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将父母接到身边尽孝道。自古忠孝不能两全，事君与奉亲不得兼顾，直接原因在于官员往往在异地任官。自汉代以后，本地人不得在本地任职的地域回避制度逐渐形成，明朝继承并严格执行了前朝的地域回避制度。“国家用人，不得官于本省。盖为族闾所在，难于行法，身家相关，易于为奸，故必隔省而后可焉。除医官、阴阳官、学官等，一律实行隔省为官。”隔省为官，任职多在千万里之外，此举造成孝子与父母在地域上的分离，彼此相隔遥远，音讯难通，侍奉双亲只能是一种空想。这不仅有违于儒家伦理道德观念，还使以孝治国的政治目的难以实现。那么解决官吏与父母两地分居的一个办法便是将父母接到官员任职的地方，父母就可以得到儿子悉心的照顾。受历史上移亲就养制度的影响，洪武初就有官吏移亲就养，与之相关的制度也相继颁布实施。洪武十七年，明太祖为了勉孝劝廉，诏许凡远在一千五百里之外者给予舟车，俾得迎养。洪武二十六年（1393）《诸司职掌·侍亲》规定：“凡官员父母年七十之上，许令移亲就禄侍养。”后来的《明会典》亦准此制，明代移亲就养制度正式定型。明朝人极其重视移亲就养，如洪武十三年，西安府盩县丞陈子都奔波三千里，迎其父母以就养。永乐时，云南左参政崔恂孝事其母，居官虽远必亲迎就养。句容县令徐居仁，上任旬月便慨叹“君禄不能逮其亲”，遂“择日遣使，迎养其父。父子相聚，欢动颜色，邑之老少，聚观道路，莫不叹赏”。一些朝中大臣，像永乐时修撰罗汝敬之父、黄淮之父，天顺中李贤之父就养京师，得到朝廷的恩赐，一时传为佳话。移亲就养，阖家团圆，成就了一些官吏尽孝至极的私人生活。正德初，徽州知府熊桂把老母由江西迎养官邸，“朝必入省太夫人，而后出理公事。馔醑必躬执，公闲即怡怡侍侧，承颜顺色，弗少懈”。徐咸，海盐人。正德十二年春，徐咸任南京兵部主事，奉迎父母就养于南京。他的一些同僚也有迎养父母在南京的，时车驾主事徐晋的父亲82岁，武选郎中汤继元的父亲66岁，职方主事顾璁的父亲58岁，武库郎中欧阳铎的父亲64岁，考功主事王銮的父亲75岁，御史王以的父亲68岁，于是，这些父亲相伴而游，设宴于报恩、天界等寺，南京胜境无处不至，南都人传为佳话。诚然，移亲就养为明代官吏尽孝提供了一种方式和选择，但以移亲为手段，在操作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路途遥远，舟车劳顿，年老体弱者难以承受。此外，年老之人往往安土重迁，难舍故里，加之水土不服，往往客死异乡，因此，许多老人不愿随儿子到外省去住。针对这种问题，明朝除了准许官吏辞职终养外，还对移亲就养制度加以改革，出台了与之相关的改授政策。
二是改授官职。改授政策旨在使官员任职之地尽量靠近其故乡，便于官吏侍奉父母。在倡导孝道的封建社会，此法其实早已存在。到了明朝，虽然仍严格执行任职的地域回避制度，但为了宣扬孝道，仍然会做出特殊的规定，准许需要尽孝的官吏在邻省或本省任职。顾炎武曾考证过，“唐朝人得罪贬窜远方，遇赦改近地谓之量移”。嘉靖元年八月，河南右参议徐文溥以母老乞休，抚按官上奏说，“徐文溥操持清慎，过早退休，不无可惜，乞量移邻近省分，以便迎养”。具体而言，改授官职的方式有三种：一种是地方官的调职。洪武四年，调河南府知府徐麟为蕲州府知府。徐麟乃蕲州广济人，太祖为照顾徐麟侍奉八旬老母，特别开恩准许他在原籍任官；焦芳，河南泌阳人，天顺八年进士，弘治初，焦芳任四川提学副使，此时他父亲81岁，母亲77岁。焦芳上疏称父母年老，路途遥远，不便于接养，要求辞官回乡尽孝，孝宗感念他曾在东宫侍讲的情分，调焦芳于湖广；姜昂，字恒俯，原籍太仓，任河南知府。他上疏称母亲年老，请求回到原籍任职便于尽孝，朝廷准许他调任宁波知府。在明朝历史上，像徐麟那样改任原籍的例子不多，大多数地方官还是会改调到邻省，这既符合选官的地域回避制度，又照顾了奉养双亲的孝道行为。任官所在地与原籍的距离缩近，大大方便了官员的探亲或迎养父母。
相对中央机构、地方州县的官员，教职只是一个职微权薄的闲官，手中的权力很有限，即使在本地任官也难以形成庞大势力。所以明朝虽严格执行异地为官的政策，教职却不在禁止之列。洪武间，定南北更调制度，南方人在北方任官，北方人在南方任官。其后官制确定，自学官一职外，其他官职都不能在本省任官，不再局限于地域的南北了。因此，一些人本不是教职，但为了解决尽孝和路远等问题，请求朝廷改授教职。这可视为第二种。永新人戴礼，永乐十三年进士，按照惯例，登进士者观政于诸司，然后授官。由于其母年高，他恳请就近教职以侍奉母亲，朝廷遂任命他为衡州府学教授。衡州距离永新不过五百里，戴礼就将家人接到衡州奉养。弘治元年，改除云南按察司佥事林淮为常州府儒学教授，以便他就近养母。林淮在奏疏中说：“云南路远，母老不堪就养。辞官则家贫难供朝夕，置亲则无人可托。乞授以本处或附近府县学教授、教谕，以便养母。”万历时，漳州府学教授王启疆升彰德府涉县知县，仍愿改教职以便侍亲。像戴氏、林氏、王氏这样改授教职实际上是辞去显赫的官位而改任地位低的官职。明人刘球在朋友由通判改任教职时说：“自通判而视教职，其位之崇卑，秩之厚薄，固然不侔矣。乃欲辞此以居彼，是岂利于富贵者之所能为哉？”父母需侍养，官员不得不辞高官厚禄而改任教职。这种不得已的行为恰恰彰显了孝道，所以改授的请求可以得到朝廷的同情和赞许。
还有就是北京官改南京官。这可视为第三种。原籍在南方或边远地区的京官要把年迈父母接到京师奉养，都要面临路远、父母年老等难题。为了能够孝养父母，通常的做法除了改授教职外，就是改授南京官或邻近原籍的地方官。例如正德十三年改国子监司业景赐为左春坊左中允，管南京国子监司业事，景赐上疏称母老，请求改官便养，朝廷准许；叶茂才，无锡人。“性至孝，痛母先逝，事父逾谨。万历十七年中进士，授刑部主事。三月，旋告改南迎养，遂得南京工部，榷税芜关。”汪循，休宁人，弘治九年进士，以无法尽孝担忧，想调任临近原籍地，以便于奉养双亲，被调任永嘉知县。徽州太守熊桂，江西新建人，在朝为官，无法将双亲接到京师奉养，遂辞去京官。正德初，熊桂力求补外郡便养，得徽州。无论是改南京官还是改为外僚，从仕途来看，都是一种委曲求全。
三是辞官回家尽孝。无论是迎养还是改授官职，都没有彻底解决明代官吏尽孝难的问题。迎养之难，一是任职的路途遥远，二是在就近地难找到合适的官缺，以至许多官员不能实现将父母接到身边奉养的愿望。因此，明朝政府在采用以上两个办法之外，还继续推行历史上的辞官终养政策，即允许官吏辞职回家照料年迈的父母，等到父母病愈或父母过世守孝期满之后，再补任官。明代的辞官终养之制初见于洪武三年（1370）二月，明太祖于后苑见巢鹊卵翼之劳而思母子之恩，乃令群臣有亲老者，许归养。镇抚陈兴之母八十多岁，太祖赐白金、衣帽准其回家尽孝。在太祖看来，表彰个人的孝行有助于形成良好的孝风。官吏辞官回家尽孝，是孝道文化的个人实践，不仅可以解决官吏本人尽孝难的问题，还具有改良社会风气的功能。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明朝官吏终养制度的一些关键要素：一是年龄限制。官吏的父母必须年满70岁，官吏才能提出辞职终养的请求。很多情况下，七八十岁的老人已日薄西山，很多老人生活不能自理，需要子女养老送终，回家尽孝的目的就在此。二是家中人丁不旺。提出终养请求的官吏，家中必须没有成年的兄弟、子侄。明人程敏政说：“皇明以孝治天下，凡廷臣之离亲久者许归省，亲老而无他子者许归养，著于令。”嘉靖初，户部侍郎邵宝疏请终养，他说自己无兄、无弟、无子，两世一身，形单影只，实在没有办法，所以他的请求获得批准。相反，如果官吏家中有其他可以尽孝的人，则不符合规定，还是不能辞职终养。如成化时河南人郝世瞻以有弟，例不得终养，最后以病假告归。嘉靖十三年（1534）后，明朝对终养官吏“家中有无余丁”作出了更为详细但也更为宽松的规定，如兄弟俱为官、兄弟有病不能尽孝、兄弟同父异母者，都被视作家无余丁，都会被准许辞官终养。三是吏部考核实情。吏部首先要对辞官终养的官吏进行复查审核，包括弄清楚该官吏的父母年龄、有无兄弟等情况，防止官吏以终养为名逃避任官。获得批准的官吏辞官离任后，吏部要报缺，并要备案，以便后备官员的替补。官吏在父母病愈或过世守孝期满之后，必须到吏部报到补官。辞官终养，在家的时间一般都比较长，少则三五年，多则十几年。邵宝在家侍养老母超过8年，才重新入仕。祁彪佳，天启二年进士，侍养归家居9年，母服终，召掌河南道事。如此漫长的辞官家居生活，给官吏带来了巨大的损失。经济上，失去了在职时的俸禄，原有的柴薪、养廉等收入也没有了，一些清廉之官会因此面临生活的窘境。如正德时御史陈茂烈以母老辞官，家贫难以赡养。政治上，在任时间会被累积，期满才可获得升迁，累积在职的时间显得非常必要。而辞官终养的时间按照规定都要扣除，不能累积，就难以获得升迁，可见辞官终养对仕途升迁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与迎养、改职相比，辞官终养意味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一般是在无法改职、迎养的情况下才迫不得已采取的办法，它对官员自身和家庭都会造成巨大的压力。有时一些官员孝心卓著，可以抛弃功名利禄，毅然辞官养亲，但家中父母却不愿意儿子为自己自断前程。从父母的角度看，儿子为官与辞官其实是一种矛盾，儿子辞官终养，能够解决父母年老、身边无所依靠的忧虑；另一方面，儿子离家为官，可以获得升迁，光宗耀祖，所以虽不愿意儿子离家任官，但心中也有一些自豪感。
需要注意的是，明代弘孝措施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投机行为，有些官吏利用这些政策为自己谋取其他方面的利益。例如，改授近地，有可能使有些官吏以养亲为借口，逃避路途遥远的任职。辞职终养，表面上看是孝行的体现，实际上有些人辞职养亲的目的却不一定是出于尽孝，而是心怀鬼胎。最能凸现辞职养亲有功利性的就是因病而辞官。明朝规定，州县官如果长期患病不能任职，可以辞职回家调养，病愈后再出来做官。因此，一些外任官便在自己生重病时，以尽孝归养为由，辞职回家，既可养病，又能与家人欢聚，等到父母过世守孝期满后，按照终养规定，重返官场。总之，以上种种行为违背了孝道制度承载的社会责任和伦理原则，可以看作明朝官吏孝道行为的一种特殊情况，我们应当仔细辨别，从整体上研究明朝官吏养亲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