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时，于志宁担任太子詹事，负责教导太子承乾。承乾品行不端，经常作出不轨的行为，于志宁总是直言规劝，晓之以理，劝其从善。每次唐太宗询问太子表现怎么样时，于志宁都如实汇报，从不隐瞒，他的正直与严谨深得唐太宗赏识。贞观十五年，于志宁的母亲去世，他上书辞官，准备回家服丧。可是，唐太宗爱惜人才，不想让他走，宣布对其夺情。严守礼法的于志宁再三恳请，希望皇上允许他居丧尽孝，唐太宗见他态度坚决，最后不惜以皇上的身份施压，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现在皇太子需要你来辅佐，为亲人尽孝固然重要，但是现在为国家教诲太子更重要，你应该搁置私情，不要因为一己私事影响了国家大计。唐太宗居然把这件事上升到了忠孝不能两全的高度，为了不辜负皇帝的信任，也为了避免因触怒太宗而惹来杀身之祸，于志宁只得压抑内心的丧母悲痛，奉旨起复。
自古忠孝难两全，身在官场的于志宁在忠臣和孝子之间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这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
（三）官员起复后的工作、生活禁忌
夺情起复是为了政务需要，不得已夺了官员孝亲之情，亏孝以全忠。被夺情的官员要脱下丧服，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履职办公，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被夺情的官员可以恢复正常人的生活。事实上，在讲究礼法，尊崇孝道的古代，即使官员被夺情起复，也还要遵守一系列的礼法规矩，不能任性妄为。
一般来说，官员被起复后，到三年丧期期满之前，还要遵守以下礼仪规定。
1.不能穿丧服入朝，不能参加大朝会
按照唐朝礼制规定，被起复的官员虽然名义上要脱下丧服，但并不意味着真的彻底结束居丧。事实上，起复后的官员仍然不能像正常人一样随便穿衣服，更不能穿颜色鲜艳的锦衣华服。
虽然被起复，但毕竟丧期未满，所以，官员仍要着素服办公，而且下班回到家要立刻换上居丧应穿的丧服，只有在入宫觐见皇上时才能穿平时的官服。除此之外，丧期未满之前，不能参加朝廷一年一度的大朝会，也不能祭祀宗庙。
2.祭日需尽哀，依礼祭奠
按照《大唐开元礼》的规定，丧期未满之前，要给被起复的官员相应的假期，也称“哭假”，以供孝子尽哀思之情。具体安排是每逢服内祭日，给假三天；大祥小祥各七天；禫五天；每月的初一和十五各一天；祥禫除服之日还可以回家祭祀。
除此以外，被起复的官员还要遵守居丧制度所要求的服丧行为规范，比如不作乐、不饮宴、不贺喜、不吊丧等。如果在此期间接受朝廷册封、升迁，相关仪式照旧，但是鼓乐队只是跟着当个摆设，不能敲鼓奏乐。
跟丁忧制度有法律护航不同，官员被夺情后的上述种种规定，更多的是源于礼法制约，没有上升到法律层面，主要靠个人自觉和社会舆论的监督来实现。在没有法律约束的情况下，夺情之后仍能自觉遵守礼法的官员确实值得世人尊敬。
著名书法家欧阳询的儿子欧阳通就是这样一位令人称颂的孝子楷模。欧阳询去世很早，欧阳通与母亲相依为命，是母亲辛辛苦苦把他抚养成人，培养成才，母子二人感情很深。在母亲的悉心教诲下，勤奋的欧阳通也练就了一手酷似父亲的好书法。仪风年间，欧阳通的母亲去世，时任中书舍人的欧阳通很快被夺情起复，官复原职。起复后的欧阳通仍然哀戚不改，严守礼制，每次入朝，他都是光着脚从家里走到皇宫门外。上班期间，如果不是公事需要，绝不开口讲话，下班回到家，就换上丧服，开始哭泣。由于接连遇到凶年，致使母亲去世四年还没能下葬，欧阳通就在倚庐里住了四年。寒冬腊月，家里人偷偷在他睡觉的草席下面垫了一点毡絮，他发现后大发雷霆，马上叫人撤掉。在中书省值夜班时，他也是席地而卧，只在地上铺点蒿草。夺情之后，能够像欧阳通这样恪守礼教，哀戚过礼的确实不多，所以，欧阳通几乎成了官员的样板，孝子的楷模。
当然，有些人的违礼并不是因为不孝，而是出于对繁冗礼制的认识模糊。比如，唐肃宗时的宰相吕諲，丁母忧期间被夺情起复，起复后被加封为同中书门下三品（唐代一种官名），为显尊崇，皇帝还特意赏了根象征地位显赫和无上尊严的门戟。当众人热热闹闹地在门口举行树戟仪式的时候，有热心人提醒尚处丧期的吕諲，说这是大喜事，不应该穿凶服，吕諲一听，赶紧换下丧服，穿上吉服参拜，结果遭到众人非议。
五、一代名相房玄龄丁继母忧被夺情
房玄龄作为大唐开国功臣，也是“贞观之治”的主要缔造者，一直被后世奉为唐朝宰相第一人，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千古良相。
房玄龄（579~648），名乔，字玄龄，齐州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区齐都镇南马坊村）人。房玄龄是一位真正出身“书香世家”的儒生，父亲房彦谦饱读诗书，精于书法，尤其擅长草书和隶书，为官一生，两袖清风，深得百姓爱戴。受家族文化的熏陶和父亲的直接影响，聪明好学的房玄龄自幼就喜欢读书，博览经史，精通草书和隶书，并写得一手好文章。房玄龄在少年时就已经显示出了不同于常人的洞察力与远见卓识，在隋文帝当国，一片歌舞升平的繁华盛世下，他已经敏锐地预见到了隋朝的潜在危机，断言大隋必不能长久于世，大厦倾覆指日可待。
18岁时，才学出众的房玄龄被推举为本州的进士，获封羽骑尉。从此步入仕途。父亲身体不好，常年卧病在床，孝顺的房玄龄一直侍奉左右，精心照料父亲的饮食和起居，一时一刻也不懈怠。父亲去世，房玄龄伤心得五天五夜不吃不喝。
隋末天下大乱，对世事洞若观火的房玄龄来到了李世民面前。一个温文尔雅、满腹经纶，一个热血方刚、踌躇满志；一个文韬武略、运筹帷幄，一个英勇善战、决胜千里；一个像山，沉稳内敛，一个似水，激情澎湃；这原本素不相识的一老一少，一见如故，引为知己，大有知音难觅，相见恨晚之势。从此，君臣二人同心合力，携手并肩，开疆扩土，共创伟业，开启了一段名垂千古的贞观佳话。
在李世民还是秦王时，房玄龄在秦王府任王府记室，掌管军政事务，跟随李世民出生入死，南征北战十几年，期间出谋划策，尽心竭力。征战之余，房玄龄四处访贤，为李世民网罗人才，招兵买马。在房玄龄的举荐下，大量谋臣猛将被招至秦王麾下，为李世民平定天下、夺取皇位、开创贞观盛世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房玄龄不愧为一代谋臣，作为李世民的心腹，在皇位之争进入白热化，诸皇子兵戎相见，危机四伏的情况下，房玄龄审时度势，建议李世民果断出击，先下手为强，接下来就上演了众所周知的玄武门之变。在这场兄弟相残的血战中，李世民依靠手下的精兵强将，将哥哥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诛杀，成功夺得太子位，为日后承继大统扫清了障碍，在这次政变中立下首功的房玄龄被封为邢国公。
李世民继位后，房玄龄总领百司，殚精竭虑，夙夜在公，兢兢业业。在辅佐唐太宗的20多年里，他位居宰相15年，主持制定典章律令，编修国史，进行政府机构改革，裁撤冗员。在他的带领下，一个仅有643人的高度精简的行政机构支撑起了贞观之治的日常大局。房玄龄身为宰相，日理万机，大情小事，事必躬亲。当时尚书省下面有个部门叫“度支司”，类似于现在的财政部，专门负责管理政府的财政预算和账目支出，工作内容极其琐碎，而且劳动强度很大，很多人都不愿意干，一度职位空缺，无人任职。房玄龄见状，竟不顾自己的宰相之尊，亲自就任度支郎中，当起了掌管唐朝国库的大管家。身为宰相，房玄龄最让人称道的是他知人善任，自甘卑下，从不嫉贤妒能，竭尽全力地为每一个有识之士提供施展才华的机会，把秉性各异的文臣良将牢牢团结在以李世民为核心的最高权力中枢周围。于是李世民周围自上而下，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合力，共同服务于泽被后世的贞观大业。后来有学者咏诗歌颂房玄龄的良相风度和名臣气节，“群星捧月月隐平，治世夜空灿月明”。
房玄龄把一生的才华和心血都献给了对他有知遇之恩的李世民。在长达30多年的风雨相伴中，李世民也视房玄龄视为自己的左右手，万分倚重。贞观十七年，房玄龄的继母去世，房玄龄依例丁忧辞官，为母居丧。没有了房玄龄的唐太宗感慨，“忽然之间没有了良相，好像失去了自己的两只手”。没过多久，房玄龄就被夺情起复，官复原职，太宗还特地赐给他一块昭陵墓地。贞观十九年，唐太宗御驾亲征，讨伐高丽，命令房玄龄留在长安看护大本营，李世民在亲手写给房玄龄的诏书中称“让你来担负和当年萧何一样的重任，我就没有后顾之忧了”。李世民远征回来后，房玄龄把一个告发自己谋反的人送到了皇上面前，李世民看也没看，二话不说就把那人砍了，还不忘训斥房玄龄“这种人你应该自己砍掉，不用向我汇报”。由此可见，李世民对这位忠心耿耿的老臣是多么地信任。
贞观二十二年，房玄龄病重，唐太宗派最有名的医生为他救治，命御膳房负责他的一日三餐。政务缠身的皇帝时时刻刻牵挂着房玄龄的病情，每见病情好转就喜形于色，听闻病情恶化就愁眉不展。同样的，病榻上的房玄龄也没有忘记皇帝对自己的恩情，生命垂危之际，仍不忘上书皇上，劝他以天下苍生为重，不要再远征高丽。唐太宗感动万分，临终前，李世民亲自到病榻前与房玄龄握手诀别。为了让这位陪伴自己30多年的老臣走得了无遗憾，李世民当场册封房玄龄的二儿子房遗爱为右卫中郎将，三儿子房遗则为中散大夫。
感受着浩荡皇恩，一代良相房玄龄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终年70岁。房玄龄去世后，唐太宗为他停朝三天，命人将他安葬在昭陵陪葬，这样待太宗百年之后君臣又可以在黄泉相伴了。从君臣知遇之恩到房玄龄病重去世，唐太宗一直将其引为自己的左膀右臂。房玄龄如此受皇上器重，自然不会被允许解官三年了。
六、丁忧与官员的仕途起伏
丁忧，原本是基于儒家孝道伦理和居丧礼仪形成的一种表达孝心、弘扬孝道的行为方式，后来慢慢演化成一种具有较强约束力的职官管理制度，得到普遍执行。但是，让人始料不及的是，在丁忧制度的发展过程中，计划之外却又是不可避免地派生出一些新的功能，比如利用丁忧打击政敌，清除异己，甚至成为不同的政治派别进行权力倾轧，利益角逐的有效武器。原本只是孝心表达、温情脉脉的丁忧被一些别有用心的政客演变成了残酷的政治斗争的利器，仿佛是一颗颗潜伏在那些忙于经营仕途，游走官场的大小官员身边的地雷，一不留神就有可能被引爆，轻则遍体鳞伤重则粉身碎骨，唐朝有不少名将被这颗雷炸伤。
（一）王叔文丁忧遭排挤
安史之乱以后，大唐王朝昔日的繁华盛世不复存在，慢慢走上了下坡路，越来越严重的宦官专权，藩镇割据严重影响了大唐的基业稳固。唐德宗李适性情暴躁，刚愎自用，重用宦官，纵容藩镇，横征暴敛，挥霍无度，底层的老百姓苦不堪言，怨声载道，李唐王朝危机四伏。当时还是太子的唐顺宗李诵洞察时局，心急如焚，继位之后，就开始对积弊深重的朝政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史称“永贞革新”。后人也将这次革新称为“二王八司马事件”，其中的二王之一，也是“永贞革新”的灵魂人物就是王叔文。
王叔文，唐朝中期著名的政治人物，生于公元753年，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王叔文出身庶族，家境寒微，乱世中长大，饱尝艰辛。深刻体会到民间疾苦的他踌躇满志，希望能有一番作为。王叔文最初是在苏州任司功参军，也就是苏州地区的辅佐官员，因为他特别擅长下棋，后来得到德宗的赏识，被选为太子李诵身边的侍读，专门负责教太子下棋。与他一块做太子侍读的还有一个浙江人，翰林待诏王伾。王伾是杭州人，因为写得一手好书法，被德宗委任为太子李诵的书法老师。因缘际会，同样胸怀大志又都在太子身边的二人成了好朋友，一个教太子写字，一个陪太子下棋。在与太子多年的朝夕相处中，他们经常和太子商议天下大事，讨论民间疾苦，为太子出谋划策。王伾诙谐幽默，王叔文处事沉稳，二人都深得太子信任。共同的改革愿望把三个人紧紧团结在一起，一个小小的影子内阁初具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