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分配在外科。外科收治的病人除了普外的手术病人，大多是矿井下受伤的矿工。他们无论受伤轻与重，来时总是一堆矿工护送着。那些矿工们穿着矿靴，满身泥灰，从楼梯上“咔咔”地跑上楼来，大叫着：“医生医生！工伤！工伤！”
病人很多，病床几乎总是不够。工伤病人常常也得安排在走廊上。
“我们是工伤病人，怎么可以睡走廊？”
看着矿工们那样咋咋呼呼，会觉得可气又无奈，却又有一种同是一家人的亲切感。因为医院是矿山自己的医院，工人是矿山自己的工人，才可以有这样的骄奢。别看他们来时凶，住不了几天，很快就同医生护士混成了极熟的朋友。
三一九国道上的车祸病人也常常会送到我们医院来。
彼时没有血库，抢救外伤病人常常需要输血。三一九国道线上便活跃着一支下至桃源，上至沅陵的卖血队伍。这些卖血的农民由一个输血队长统一管理，医院需要血了，只要联系输血队长，他就总能找来所需血型的卖血员。彼时没有电话，我不知道他们彼此之间是如何迅速取得联系的。那些卖血员长年卖血，脸色黄黄的，他们一来就在护士办公桌对面坐下，袖子挽起，胳膊伸出来搁在桌子上让你给抽血。那肘弯里的皮肤，已经满是抽过血的针眼留下的小疤痕，可他们不但对那伸过来的大针头毫无畏惧，甚至还因能又卖一次血而面带喜色。
抽出来的血装在血袋里，握在手心里还温温的，那些卖血员便已消失在医院的大门之外了。回到家，他们会喝一碗温热的盐水补充失去的血量。
也许，山里某个孩子的学费又有了着落了吧。
乡下打架时刀斧砍伤的病人也都会送过来。湘西民风彪悍，打架时居然会拿斧头同杀猪刀砍人。这些人来了也不安静，病人都在抢救了，两帮人还挤在护士办公室里汹汹吵嚷，随时有再打起来的样子。我心里害怕，面上却装出正义威严的样子呵斥他们：“你们不要在这里吵，影响我抢救病人。”他们有些诧异地看我几眼，大约是不愿同一个小护士较真，竟当真走出去，寻一个开阔的地方继续去争执吵闹。
逢夜里遇到那样的大抢救时，科室只有一名护士忙不赢，其他科室的护士，以及住在医院里头的休班的护士们，往往都会自发赶来帮忙。她们不需要谁来给她们算加班，也不需要感谢，笑笑地来，忙完一阵，又笑笑地走了，就好像只是去自家山坡上扯了几根大蒜一样自然。
也总有闲的时候。到了下午比较闲的时候，科室护士便围拢来坐在一起，拿剪刀拿纱布来做换药用的敷料，或是搬出棉签棍子同棉花来做棉签。一边做着这些手上的细功夫，一边说说笑笑，闲闲地扯些家长里短的白话，比较着谁做的棉签又快又好。偶尔觉得无聊了，护士长就会把医生也叫过来，做些“二元”、“一元”、“五毛”、“跑腿”、“白吃”的阄来抓，用这个办法凑钱去买一点瓜子、卤豆腐或者鸡爪子之类的零食来吃。
矿山虽然偏僻，落后，业余生活却并不单调。工人俱乐部四楼有一个大的图书室，夜里总是灯火明亮。图书室里看书借书的人很多，却照例极安静。我从那里借过《桃花扇》、《镜花缘》、《荆棘鸟》、《飘》、《苔丝》等，也有张爱玲、铁凝的一两本小说集子。因为从前并没有机会得到书看，所以也不知这些书名人名有什么如雷贯耳。一个人值夜班时慢慢把这些书看完，只觉如痴如醉，却又并不能深谙其中的妙处。
父亲的突然亡故
矿山新的生活温暖而安定，我的心也渐渐安定下来。我有了许多闲暇时光，也有了微薄的薪水，冬天来临时，便买了毛线来，坐在床沿上学着给父亲织毛线衣，以此消解我对于家乡和亲人的思念。来湘西快半年时间了，我还一直没有回过家。山路崎岖，迢迢路远，回家乡一趟是不容易的。
父亲写信来告知我哥哥的婚期，说家里正请了木匠在为哥哥打制家具，让我届时请几天假，回家参加哥哥的婚礼。
婚礼一切按乡下风俗进行，礼节繁琐，宾客众多。父亲母亲既要大力铺排又要尽力节俭，费尽心力操持，却忙碌得十分高兴。尤其是父亲，他一看见我，就忍不住抿嘴会心而笑，是那种从柴山沼泽弄到大鱼回来时的笑，是姐姐考上重点中学时的笑，是卖苎麻卖到好价钱时的笑，笑得那么欣慰和满足。我拿出我为他新织的毛线衣，他也依然只是温和地笑笑，忙碌得没有时间细看。
参加完哥哥的婚礼返回矿山才一个月，我忽然收到由生产队长发来的一封电报：“父病重，速归。”
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从矿山去常德的客车只有凌晨四点半才有一趟。我苦苦熬到次日凌晨，漫漫长路赶往常德，再转几趟车回到南江。一到家，却见院子里已经搭起了灵棚，屋里一片哀泣之声。我这才明白队长发电报给我之时，父亲其实已经病故。原来，那年冬腊间，澧水流域暴发了流行性出血热，父亲亦不幸染病。父亲病势凶猛，转了几家医院，最终医治无效。父亲一共住院二十多天，母亲同哥哥日夜陪侍在旁，却没有发电报给我。他们总以为父亲会好起来的。
那一年，父亲才四十五岁。
我猛然跌进了痛苦与黑暗的深渊。那样的痛苦与深渊是没有底的，没有地方可以安放自己的痛苦。我不明白我那健壮的、满脸络腮胡子的父亲忽然就去了哪里；不明白那个挑着满担毛谷子，在田埂上一步一步踏实行走的父亲去了哪里；不明白那个用老虎钳拔下一根根胡子，栽在妹妹手心里的父亲去了哪里。我疯狂地想要寻见父亲那张亲切慈和的脸，想要他再次对我会心而笑。
可是再也不能了。
母亲崩溃瘫软在床上。妹妹哭得一次次手脚痉挛。夜深人静时，哥哥房里不时传来一声声压抑的啼泣。
我看见我为父亲织的那件灰色的新毛线衣沾满了血迹扔在院子里，混在父亲其他的旧物中间在等待烧掉。母亲说父亲去住院时特意穿上了那件毛线衣，住院期间一直穿着它。
父亲怜我性痴，不会随机应变，不会乖巧讨人喜欢，在姊妹中间他一直疼我最多。在我的记忆里，就算我做错了事情，打跌了东西，或是同妹妹打了架，父亲也从来不曾对我有过怒目，不曾有过重言。父亲是宁可饿肚子，也不喜欢吃煮得稀软的米饭的，要是哪餐遇上了又稀又软的烂粑粑饭，他会皱着眉头将碗“砰”地顿在桌上，可当知得那是我煮的时，他却会怜惜地看我一眼，笑一笑，默默地端起那碗烂粑粑饭埋头吃，再也不作声了。
在卫校读书时，从镇上到常德的班车也只有凌晨四点半才有一趟。每次回家之后返校，都是父亲半夜起床，亲自送我到小镇的车站。有一回端午节返校，恰遇狂风骤雨。半夜三更，天空漆黑一团，平原又风大雨大，雨伞几乎难以撑开，撑开后也只能逆风紧紧地横贴在身子前面，才能勉强不被狂风刮走。父亲艰难地撑开雨伞走在我前面，为我挡住了一部分，我才能勉强撑开雨伞亦步亦趋紧跟在他身后。紧贴身子的雨伞完全挡住了我的视线，我根本看不见路，也看不见其他的任何东西，就只能看见伞下父亲移动着的那一双脚。从南江到小镇十里路，我就是那样费力用身子顶开雨伞，不辨方向，不识路径，紧跟着父亲的那一双脚，一步一步走去的。到达小镇的车站时，天还远远未亮。说车站，其实却并没有站，只是小街的尽头而已。我同父亲蹲在街尽头一家信用社的屋檐下躲雨，等车来。整个小镇静悄悄的，无有声息。过了很久，对面开包子铺的一家人窸窸窣窣起床了。他们取下木门板打开铺面，当街倒洗脸水，又开始着手生藕煤炉子，和面粉揉面。可是车子却总也不来。那天，因为风大雨大，车子整整晚点两个小时，六点半才来。我是一到街角，就已经找到一间厕所换上了随身所带的干衣服裤子，可父亲却依然是一身湿衣服，蜷在街头又湿又冷。我几次要父亲先回去，一会儿车来了我自己上车就可以了。可是父亲坚决不同意，说不急，一定要等我上车之后他再回去。当我终于上车之后，坐在干燥温暖的车厢里，看着父亲重又艰难地撑开雨伞，再次走回风雨里，便也忍不住泪水横流了。因为父亲那一去，又是顶风冒雨十里路。
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那就是父亲能留给我的最后一个深刻印象了。
我是多想能再将头埋在父亲膝上，痛痛快快地哭一场啊。
新婚
返回矿山医院的当晚，牛闻讯急忙来看我。他在我对面的床上望我坐着，两人都无话。他不知如何才能安慰我。一只老鼠从窗台上蹿过。我突然流泪，说：“我恨死老鼠了。”出血热病毒是老鼠传播的。牛点头，说：“嗯。”他并不明白我为什么忽然说那么句无头无尾的话，却也不问。
日子一天天过着。病房里收进一个四十多岁患败血症的农村病人，送来时太晚了，高热谵妄，胡言乱语。我到床边给他打针时，他盯着我，两个眼睛像要冒出火来。那是强烈的求生的渴望。然而我知道，他活不过当天晚上。那一刻，我心中凄恻难以诉说，真想找个无人的地方大哭一场。
深夜里，病房里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子静悄悄去世了。天还远远未亮，他的儿女们就在病房里给他穿寿衣，在走廊上为他烧纸钱。为了不打扰其他病人，他们商量事情都很小声，鞭炮也没有放，也没有哭声，一切都是静悄悄进行。此情此景，又令我悲从中来，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默默地泪如雨下。那几位儿女在办公室门前来往奔忙，都奇怪地望我，但也都不来打扰询问。也许他们永远都不会明白，为何他们的老父亲死了，大哭的却是一个不相干的值班护士。
下班后，在四人合住的宿舍里听孟庭苇的《谁的眼泪在飞》。那是一台小小的黑色的录音机放在饭桌上，反反复复地唱。猫猫还不知从何处弄来几朵洁白的栀子花，安静地放在录音机上。孟庭苇的歌声翻山越岭流落到这山沟沟里，仿佛也有了言说不尽的委屈同苍凉。我摁下按键，信步出去，在窄窄的山沟里独自游走，望群山重重叠叠，无边无际，想象力似乎也并不能比目光所及更远，心好像是一个无底的空洞，无有东西可以填得满，同时却又满胀着无处安放的痛苦与寂寞，找不到一个可以逃亡的出口。我真想像原始人那样一声长啸啊，让啸声穿破群山。山脚下渐次亮起几盏昏黄的灯光，微茫寥落。我开始觉得催人老去也许从来就不是时光。
然而时光悄然流逝着，第二个冬天又再度来临了。护士办公室里已经生起了炭火。亡父的痛苦在我心中慢慢沉淀，日子似乎又渐渐地变得安定而温暖起来。
从长沙回来的外科医生强说：“我在长沙读书时，一到冬天，就开始想念家乡炭火的香味。”我于是发现木炭火真的很香。他边说话，边坐在火盆边削苹果。他可以削完整个苹果而皮不断，然后将一整条苹果皮围在炭火边。我不喜欢吃苹果，就看着苹果皮在火边慢慢被烤焦。
土家族的小伙子猛子，是个麻醉师。他常常泡一杯浓浓的苦茶，坐在护士办公室的炭火边消磨那一个一个长长的冬日夜晚。他漫无边际地闲聊着，用火钳将炭块码成圆圆的围城，炭灰里的黑色炭粒被他一颗颗用火钳夹起，扔进围城中心的火焰里看着它一点点燃烧。夜深了，他站起来说：“你们护士的晚班其实还不难熬，这不，都十二点多了。我走了，你收拾收拾也要下班了。”我也笑笑起身，抹桌子搞卫生，做交接班准备。
夜班安静，病人皆入睡，唯灯火与我醒着。我看从图书室借来的西班牙小说《上帝的笔误》，看那个被确诊为精神病的女病人，一点点揭露出精神病院的内幕，拯救出那些饱受疾病折磨的精神病人。这时，矿区里那个因没考上大学而精神失常的疯子唐金山又从楼梯口幽灵一样走上来。我苦笑，心想这个世界真荒唐，文中的女主人公、唐金山、我，到底谁才是上帝写误的一笔呢？
我看着兰英同强恋爱，楼道里幸福地进进出出。看着猫猫恋爱又失恋。看着庆玲也恋爱了，男朋友在外地，每见过一面后，她就双手抱头仰躺在床上，一遍一遍在脑海里放电影。菊子还独自一人，下班回宿舍，昂头啸歌。
牛总是隔几天就来医院一趟，轻轻敲响我宿舍的房门，邀我出去沿着矿区马路散会儿步。两个都是性格内向的人，因此常常都只是默默散步，没有什么话说。也许真正的心灵相通，并不需要太多语言吧。我们没有过狂热的思念，也没有为什么事起过争执。走在他的身边，我总是感到温暖，安定和亲切。
有一天，他说，我们结婚吧。我说好，什么时候呢？他说，要不明天就去登记吧。我说好。于是在商店里买了些糖果，相伴着到各自的单位去开介绍信，然后再到镇政府的民政办公室做了登记。手续办完之后，出来走到马路上，他从兜里摸出几颗分发后剩下的糖果递给我，在冷风里笑着说：没有婚礼，我们自己的喜糖，我们也吃一颗吧。后来才发现，我们登记结婚的那一天，原来是平安夜。
一直值班到大年三十，已经来不及在年前赶回家乡去了。我在理发店新烫了头发出来，外面已经是漫天飞舞的雪花了。洁白的雪花一朵一朵飘落在我新烫的发卷上。我想起了安徒生的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想起我是一个失去了父亲的女儿，想起自己已经是一个新婚的妻子，于是不再说话，只将他的胳膊挽得更紧了。他也不说话，紧紧拥着我，迎着雪花，在寂静的街道上慢慢走回我们的小家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