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孝道伦理与孝悌品行纳入国家教育制度和人事制度，使之成为朝廷人才选拔或官员升迁罢黜的重要依据和标准，是宋代统治者以孝施政的又一重要表现方面。在封建王朝的传统教育中，孝一直处于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地位，“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宋代在发展传统孝道文化方面，除一如既往地重视政府的舆论导向作用外，还非常注重在教育制度尤其是在学校教育中制定相关措施用来辅助贯彻执行政府的孝道思想。《宋会要辑稿·崇儒二·郡县学》：“大观新格……诸小学，八岁以上听入，若在家在公有违犯，若不孝不悌，不在入学之限。”在这一涉及郡县教育的国家政策法令中，孝悌品行成为能否入学的重要条件，哪怕是仅仅八岁的幼童，政府也作了是否孝顺的入学限制条件，宋朝统治者对郡县学生孝德品行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在教学课程设置方面，《孝经》被定为专门教材列入学生必修课程。宋徽宗统治时期，提举黔南路学事戴安仁上言：“今欲乞立劝沮之法，分上中下三等。上等为能诵《孝经》、《论语》、《孟子》及一经略通义理者，特与推恩；中等为能诵《孝经》、《论语》、《孟子》者，与赐帛及给冠带；下等为能诵《孝经》、《论语》或《孟子》者，给与纸、笔、砚、墨之费。从之。”从以上文献记载中可以得知，在地方郡县学校各类儒学教材中，《孝经》排名第一，受到政府推崇，熟读背诵《孝经》，是朝廷对郡县学校不同等级、不同层次学生的最起码要求。
学校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才，而人才选拔的首要途径是科举，在宋朝科举考试中，《孝经》通常是必考内容。科举必考《孝经》，意味着读书人如果不把儒家孝道伦理作为一门必修科目进行深入的学习和研究，就不可能获取功名从而步入仕途。在宋朝科举考试中，“孝廉”属于常设科目，宋朝知识分子通过科目考试步入仕途者屡见不鲜。如徐志道“事母以孝闻，绍兴间，以孝廉举官，至楚州团练使”；“项相，字汝弼，宋宁宗时举孝廉历官翰林学士”；余机“性至孝，嘉定中，举孝廉授江阴令”。以上这些通过举孝廉而入仕者，除自身的孝德素质合格外，还必须能顺利通过考核，具有一定的学识水平，才能顺利步入仕途。
但是，就整个宋朝的官吏选拔来看，不通过科举考试或不经考核而由朝廷直接授予孝子官职的现象，也是比较常见的。例如延州县民罗居通笃孝乡里，“壬午，以孝子罗居通为延州主簿”；龚明之“孝行节谊，著于乡闾，诏特议旌录，参知政事钱良臣以闻，超授宣教郎”；孙宝著事母以至孝知名，“大观初，行部使者以闻，赐进士第，任杭、衢二州教授”。资州资阳县民支渐“丧母庐墓，至孝感天，范祖禹奏乞优与旌奖，以助孝治，诏以为资州助教”；郭重义以孝闻，“诏旌其闾，后奏名补官”；范仕衡“性至孝，特奏名，授钦州推官摄贰守，著廉能之誉”。以上这些国家选拔的官吏，不需要经过考试，而是由地方官员直接举荐报告，官吏本人的孝德孝行表现，是其被举荐推送的最重要原因。
此外，对已经跻身官场的在职官员，孝德品行突出者，也往往获得升迁。如申积中，“十九登进士第，事所养父母，尽孝终身，政和六年，以奉议郎判通顺军”；翰林学士许光凝“尝守成都，得其事荐诸朝，诏赴京师，擢提举永兴军学士”；张伯威，绍熙元年武举进士，调神泉县尉，母病，“伯威剔左臂肉食之，遂愈，事闻，诏伯威与升擢”。
孝德品行显著的人员可以获得特别或者越级的提拔升迁，反之，孝德缺陷、行为不孝的官员，则往往会受到罢官免职的行政处分。如“太常博士茹孝标不孝，匿母丧，坐废”；“工部侍郎毋守素免，坐居父昭裔丧纳妾”；“李定匿生母丧，不宜为御史，罢台事”。又如，王荣为侍卫马军都虞侯，“母老不迎养，供给甚薄，太宗闻而怒曰：忠臣出于孝子之门，荣事亲者若此，窜逐之余，凶行弗悛，岂可复置左右，效晋帝养成张彦泽邪？即诏罢……”。另据《宋史·刑法二》载：“内殿崇班郑从易母、兄俱亡于岭外，岁余方知，请行服。神宗曰：父母在远，当朝夕为念。经时无安否之问，以至逾年不知存亡邪？特除名勒停。”上述朝廷官员或匿母丧不报，或父丧期间娶妾，或对父母赡养不力，以及母、兄死亡数年而不得知等行为，均是极大的不孝行为。按《宋刑统》条律，当受相关不孝刑法的惩处，朝廷处以“坐废”、“诏罢”、“除名勒停”等处罚，算是以官抵罪，用剥夺其政治前途的行政处罚取代刑律惩处。对某些初现端倪的官场不孝行为，一经发现，朝廷也会立即采取措施予以纠正。如建隆年间，宋太祖发现一些蜀郡官员长年不回家省亲甚至父母病疾也不解职回家探望，立即下诏予以制止：“丁丑，诏蜀郡敢有不省父母疾者罪之。”又如太平兴国年间，宋太宗发现某些来自偏远地区的官员，长期供职京师而不迎养父母，于是“下诏戒谕文武官，父母在剑南、陕路、漳泉、福建、岭南，皆令迎侍，敢有违者，御史台纠举以闻”。凡涉及官场人事安排如调职、转迁或临时差遣等，朝廷也往往因顾及官员尽孝的因素而对当事官员多有迁就。太宗淳化四年，“庚申，尚书左丞张齐贤出知定州，齐贤自言母孙氏年八十五，抱羸疾，不愿离左右。帝许之”。宋徽宗时期，姚任职吏部侍郎，“命镇蜀，用母老辞，迁工部尚书”。宋高宗绍兴年间，朝廷欲遣大臣使金，并确定参知政事席益为使者，但“席益以母老辞”，拒绝受命，朝廷没办法只好另择使金人选。在这里，父母年老需要照料，成了在京官员拒绝调任地方或拒绝接受其他官职的最好借口和理由。事实上，对在职官员任期内赡养父母以尽孝的问题，宋朝统治者在官场人事安排上一直非常重视。《宋史·仁宗纪》天圣九年，“诏吏部铨：选人父母年八十以上者，权注近官”。父母年老不便离家随子迁转，于是就近任职，便于奉养照料以尽子孝。类似的规定如“选人祖父母、父母年老得家便官者，免更注”；“父母年未及七十，便称年老无人侍养，乞折资注近官，法亦听许”，等等，都是宋代官场人事制度对在职官员赡养父母尽孝的特殊政策照顾。
综上所述，儒家“以孝治天下”的伦理观念，在宋朝社会的许多方面已经演化成为非常具体的措施或颇具规范的制度化准则。宋朝统治者从“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也”这一传统历史治民经验出发，大力倡孝弘孝，用孝道控制人民思想，从而达到维护巩固宋王朝的封建统治的目的。
历朝历代统治者从效忠的政治需要出发，不仅对臣子是否孝顺的道德品行十分重视，而且采取了非常具体的行政措施用来促进或提高朝廷官员的尽孝自觉性。这些涉及人臣之孝的施政措施，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1.以孝选官，褒奖臣下孝德孝行。把儒孝伦理引入国家人事制度，以孝悌品行选拔和罢黜官吏，是历代封建王朝统治者强化臣子个人素质，褒奖臣子孝道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制度化、体系化措施。以孝选官，发端于汉武帝元光元年。汉以后，特别是隋唐时期科举制产生后，以孝举人选官被纳入封建国家科举制度，发展为孝悌廉让、孝悌力田、孝廉方正等常设考试科目。唐、宋以降，士人经此类科目考试步入仕途者比比皆是。如阎朝隐，连中进士、孝悌廉让科，补武阳尉。由于此类孝悌科目选拔官吏严格按照科举标准考试，难免会有许多被推荐出来的优秀孝悌人才，因不能通过考试而最终与仕途无缘。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有悖于国家弘扬孝治的基本精神。因此，在个别情况下，朝廷对推荐上来的孝悌人才，也会放宽考试或对某些科目放弃考试而最终录用。此类不需要通过考试而由君主特别关照的现象，反映出统治者对孝道品行卓著的人员，在管理选拔方面给予特殊对待。如果考生孝行突出，是名闻乡里的孝子，即便经义考试答非所问，也会放低标准予以录取。这样，考生本人的孝德品行便可弥补其理论考试的不足，成为其录取的重要参考依据。
除设立孝悌科举考试选官之外，不经科举途径，直接由朝廷下诏授予孝子官职或直接以举荐方式录用孝悌官员，也是中国古代以孝选官的常见现象。据《明会要》卷四十九《选举三》载，洪武六年，朱元璋诏令天下：“罢科举，别令有司察举贤才，以德行为本，文艺次之。”这次罢废科举持续了大约十年时间，在此期间，以孝廉、孝悌力田名目推荐察举官吏，便成为明代以孝道选官的重要途径。据史料记载，明初官场通过孝悌察举不经考试而由布衣登大僚者，不胜枚举。对已经跻身官场的现任官员，其孝悌品行突出者，也往往获得升迁。
上述无论是以孝选官，还是在职官员因孝道突出而被提拔重用，都是朝廷在政治上对臣子孝道行为的极大鼓励和褒奖。在这里，个人孝悌品行变相成为一种政治砝码，慢慢演变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政治利益。而所有这一切，对弘扬官场孝悌之风，对提高整体官员的孝悌道德素养，无疑具有极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2.以孝立法，惩治官场不孝行为。所谓以孝立法，主要表现为不孝入罪，即在立法思想上把不孝列为罪中重罪。对某些初现端倪的官场不孝行为，一经发现，朝廷立即采取措施予以纠正。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除名、废职等行政手段是对不孝官员最为常见的处罚方式，但所有不孝入罪的刑律条文，同样有效实施于官场社会。并且，在某些情况下，最高统治者对不孝官员的刑法惩处，往往非常残酷。
对不孝官员实施严厉的行政处罚和法律惩处，是为了有效防范、遏制古代官吏的不孝犯罪，以维护统治者的正常统治秩序。由于“孝于亲者必忠于君”，因此，惩治官场不孝行为，最终目的是为了劝臣尽孝，移孝于忠，把各级官吏统统教化成为俯首帖耳、逆来顺受的忠顺之臣。
三、包青天的孝行孝道
“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这是中国老百姓耳熟能详乃至孩童们都能吟唱的一句歌词。这句歌词中描述的人物即是中国古代著名清官廉吏的代表——包拯。一提到“包公”，人们马上想到的就是驱邪扶正、清正廉明的“包青天”，一千多年来，他一直是老百姓心目中崇高的清官形象。从北宋直到今天，虽然世事无定、沧桑变幻，然而，人们对包公的怀念却是永远的。
包拯（999～1062），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进士出身，累迁监察御史，授龙图阁大学士，历任知开封府、御史中丞、三司使等职；以清廉刚直、断狱英明著称于世，他为官一任，必造福一方，老百姓对他的政绩交口称赞、歌功颂德，但是贪官污吏却对他恨之入骨，欲将其除之而后快。包拯已然成为千百年来老百姓信奉的正义化身。只不过，在他作为清官的象征——包青天而被世代传颂的同时，很少有人了解到，在他冷峻严苛的外表下，跳动着一颗精纯诚挚的孝心。
根据《宋史·包拯传》记载，宋仁宗天圣五年，包拯二十八岁时，考中进士，朝廷任命他为大理寺评事，接着又任命他为建昌（今江西永修）知县，他都以“父母年老”为由，辞官不就。后来，朝廷鉴于他的特殊情况，又委派他去和州（今安徽和县）任监税官，因离家不远，可以方便尽孝。包拯上任后，发现父母坚持留在家中不肯随同他前往就任，他实在放心不下家中二老，因此立即就弃官不做，打道回府了（“得监和州税，父母又不欲行，拯即解官归养”）。几年后，父母相继去世，包拯在家守孝，三年期满，国家再次征召他做官，但他仍然辗转墓前，“徘徊不忍去”。最后，在家乡父老的屡次劝勉下，包拯方才离家赴天长县任知县，开始了他充满传奇的政治生涯。不过，此时的包拯已36岁，也就是说，为了向父母尽孝，他舍弃了八年的黄金宦途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