑兵的人像，铭文写道：“叙司塔司佩斯的儿子大流士因他的马（后面是这匹马的名字）和他的马夫欧伊巴雷司之功勋而赢得了波斯王国。”事已至此，那5人哑巴吃黄连，只得自认晦气。
（二）讨逆平叛：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大流士篡夺王位后不久，帝国各地就爆发了大规模的起义。这场席卷全国、规模宏大、此起彼伏的大起义性质复杂，既有被征服地区人民反抗波斯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性质，也有波斯贵族内部争权夺利的性质。大流士一上台，一个名叫阿辛纳的人自称埃兰的国王，首先在埃兰揭竿而起，埃兰人也群起响应。与此同时，巴比伦人尼丁图·贝尔自称是尼布甲尼撒，乃原巴比伦国王纳波尼德之子。于是，巴比伦人纷纷表示拥护。一个独立的巴比伦王国又出现在波斯帝国境内。埃兰的起义规模较小，大流士没费多大气力就把阿辛纳活捉并处决了他。但巴比伦的局势则很严重，尼丁图·贝尔获得了巴比伦各地的承认。
公元前522年12月13日，大流士亲率大军讨伐叛乱的巴比伦。巴比伦军队据底格里斯河防守。大流士命令军队或乘皮筏，或乘骆驼，或乘马匹，渡河作战，打败了尼丁图·贝尔的军队。12月18日，双方再战于幼发拉底河畔的扎赞纳镇，巴比伦军队再一次败绩。部分军队被赶进幼发拉底河，被河水冲走。尼丁图·贝尔带着少数残兵败将逃入巴比伦城。大流士随后赶到，攻克了巴比伦城，擒获了尼丁图·贝尔，把他及48位主要追随者一并处死。
正当大流士忙于镇压巴比伦的起义之时，波斯、埃兰、米底、亚述、埃及、帕提亚、马尔吉安那、撒塔吉、西徐亚又爆发了大规模的叛乱。
这次在埃兰发动叛乱的人叫马尔提亚，曾在波斯库干纳卡镇居住过。他自称是伊马尼什——埃兰的国王。由于当时大流士离埃兰很近，埃兰人害怕大流士派兵来烧杀抢掠，就把这个马尔提亚捉住杀了。
米底的叛乱可就严重多了。米底人弗拉欧尔铁斯，自称是前米底国王库阿克撒列斯的宗室，起兵自立。当时，守卫宫廷的米底军队也背叛了波斯国王，倒向了弗拉欧尔铁斯。大流土派遣了3支军队前去平叛。经过几次会战，波斯军队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仍未能把叛乱彻底消灭。于是，大流士不得不御驾亲征。大流士率领的军队和弗拉欧尔铁斯的军队在米底的昆杜鲁什镇进行了决定性的会战。结果，大流士取得了胜利，弗拉欧尔铁斯带领少数骑兵逃往米底的拉加地区。大流士随即派一支军队追击，弗拉欧尔铁斯被俘，并被送到大流士的行营。大流上狠狠地惩罚了他：割去了他的鼻子、耳朵和舌头，并刺瞎了他的一只眼睛。然后，把他绑在宫门外示众。之后，大流士把弗拉欧尔铁斯带到哈马丹并处以刺刑。刺刑是古代西亚残酷的极刑之一。通常以木棍由犯人的肛门中插入，直贯上身。然后再把木棍和尸体竖起，悬尸示众。弗拉欧尔铁斯的主要追随者也被绞死在哈马丹要塞。米底这次叛乱还得到了其原属地亚美尼亚、撒伽尔提亚、帕提亚和赫卡尼亚的支持。平定米底之后，大流上派遣各路大军才把这些地方的叛乱一一镇压了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