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十四节气在中国古代的重要性超过“四大发明”
原来，我国盛行冬冷夏热的大陆性气候，春秋本已短促，且春秋季中因北方冷空气频频南下而多霜冻，使农作物的安全生长期缩短，农业生产节奏被迫加快。例如播种，如果天暖播早了，早茬幼苗可能会受到春霜冻害；反之，如果因怕春霜而播晚了，晚茬作物到秋天还没有成熟就可能受到秋霜冻害。常常“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我称这种抢种、抢收、抢管的农业为“快节奏农业”。而我国，特别是黄河中下游地区正是古代世界上气候节奏最快，因而也是农业生产节奏最快的农业地区。因为西伯利亚虽气候节奏全世界最快，但那里春秋季多在零下，夏季温而不热，古代几无农业。
所以，我国古代农业生产十分注意农时。例如我国古代最早的农书《氾胜之书·耕作篇》一开头就说，“凡耕之本，在于趣时……”。“趣时”，就是掌握好农时的意思。“农”字繁体写作“農”，“農”字中的“辰”，正是“时”的意思。
但是，掌握农时应该根据阳历，而我国古代用的却是阴历。月亮的朔望圆缺和农作物的春种秋收毫无关系，于是古人便只得靠看天上行星在恒星间的位置来确定农事季节，既困难，又不准确。所以我国早在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颁行的太初历中就已经把根据太阳在黄道上运行位置而定的，即阳历性质的二十四节气的日期编了进去。因此，已故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先生说，“秦汉以后有了节气月令，例如‘清明下种，谷雨插秧’，老百姓就毋需再仰观天文了”。
所以，中国古人正是依靠了二十四节气和七十二候，指导我国的快节奏农业生产，保证了基本收成，解决了吃饭和穿衣问题，中华民族才得以繁衍生息，兴旺发达。从这个意义上说，二十四节气对我国的功绩，毫不亚于、甚至超过了“四大发明”。我过去称它为“第五大发明”，还是说低了。因为，如果没有二十四节气，人们吃不饱饭，“四大发明”会推迟，这还会进一步推迟世界文明发展的进程。
二十四节气发明的功绩和意义，不可谓不伟大。
三、节气名称和排序不符气候实际，是存在的主要问题但是，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是发展的，两千多年前发明的二十四节气肯定也会有它的局限。我这里把它归纳为四个问题。
二十四节气与生俱来就有缺点
实际上，古代农民种地也并非仅靠二十四节气就能完全解决问题。因为，二十四节气每年出现的时间是固定的。但是由于我国盛行大陆性季风气候，逐年之间天气的冷暖差异却很大。因此如果每年都按固定的节气日期种地，异常天气年份的收成就会很差。
为此古代常用以下两个办法加以补救。
第一种叫物候法。由于动植物和农作物都同在大自然中生长，两者的物候变化基本是同步的，因此如用物候法补充指导耕作，丰收的可靠性就会加大。例如，“枣芽发，种棉花”；楝花开，割大麦，，多么方便、实用。中国科学院地理所曾研究在东北地区用兴安落叶松叶芽开放和杏花开放作为播种玉米的物候指标，可使玉米增产60%～67%之多。
第二种叫分期播种法。因为这样总有多数田块因播种比较适时而高产，可保证一定收成。这就是后魏时期《齐民要术》中所说的“凡田，欲早晚相杂（不同播种期）防岁道有所不宜”。
“四立”节气名称大都名不副实：立春仍大寒，立秋“秋老虎”
2003年，国家邮政局曾设计、发行了一套我国张数最多的（共12张）二十四节气特资邮政明信片（发行20万套）。我受邀撰写其中的文字说明，为了具体介绍二十四节气诞生地黄河中下游地区二十四节气中的气候特点，专门统计了安阳、洛阳、西安和开封四个古都，24个节气（15天）的平均气温（因为仅交节时刻或交节当日的气温并无农业、气候意义），作为该流域的代表（实际上因为四地纬度、海拔和距离都相差不远，因此气候差异也不大）。结果发现，黄河中下游四季开始日期（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的名称大多和实际气候不符。
例如，四大古都立春节气15天的平均气温为1.4℃，离我国现行的5天平均气温10℃的春季标准相去甚远。实际上当地自然界也仍是大地枯黄，树枝光秃的寒冬景象。交立春节气当天（立春始日）更是多“滴水成冰”的严寒天气。实际上，因为“立春”始日紧接“大寒”终日，自然界一日之内根本不可能发生如此快速的变化。
立秋节气四大古都15天平均气温高达26.0℃，立秋日甚至尚在中伏之内，远高于入秋标准22.0℃。不少年份甚至热得与盛夏无异，所以民间素有“秋老虎”的说法。
立夏节气也有类似问题，即立夏而尚未入夏。立夏始日几乎仍是仲春天气。只有立冬节气平均气温7.4℃，尚符合当地气候实际。
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24节气乃根据天文学中太阳在其黄道上的位置等间距划分的，四季等长，每季3月。而黄河中下游地区实际气候则冬夏特长而春秋短。所以据天文学划定的“四立”节气，与用气象学划定的当地实际季节大多出现不符，乃是必然的事。
节气排序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小寒”寒比“大寒”寒，“小雪”雪比“大雪”大例1，“小暑、大暑”和“小寒、大寒”。从字面上看，大寒、大暑应该分别是一年中天气最热或最冷的节气。但实际上，这两组内两个节气间的温差并不大。例如，四大古都节气平均气温，大暑27.4℃，只比小暑27.1℃高0.3℃；小寒（—1.0℃）甚至反比大寒（—0.3℃）更冷0.7℃。这是因为一年中黄河中下游最冷的时期是1月中旬及前后几天（俗话说“冷在三九”，“三九”正在小寒节气之内）。而大寒节气中前期虽冷，但后期因已跨进2月上旬，此时太阳高度开始迅速升高，气温走出低谷，因而节气平均气温便冷不过小寒了。
例2，“小雪”和“大雪”。这两个节气的排序，便基本是相反的了。因为大雪节气（15天）中，仅仅因气温低而降雪日数比小雪节气略多，但也多不到1天，而节气总降水量则反小得多，例如四大古都大雪节气的平均降水量就只有小雪节气的一半，即大雪节气实际降的多是小雪。所以甚至有谚语说，“小雪节到下大雪，大雪节到没了（大）雪”。
我曾利用北京过去69年的资料，对含大雪节气的12月份，和含小雪节气的11月份的积雪资料进行过研究。结果是，北京历史上出现大雪（标准是，雪后积雪深度超过8厘米）的日数，69年中毫无例外地都11月比12月多。
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小雪节气时间在前，平均气温比大雪高（四大古都小雪、大雪两节气平均气温分别为3.6℃和1.3℃）。而气温高则大气中的水汽含量多，因此小雪节气降雪量才有可能比大雪节气更大。我还进一步发现，在北京以北的许多冬季严寒地区，最大降雪不仅11月大于12月，而且甚至10月大于11月。
同样道理，我国黄河中下游及以北地区，2月和3月的最大降雪也都比最严寒的隆冬1月大。例如北京69年历史中两次最大降雪（雪后雪深都为24厘米），也都是发生在2月下旬。
所以，前冬和后冬的最大降雪比隆冬大，小雪节气雪比大雪节气大，这是一种气候规律，很少例外。
例3，“雨水”和“惊蛰”。雨水节气取名原因，大体一是说降水量增加了；另一是说降水形态不再是雪而是雨了。其实，黄河中下游地区平均初雨日期是在立春而非雨水节气；雨水节气平均降水量也只不过从立春节气5毫米左右增加到5毫米～10毫米之间，气温又多在零下，所以对农作物的意义并不大。
古代对惊蛰节气的解释是，雷声惊醒了地下冬眠蛰伏的动物出来活动。例如《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说，“二月节，万物出乎震，震为雷，故曰惊蛰，是蛰虫惊而出走矣。”所以这个节气名称也是基本不符合事实的，因为黄河中下游地区平均初雷日期是在4月下旬，比惊蛰初日要晚45天左右之久。
实际上，据记载，地下蛰居的动物，在地下10厘米深度温度升到6℃～10℃时开始出土活动。而黄河中下游地区这个温度大体就在惊蛰节气。所以，如果把地下蛰虫由“雷惊醒”改为由“热惊醒”，那就对了。因为蛰虫体温一旦升高，新陈代谢增强，它就必须出洞找食吃了。
实际上，惊蛰原来叫启蛰，只是为了避汉景帝刘启的讳才改的。而且历史上惊蛰和谷雨节气名曾长期倒置，直至《宋史》才又固定雨水在前，惊蛰在后。所以，实际上因为这两个节气雨水均不多，平均初雷均未开始，因此节气名互换也就没有什么问题。
“清明”和“谷雨”节气也有类似情况，历史上位置也曾互换。主要是因为华北地区“十年九春旱”，而这两个节气雨水都不多，天气也都清明，因此这两个节气名互换也没有什么问题。
例4，“立秋”和“处暑”。处暑是暑热结束之意。确实，黄河中下游地区，在这个节气中凉风开始南下，人们开始感到秋高气爽，尽管在现代气象学意义上的秋季要到“白露”才开始。但是，处暑位于立秋之后，则是二十四节气排序中的又一个问题。因为，既已立了秋，何来暑？既无暑，又何来处暑？可见“立秋”并未真立秋（天文学意义而已）。实际上，“四立”的日期既已经严格规定相距3个月，因此“立秋”节气，和上述立春一样，都是不可能往后放的。所以，先“立秋”，后“处暑”，这是无奈，当然也是问题。
上述二十四节气存在的名实和排序问题，会给我们造成一些误解和麻烦。
例如，每逢立春节气，电台、电视台主持人在讲了“立春”就是“春天到了”后，几乎都还要不厌其烦地解释说，真正的、气象学意义上的春天实际上还没有到来。因为窗外大自然确实仍是严冬。其他如雨水、惊蛰等节气也有类似问题。不过这倒还只是主持人费些口舌罢了，而有些情况则会造成社会上的麻烦。例如“贴秋膘”问题。
近些年来，每逢交立秋节气当日，媒体上都会有“大快朵颐贴秋膘”一类标题的文章。说的是，经过一个夏天的消耗，身体虚了，要在立秋日进补吃肉。其实这也是因为对节气名的误解，以为立秋日就是秋天的真正开始。其实，立秋日紧接大暑节气，凉秋怎能无过渡就紧接大热？在这样大热天进补大鱼大肉，一般很易消化不良，化湿生痰，没病找病。所以，难怪连国药同仁堂也曾在2011年8月10日《北京晚报》上大呼“贴秋膘应适可而止”。
二十四节气没能像“四大发明”那样能推广到全世界二十四节气既然是为了指导我国这种特殊的快节奏农业而诞生的，因此适用的区域自然主要局限在诞生地黄河中下游地区。离开当地越远，就会和当地实际气候发生越来越大的偏差。
如果说，附近地区还可修改使用，例如，黄河中下游河南、山东一带种冬小麦是，“秋分早，霜降迟，寒露种麦最当时”；但向北到北京一带，便“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最当时”；而向南到江苏、安徽等江淮地区，则又变成“霜降种麦最当时”了。
那么，更远的地区也许就只能符合“大暑最热、大寒最冷”等最基本规律了。例如，华南地区隆冬也十分暖热，“大雪”、“大寒”只是日历上的事情；而青藏高原海拔四五千米高度上则盛夏也霜雪不绝，牧民不知“小、大暑”为何物。
这就是二十四节气不能像“四大发明”等技术发明那样，任意推广到全世界而最多只能传播到邻国的主要原因。而且，传去的主要也是文化而非指导农作。
实际上，“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好比特效药只能有效治疗对症疾病一样，我们也是不能苛求二十四节气可以用来解决全世界的农业问题的。
四、二十四节气正以“中国岁时节令文化”形式继续发展当然，二十四节气之于我国，和“四大发明”一样，毕竟主要是历史功绩。因为自从民国元年开始采用阳历之后，二十四节气用来指导农事这个作用已基本被阳历取代。因为二十四节气和七十二候只不过是阳历年时序中二十四和七十二个固定节点而已。
大约十多年前，媒体上曾报道过中国科学院地理所宛敏谓老先生说，“二十四节气已经过时了”。我很佩服他的勇气与高见，但又不完全赞同。因为过时、消失的仅仅是指导农耕一个方面（当然节气、物候谚语仍可使用）。二十四节气并未在我们生活中消失。因为二十四节气和它在历史上衍生出来的、和人们生活同样密切联系的杂节气（如九九，三伏，社，梅，时等），以及许多民俗节日（如春节，清明，端午，中秋，重阳等），共同组成的“中华岁时节令文化”，几千年来不仅源远流长，而且不断丰富发展，并逐渐走向世界。例如据报道，今年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同时庆祝中国春节，有些国家元首还专门发表讲话。这种有着如此广大影响的民族文化，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国家有，所以我认为二十四节气还终将进入联合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更重要的是，我认为，与二十四节气相适应的快节奏气候、快节奏农业、快节奏生活对我们中华民族精神和思想有着更深刻的影响。例如我们常说，我们中华民族是勤劳、聪明的民族。其实，我认为这就和这种“快节奏”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