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朝的孝文化
纵观历史，明朝的孝道有四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将明代对女子《孝经》的教育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众所周知，明朝是一个专制集权发展到顶峰的王朝，但同时也是一个非常重视人民道德教育的时代。在中国历史上，受教育权一直是男人才能享有的特权，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但在明朝，女子接受《孝经》教育却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其实在正史中，早在西汉，便有匡衡主张向女子推行《孝经》的先例。王安石变法使《孝经》成为幼学启蒙读物。明朝沿用宋朝旧制，加强对女子的《孝经》教育，或父母耳濡目染的教育，或专门聘请教官讲师来教授女教。这些接受过《孝经》教育的女子，在日后的家庭生活中便言传身教，从小教育自己的子女遵守孝道。如此发展下去，女性的《孝经》教育便形成了自己的规模和体系。明史也因此出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孝道教育中愚忠愚孝成风，但是女性孝道教育却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女性接受《孝经》教育，对明朝社会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首先是推动了孝道观念的确立，女性大多孝敬公婆、与姊妹兄弟和睦相处，使家庭圆满和美；其次是提高了女性的文化素质，造就了品端行正的贤妻良母，端正崇高的品行，为夫妻和谐、家庭和睦提供了最基本的保障。她们运用自己所接受和领会的孝道观念，在家庭中相夫教子，对丈夫的成功、儿女的成才倾注了极大心血，对稳定社会秩序、提高社会整体素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一些年轻时就不幸守寡的女性们，她们将自己对《孝经》和儒家伦理道德的理解，转化为她们守节奉孝、养育子女的精神动力和治家本领，她们既含辛茹苦地拉扯儿女，同时也不放弃对子女的孝道教育。明代许多名臣名儒，都曾经得益于这样的慈母教导。著名清官海瑞的母亲便是其中典型的事例，海瑞的父亲在其三岁的时候便去世了，他的母亲是个知书达理、粗通《孝经》的女子，她放弃了改嫁的想法，一门心思要把海瑞培养成人，她教导海瑞如何做个清廉刚正的好官，如何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她用历史上放荡不孝的人物作为反面教材来时刻提醒海瑞不要做那样的人，终于，海瑞成为明史上著名的清官廉吏，其三次罢官的事迹也使其流芳百世。明朝前后共存在277年，除了明末的李自成起义，在270多年里基本上没有出现类似王莽篡权这样的重大变革，其中明朝对女子《孝经》的教育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二是将孝道赋予神秘意义。将孝道赋予神秘意义是明朝另外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儒家经典一直在大力宣扬“慎终追远”（即春秋祭祀）、“父母在，不远游”等孝道文化。但是在明朝，传统的行孝之道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众所周知，虽然包括明朝在内，历朝历代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但是十四世纪的明朝，仍然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数量巨大的商人阶级，常年在外忙于生意，或奔波于路途，或长久居留在异地，少有时间能陪在父母身旁，有的甚至在外数年都不回家看看。儒家推崇的孝道文化在商人群体面前显得无能为力，便转而通过神学的观点来应对这种行孝之道的历史要求。儒学将行孝和天地、鬼神、福祸等联系起来，宣扬行孝之人必能获得天地鬼神的偏爱，所遇到的一切灾难都能被化解。这种神学化的孝道认为：行孝之人，除了本人能得到善报，就连列祖列宗甚至在六道中受煎熬的饿鬼穷魂、父母的疾病痛苦等，都能因为孝子的行孝而得到解脱。行孝的好处还不止于此，还可以“生集百福，死到仙班，万事如意，子孙荣昌，世系绵延”，反之，不孝则必受天谴。“不孝之子，天地不容，雷霆怒殁，摩煞祸侵”，不孝罪莫大焉，必会遭致天怒人怨，为天地所不容，必将遭受最为严厉的惩罚。正因这样，后世不少学者认为，明朝的忠孝之风事实上都是愚忠愚孝。但是，尽管如此，儒家经典对这种由社会发展带来的行孝问题的处理方法，仍然成为明朝社会孝道的一大特色。对于这些封建孝道文化，我们需要认真思索和评判。
明太祖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以农民出身取得政权的皇帝之一。站在历史的角度来说，朱元璋在孝道文化的推广方面做得还是非常不错的。主要体现在他对朱家先祖陵寝的建造和对孝道的推崇两方面。甫一登基，他为了向全国人民表现自己的孝道与天子无上崇高的地位，随即为朱氏先祖高祖父母辈以下的先人大造陵墓。首先建造的是他父母双亲的墓。他尊称父亲为“淳皇帝”，庙号“仁祖”，母亲就是“淳皇后”，定墓号为“皇陵”。其实，在朱元璋登基前还是吴王的时候，他就对父母的坟墓进行了修建。洪武八年，他再次征集民工历时5年才最终完成父母陵寝的重修。此后朱元璋又下诏在泗州为祖父母修建陵寝，陵号“祖陵”。并令方士以招魂法，将死在江苏句容的高祖父、曾祖父的灵魂招至此陵合葬。祖陵于洪武二十二年（1389）竣工，历时5年。泗州也因此从无名小镇成为明王朝的龙脉所在。朱元璋还派遣军队长期驻守其皇陵和祖陵。通过这些措施，他成为老百姓孝道的楷模，他也自称“孝子皇帝”。另外，朱元璋推崇孝道，颁布《慈孝录》，重新采用举孝廉制度，以致“由布衣而登大僚者不可胜数”，甚至在其驾崩前也不忘颁布遗诏要求继续推崇孝道。在朱元璋的大力倡导下，对孝道文化和行为的褒扬一直伴随明王朝统治的始终。翻阅史籍，有明一代共有16位正史皇帝，其中有11位的谥号中都带有“孝”字，虽然在数量上不如汉朝带“孝”字的皇帝多，但是在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朱元璋还提出臣民行孝的行为规范：孝顺父母，恭敬长辈，和睦乡里，教化子孙，各安生计。这一行孝的圣谕随后便颁令全国强制实施。南京的明孝陵，据说是因为马皇后死后，谥号“孝慈”，葬于此，故叫“孝陵”。但是也有专家根据朱元璋推崇“以孝治天下”，认为孝陵以孝命名肇始于此，可以说孝陵是明朝崇尚孝道文化的一个缩影。明朝孝道文化在整个中华历史上的地位十分重要，而朱元璋作为一代帝王在行孝过程中展现出来的虔诚的确符合他自称的“孝子皇帝”的称号。
三是明代对尽孝义务的严格规定。由于南宋理学中许多理论非常符合封建王朝的统治需要，因此明清两朝对南宋的理学都是十分推崇的。理学中提出的“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是孝道走向极端化、专制化的直接理论根源。封建王朝的君主为了树立权威，加强对人民的思想统治，必须要建立一套对他们有利的理论体系，因此，将尽孝行为法制化是政府在提倡“孝义”时必须要达到的一个目的。
在家庭关系中，受传统封建伦理观念及教育的影响，孝道文化在发展实践过程中逐渐向着专制的方向发展。家族的管理普遍采用长者为尊、强制推行的原则和方式来进行，即由家族的某个或几个长者组成的机构来行使职权，管理家族内人们的行为，甚至将家族中的子女晚辈作为自己的私有财产来看待和处理。晚辈必须对长辈的话言听计从，如若违背或顶撞就会被视为不孝。特别是“父为子纲，子为父孝”理论的提出，直接将父子关系定义为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这就严重地压抑了家族成员的许多行为，一些不合理的规定就变成了家族极端专制的典型表现。明朝的家训族规不可避免的都会有孝敬父母这一条，其中规定孝的根本内容就是要求子孙对父母祖辈的指令完全听命和服从。如乌程温氏家训说：“凡子弟，每事一廪于所尊，便是孝悌。”明代《家训》都强调家长要实行严厉的专制管理，还把宋代理学家罗从彦的“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定为家庭生活的基本准则。封建伦理道德把孝道义务在某些方面直接定义为不分是非曲直的绝对听命和盲从，实质上就是要求子女完全服从长辈的统治。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父为子纲、子为父孝”就是一种戴着伪善面具的统治与被统治、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明末的魏禧甚至说：“父母即欲以非礼杀子，子不当怨，盖我本无身，因父母而后有，杀之，不过与未生一样。”这种言论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的衍生产物，君主专制必然要求父权专制，因为父权是君权的基础。这样“父为子纲”便发展成“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
明朝对丧葬礼仪的规定可以说是孝道极端化的最直接体现，明朝对皇帝、后妃、宗室、大臣、士庶人的丧礼都有明确规定，是任何人都不能违背的，如果不能按照标准完成就会被定为不孝，而如果丧礼过分逾越又会被定为逾制，这其中的专制性体现得淋漓尽致。《明史·志三十六》中的记载：“古之丧礼，以哀戚为本，治丧之具，称家有无。近代以来，富者奢僭犯分，力不足者称贷财物，夸耀殡送，及有惑于风水，停柩经年，不行安葬。宜令中书省臣集议定制，颁行遵守，违者论罪。”而又曾出现“古有掩骼埋胔之令，近世狃元俗，死者或以火焚，而投其骨于水。伤恩败俗，莫此为甚”。从上面这两段几乎自相矛盾的话可以看出丧礼规定中政府专制的惯有思维，简单的理解就是政府认为什么是合理的，人民才能去做，还必须严格遵照政府的要求去做，反之，政府认为是不合理的，人民就不能去做，这严重束缚和桎梏了人民的思想。
正是由于孝道伦理观念中的糟粕对人民的身心造成极大的摧残，在明朝有许多思想家对君臣、父子的这种专制强权纲常礼教，给予了极大的批判。王夫之针对理学家“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的说教，提出了“不仁者不可以为父母”的命题，强调了父母与子女关系的相对性，强有力地批判了“父为子纲”的愚孝观念。
明朝时期孝道专制化的表现还有很多，如“婚姻大事父母之命”等，其实所有这些都是封建统治者从强制百姓对自己绝对服从的政治统治需要的目的提出和倡导的，具有典型的封建专制主义意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明朝孝道的专制化是对前朝的一种继承性的表现。
四是明朝孝道行为的愚昧化。由于孝道观念强制性的教化和压迫式教育，使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就表现出一系列过激的、愚昧的孝行。可以说孝道行为的愚昧化是封建孝道走向极端化的直接产物，在宋朝时期封建国家对许多愚昧的孝行进行表彰的事例对明朝有很大的引导作用。《宋史·孝义传序》记载：“太祖、太宗以来，子有复父仇而杀人者，壮而释之；刲骨割肝，咸见褒赏。”这两种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并对个人身心造成严重伤害的愚孝行为在宋朝竟然得到政府的大力宣扬和褒奖，这在当今社会是难以想象的。
在明朝初年，这种割股、挖肝的歪风邪气曾退出历史舞台一段时间。因为这种愚孝行为，当事人轻则致残，重则丧命，如果不及时刹住这种歪风邪气，将不利于封建国家的统治。如“山东守臣言：日照民江伯儿，母疾，割肋肉以疗，不愈。祷岱岳神，母疾瘳，愿杀子以祀。已果瘳，竟杀其三岁儿”。当地官员还按旧例上报朝廷请求嘉奖。朱元璋得奏后勃然大怒，不仅没有分文的奖赏，还判决杖一百，发配海南。朱元璋通过礼部官员制谕：“卧冰、割股，上古未闻……皆由愚昧之徒，尚诡异，骇愚俗，希旌表，规避里徭。割股不已，至于割肝，割肝不已，至于杀子，违道伤生，莫此为甚。自今父母有疾……而卧冰割股，亦听其所为，不在旌表例。”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封建家长制的存在，封建国家各级官府仍极力鼓吹封建孝道。所以，明嘉靖、永乐时，仍有因割股、割臂为父母治病而得到封建国家嘉奖赏赐的事例。这是处于封建社会末期的统治阶级妄图通过强化封建礼制来维护其统治秩序的不得已政策。由于当时政府以各种物质或精神奖励作诱饵，使得各地出现了很多割股疗亲等不符合人伦的怪相。如“崔璘，因护母而杀人，‘下刑部谳’，刑部尚书却认为‘璘志在救母’故其杀人罪难拘常律，主张宽贷”。而随着这种孝义行为被社会舆论渲染为美德后，人们就互相攀比，处处标榜自己更为孝顺，于是使得孝道行为向畸形化发展，催生了更多愚昧、残忍的行为。如有的人为了疗父母之疾而自残肢体，也有的人为疗母疾，竟然杀子祀神；更有甚者，有的人为了尽孝道，竟为父母殉葬。明英宗时的周路，便是这么一位孝子，当他“闻父死，恸哭奔归”，到家后竟“以头触庭槐”而死。
由于有明一代许多统治者对愚孝的行为持赞成的态度，加之民间百姓对有愚孝行为的人也往往给予赞许的评判，因此，民间愚孝的例子非常之多。还有很多人想寻求朝廷的旌表或者逃脱徭役赋税，也会做出愚孝的行动，给当时的社会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
那么，对于明朝的孝文化，我们应该如何正确评价和认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