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汉惠帝、吕后开汉代“举孝授官”之先河
古语有云：“政以德为本，德以孝为大。”以孝悌人伦道德为依据举孝选官，是儒家“寓政于德”政治伦理思想在官场人事制度中的具体实践。
西汉初年，高祖刘邦重新统一全国，“举孝选官”的实践并未存在。这时选拔人才、委任官吏，以军功为主，“公卿皆武力功臣”。
《汉书·高祖纪》载，刘邦平定天下，大封功臣，初时已封大功臣三十多人，其余人等因争功而未得封赏。刘邦居住南宫，一次从复道上望见诸将往往相对私语。刘邦觉得奇怪，询问张良，张良说：“陛下与他们共同取得天下，现在已经成为天子，所封皆是喜爱的人，所诛皆是仇怨的人。而今军吏计功，众人以为有功者多，而土地少，天下土地用尽，也不足以全部封赏，又害怕以过失被杀，故想相聚谋反。”刘邦大吃一惊，问以补救之法。张良说：“可以选取一个跟陛下有旧嫌，并且大家都最清楚的人，先封赏他以作示范。”刘邦听从了这一建议。当年三月，刘邦置摆酒筵，以封雍齿，并促令丞相尽快定功行封。罢酒后，群臣皆大欢喜，说：“雍齿都封侯了，我们不必担心了！”
这件事告诉我们，刘邦之时军功人才太多，已占据了国家的绝大部分官职，其他方式的选才举措无用武之地。
但军功是一种特殊机遇，以军功选才，不仅有弊而且不可为长久之计。因而，汉初建立了“任子”、“赀选”等制度，以作为补充。任子制是世袭制；赀选则以较高的财产标准限制了大部分人的入选资格。然而这些制度，不仅排斥了被统治阶级，也排斥了地主阶级的下层，引起在野者阶层的强烈不满。因此刘邦于十一年（前196）发布了一道要求各地荐贤的诏书：“贤良的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你们。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刘邦颁发的诏书可以视为西汉选举制度产生的萌芽，但这封诏书对士大夫的要求过于模糊。惠帝时，“孝”观念进入政治领域，从而开启了“举孝授官”的先河。《汉书·惠帝纪》载，惠帝四年（前191），皇帝下诏选举百姓中的孝悌者，只是免除他们的租税及徭役，但并没有授予官职，也没有其他进一步规定。
惠帝重视孝悌并非偶然，其为太子时，就以仁孝著名。《汉书·张良传》载，惠帝为太子时，刘邦常想废掉太子，改立戚夫人的儿子赵王刘如意。当时，大臣多争言太子不可废，但并没有得到刘邦的坚决表态。太子的生母吕后非常恐惧，又不知如何是好。有人建言：“张良善于谋划，皇帝信用他。”吕后乃使吕泽威逼张良，说：“你常做皇帝的谋臣，而今皇帝天天想着改易太子，你还怎么能高枕而卧呢？”张良说：“当初皇帝在急困之中，才用我的计策；如今天下安定，皇帝要换太子，这是骨肉之间的事情，我这样的外人去劝说皇帝，虽是一百个也没有用啊！”吕泽强行要求说：“你快为我出主意。”张良无奈，只得说：“这不是口舌所能争取到的事。当今天下有四人皇帝不能请来，四人年老，都以为皇帝慢侮士人，故逃匿山中，不当汉臣。然而皇帝崇尚他们。如果让太子修书，将他们请来，以见皇帝，则帮助甚大。”于是吕后令吕泽使人奉上太子书笺，请来四人。这四人便是著名的“商山四皓”，他们分别是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
高祖十二年（前195），刘邦病重，更加想换太子，张良劝谏，皇帝不听。太傅叔孙通以死为太子争位，刘邦乃假装应许，可心里还是想换。一次刘邦宫中摆酒，太子在旁侍立。四皓跟从太子，年皆八十多，须眉皓白，衣冠甚伟。刘邦见而奇怪，问：“你们是什么人？”四皓对言他们的姓名。刘邦吃了一惊，说：“我寻求你们诸公，你们避逃我，今天诸公为何随从我的儿子呢？”四皓说：“陛下轻侮士人，我等义不受辱，所以恐惧逃亡。如今听闻太子仁孝，恭敬爱士，故而我等愿来。”刘邦说：“烦劳诸公调护太子。”此后，刘邦竟没换太子，正是有赖四皓之力。而四皓得以请来，在很大程度上是缘于太子仁孝。惠帝当太子就仁孝，当皇帝后重视孝悌情在理中。
到吕后主政时，举“孝悌”出现了一些变化，此时的“孝悌”是各方选出来的乡官，以教化一乡为目的，成为地方政府属吏。《汉书·高后纪》载，吕后元年（前187），初次设置“孝悌力田”这一官职，俸禄二千石。二千石是郡守级别的俸禄，待遇甚高。故而为《汉书》作注的颜师古说：“特置孝悌力田官而尊其秩，欲以劝厉天下，令他们敦促百姓务行本业。”从此以后，终两汉之世，举“孝悌力田”成为一种固定的制度。这些被推举出来的“孝悌力田”，或免除其摇役，或厚加赏赐，其作用无非是使其为民表率，除个别例外，一般都不是到政府去做官，至多和三老相似，做一个乡官而已。所以这和两汉通行的作为官吏进身的察举制度不同。察举制度中也有“举孝”一项内容，但和“孝悌力田”则是两回事，不可混淆。
二 、从“缇萦救父”看汉文帝对“孝”的态度
“缇萦救父”在汉代法制史上是一个转折性事件，汉文帝特为此事下令除去肉刑，从而结束了周秦时期广泛使用的传统肉刑制度。肉刑的去除，除刑罚本身发展的历史必然外，文帝对“孝”的态度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缇萦，姓淳于，临淄人，是西汉名医太仓令（管理王朝总粮仓的长官）淳于意的小女儿。文帝十三年（前167），有人上书说淳于意违法，淳于意因而获罪，当押解到长安受肉刑［当时肉刑包括：黥（在脸上刻记号或文字并涂上墨）、劓（割鼻）、刖（断足）、宫（毁坏生殖器）等刑罚］。淳于意没有儿子，只有五个女儿。临行时，女儿们都哭泣不止，淳于意看着生气，便骂道：“生子没有生到男孩子，事遇紧急毫无用益！”当时，他的小女儿缇萦听着非常悲伤，也只得独自哭泣。但不同的是，缇萦并不只是伤心而已，而是跟随他的父亲来到长安，上书皇帝说：“妾（卑称，指我）的父亲任为官吏，齐地的百姓都称赞他为官清廉平正，今天违法应当处刑。但妾所悲伤的是‘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指肉刑之后人的躯体受到破坏，不能再恢复到原来的样子），虽以后想改过自新，也没有办法了。妾愿没入官府为奴婢，以赎父亲的刑罪，使得父亲可以改过自新。”上书传给文帝，文帝悲怜缇萦的孝意，于是下令去除肉刑，改易刑罚。
正是缇萦的孝心感动了文帝，使文帝做出了这一传颂千古的举措。这一事件也可看出文帝对孝极为重视。这与文帝自身的品质密切相关。
汉文帝刘恒，是汉高祖第三子，薄太后所生。高后八年（前180）即帝位。他以仁孝之名闻于天下，侍奉母亲从不懈怠。母亲卧病三年，他常常目不交睫，衣不解带；母亲所服的汤药，他亲口尝过后才放心让母亲服用。
除为母“亲尝汤药”外，文帝的孝道在政治实践中亦有突出体现。在文帝眼中，“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孝悌的地位如此崇高，故而文帝规定，县乃至于乡，要根据人口规模设立孝悌力田常员，此为吕后政策的接续。同时，文帝开始选孝者为郎，进入中央储才机关。《汉书·冯唐传》载：冯唐以至孝著闻，得为郎中，任郎中署长，臣事文帝。此时，“孝”作为人才选拔的一项重要标准，已确定下来。
三、做官也有捷径——汉武帝之“举孝廉”
孝廉即孝子廉吏，是汉代察举科目中的一种。察举是汉代选拔官吏的一项重要制度。汉代察举的科目很多，主要有孝廉、茂才、贤良方正与文学（通常指经学）、明经、明法、尤异、治剧、兵法、阴阳灾异及其他临时规定的特殊科目。这些都是功名，有了功名，便可实授官职。汉代察举的标准，大致不出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如孝廉、贤良方正）；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如文学、明经）；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覆问，文中御史（如明法）；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如治剧），皆有孝悌廉公之行。四科取士，大约起于汉武帝，其后以迄东汉，大体未改。
“举孝廉”制度确立于武帝时期，为董仲舒首发。“举孝廉”制度的确立与在野地主阶层的斗争是分不开的。武帝即位后，一批布衣地主即对军功选官、任子、货选等展开批评，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推行贤人政治：“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中的贤能之人，每年贡举各二人以给宿卫。”武帝接受这一主张，元光元年（前134）首次颁布了“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的诏令。
另外，“举孝廉”制度的确立还与汉初的武力功臣退出历史舞台关系极大。这里以高祖时封侯的功臣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这批功臣在汉文帝之初尚存留46%，但经过文帝统治的二三十年时间，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已经去世，延续到景帝时只剩下五人，仅占原封侯者143人的3.5%，迨武帝时期，便呈现出“元功宿将略尽”的局面。这些功臣的后代，虽说都承袭了前辈的爵位，但骄逸腐化，忘记了他们先祖的艰难，许多人违法犯律，命丧亡国，故当武帝后元之年（前88），也已经少有遗留了。因此，武帝改革选官制度一方面具有紧迫感，急需选用新人接续；另一方面，武力功臣所剩无几，改革的阻力不复存在。
“举孝廉”是儒家思想的反映。汉武帝时期的儒者们，为了参政议政，便追求“独尊儒术”。而汉武帝也想摆脱汉初以来军功官吏和黄老势力的束缚。“举孝廉”正是汉武帝完成统一思想，强化封建统治目的的重要杠杆。汉武帝确立了其独尊的统治，“举孝廉”也被作为一种岁举常制固定下来，也就是说孝子廉吏所反映的儒家伦理道德观念被确立下来。
举孝察廉原为察举二科，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即举孝和廉各一人。察举孝廉到后来也出现了孝廉合称的现象。《汉书》中记载师丹、京房、孟喜均是“举孝廉为郎”。西汉晚期，孝与廉已合并成为察举的主要科目。孝廉察举制的主要内容有：1.面向全体“吏民”；2.举主为郡国守相；3.岁举；4.每郡国有人数限制（一人或二人）。以后西汉各朝以及东汉各朝虽然有所修正增改，但其中的大致范围没超出武帝时代。
然而，武帝“举孝廉”制度的改革并非一帆风顺，原因是汉承秦法，举人失当者有罪，所以各郡国对察举孝廉并不积极，“或至阖郡而不荐一人”。因此，汉武帝在元朔元年（前128）又下了一道严格限制必须举人的诏书：“进贡贤者将接受上等的奖赏，阻蔽贤者将蒙受公开的杀戮，这是上古的治国之道。有关部门与中二千石、礼官、博士讨论不举孝廉官员的罪行。”有关部门在讨论后回奏说：“当今诏书昭显先帝的圣德，下令二千石举孝廉，所以教化百姓，以使移风易俗。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则不胜任本职，当免官。”武帝正式批示“奏可”。“不敬”在汉代是重罪，法当斩首，甚至族诛。有了这个硬性的规定，自此以后，岁举孝廉制度才得以贯彻实行。
孝廉一科，在汉代实乃清流之目，为官吏进身的正途。吏、民一旦察举为“孝廉”，均给以优厚待遇，或在中央多以郎署为主，再迁为尚书、侍御史、侍中、中郎将等官；或在地方则为令、长、丞、尉，再迁为太守、刺史。汉武帝以后，迄于东汉，一些所谓名公巨卿，有不少是孝廉出身，对汉代政治影响很大。许多人才循着这条道路得以升迁，天下士人通过举荐汇集于朝廷，以至到东汉时，察举的“孝廉”已没有官职所能消化。
“举孝廉”的目的是达到“移孝作忠”，即由修身齐家推于治国为政，在家为孝子，在朝为忠臣。《吕氏春秋·孝行览》言“人臣孝，则事君忠”，《孝经》说“以孝事君则忠”，都是为这一目的做宣传。
在西汉，忠、孝有时仍然各自分开。《汉书·王尊传》载，王阳任益州刺史，见蜀地山路险峻，叹曰：“奉先人遗体，为什么要踏此天险？”遂以病辞官。后王尊任益州刺史，走到这里，问部下说：“这不就是王阳所畏惧的道路么？”遂不畏天险，勇敢地冲了过去，并说：“王阳为孝子，王尊为忠臣。”
因此，朝廷提倡“孝”，推行“举孝廉”，正是为了弥合孝、忠两者之间的裂缝，达到“以孝作忠”的本质目的。
这一目的在一定程度上是达到了，东汉赵苞忠不顾亲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赵苞举为孝廉，担任了广陵令。任职三年，升迁辽西太守。第二年，赵苞派人回家乡迎接自己的母亲和妻儿。一行人快到辽西的时候，途经柳城，正值鲜卑万余人侵入边塞抢掠，赵苞的老母妻儿都被劫走做了人质。鲜卑押着他们进攻郡城，赵苞率两万步骑与敌对阵。鲜卑把他一家老小推到阵前，逼他投降。赵苞一边悲号，一边对母亲喊道：“儿子没出息，本想挣一点俸禄侍养大人，不料给大人带来灾祸。儿子过去和您是母子，如今是国家大臣，王命在身，岂能顾私亲，毁忠节？恨不得立即死掉，以塞重罪！”赵母也向着赵苞高喊：“人各有命，你不要顾及我，亏了忠义大节。你能做个忠臣，我死而无憾！”赵苞早已泪流满面，他紧咬牙关，率军冲入敌阵，全部击溃了敌军，母亲和妻儿都被敌人杀害。朝廷闻讯，派人去吊唁和慰问他，又封他为鄃侯，表彰了这种忠不顾亲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