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界——追求圆融
我在《走出中国近代史》（《近代史学刊》发刊词）中，对于如何改进本学科的研究已有较全面的说明。文章主旨是提倡上下延伸从时间上走出中国近代史，同时横向会通从空间上走出中国近代史。“只有把中国近代史置于更为绵长的多层次多向度的时间里和更为广阔的多层次多维度的空间里，我们的研究才有可能进入一个更高的境界。”
古人称良史必兼有才、学、识三要素，境界应属于史识范畴。时下讨论史学革新，多着眼于理论、方法，而常忽略境界的提升。
境界系我国传统美学范畴。此词源于佛教用语，《成唯识论》云：“觉通如来，尽佛境界”。唐代王昌龄最先借用于论诗，《诗格》云：“诗有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此后被历代沿用乃成美学范畴，而王国维《人间词话》更把境界推崇到美的本源“有境界，本也……有境界则自成高格”。
国维曾以前人词语说明三个境界：（1）“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2）“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3）“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国维此意并不限于文学，多年以来已被引申成为治学必经之不同阶段。记得周恩来生前亦曾从上述词语勉励我们刻苦攻读，努力攀登科学高峰。
中国古典诗词素重含蓄不露，如“写境造境”“有我无我”“隔与不隔”之类，往往可领悟而难言传。而据我多年治史粗浅体会，就学术而言，境界不仅是营造的结果，而且是运思的过程与状态。治学虽然是脑力劳动，但也需要如运动员一样，在刻苦而又合理的训练基础上追求最佳竞技状态。此状态为何？寅恪早已点明：“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此语非深得史学精髓且具有深厚学养者不能发。而国维所谓：“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说的也是一种佳妙境界的追求。这都是我们至今仍然可以体味与借鉴的。
学无大成如我，平素尝不断以融通自励，此亦梁启超所谓“贯穴熔铸”之意，而实缘起于佛家之“圆融”。天台宗有“三谛圆融”之说，认为：“一心念起，即空、即假、即中”，只有实现“空谛”（真谛）“假谛”“中谛”圆融，以此观察与理解世界，才能彻底领悟佛理（诸法实相）。国维所谓学者必须领悟宇宙人生方可成高格出佳句，亦属同一理路。
我之所以反复强调学术境界的追求，并非唱高调或故弄玄虚，乃是有感于现今治学者功利主义太重，或过于急切迎合社会时尚，著述遂往往异化成为晋升手段或沽名钓誉之工具。应知历史不仅是人类集体记忆之载体，而且是人类集体智慧之宝藏。我们需要着重发掘的不仅是历史真实，而且是蕴藏于史实之深处的智慧。总之，唯有智慧者始能发现大智慧，唯大智慧之发现始能出良史出大家。
是耶非耶？知我罪我？愿聆公论。
贵在通识
《文史通义》内篇四有“释通”一文，曾谓“《说文》训通为达，自此之彼之谓也。通者，所以通天下之不通也”。内篇五“申郑”一文又云：“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智，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于是遂欲匡正史迁，益以博雅；贬损班固，讥其因袭。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章氏虽然是侧重通史体例建言，但亦不乏涉及通识之议论，因为体例与内容固密不可分也。如所谓别出心裁，自成经纬，均与司马迁“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寓意相近。
梁启超谈史学革新亦曾强调通识之重要，指出：“历史上各部分之真相未明，则全部分之真相亦终不得见，而欲明各部分之真相，非用分工的方法深入其中不可。此决非一般史学家所能办到，而必有待于各学科之专门家分担责任。此吾对于专门史前途之希望也。专门史多数成立，则普遍史转易致力，斯固然矣。虽然，普遍史并非由专门史丛集而成，作普遍史者须别具一种通识，超出各专门事项之外而贯穴乎其间，夫然后甲部分与乙部分之关系见，而整个的文化，始得而理会也。”（《中国历史研究法》）稍后，在讨论先秦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时，他又强调要把学者之著述及言论、政治家活动之遗迹、法典及其他制度、历史及其他著述之可以证察时代背景及时代意识者四类资料，“全部贯穴熔铸之”。（《先秦政治思想史》）
梁氏所谓通识，也是就通史（普遍史）而言，但同样适用于整个史学研究。他强调的要发现“甲部分与乙部分之关系”，实系一种泛指，既包括纵向的前后连续性，也包括横向的相互关联性等，只有超越相关各类专史而又加以“贯穴熔铸”始能得之。我所接触过的一些老辈学者，经常强调纵通、横通、中外古今法、东西南北法，大抵都是这个意思。而时下一些海内外学者所运用的系列研究或系统学方法，与此亦有相通之处。据我切身体会，专则易入，通始能出。若无深入的专题研究作为基础，所谓通识则如水无源，如木无本。但史家如缺乏通识，亦易流于支离破碎，乃至成为饾饤之学。
通识诚然可贵，但形成亦殊不易。章太炎在《菿汉微言》跋中曾自述思想迁变之迹，其中就特别谈到会通问题。自称少时治经，谨守朴学，只能在文字、器数之间略有疏通证明；博览诸子，只能随顺旧义略识微言，涉猎《华严》《法华》《涅槃》诸经也未能“窥其究竟”。及至1903年6月入狱，囚系上海三年，专攻法相、唯识佛学，始知其契理契机与朴学相似。由此得窥“大乘深趣”，深感佛学尤胜于晚周诸子。1906年出狱东渡，编辑、讲学之余，又复钻研古希腊与近代德国诸哲人著作，同时还向流亡日本的印度学者求教，对古代印度地区的哲学流派有所了解。其时太炎正为诸生讲解《说文解字》，历览清代各家解说均未感满足，终于在翻阅大徐本（北宋徐铉校订本）《说文解字》十几遍之后豁然贯通，理解了语言文字的本源。由是再攻古文经典，往往可知其微言大义，而所见乃与传统笺疏琐碎者相殊。以后又为诸生讲《庄子》，间用郭象等注疏多不惬心，遂深入阐析《齐物》，并与瑜伽、华严相互印证，顿觉“千载之秘，睹于一曙”，旁及荀、墨，亦能寻绎其精奥。1913—1914年被囚于京师龙泉寺，“始玩爻象，重籀《论语》”，乃知“故唯文王为知忧患，唯孔子为知文王”。又以庄证孔，居然可明“耳顺”（“六十而耳顺”）“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之真谛，乃悟儒、释、道三家相异而终于相通。
太炎虽系自述思想变迁轨迹，但却可视为通识形成个案之一，且对史学家亦有重要参照意义。1949年以来，我国高校史学教育受苏联影响颇深，专业分工过细，课程设置单调，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都较划一而呆板，所以很难形成严格意义的通识，20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注意历史学科内部之中外古今相通，与历史学科同其他相关学科之相互渗透。但现今治学又多失之于功利主义太重，著述往往异化成为晋升手段，或过于急切追求社会时尚，通识之意亦唯少数学者言之，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通识通才之难得更甚于往昔！但今后史学之发展，仍然呼唤通识与通才，有抱负的年轻历史学者需要继续朝这个方向努力。
史学的品格
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独立的品格，历史极为悠久的史学当然也有自己的品格。
史学的可贵品格首先是诚实，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求实存真”，离开实与真史学就失去其存在的价值。所以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布洛赫说得好：“历史是历史学家的暴君，它自觉或不自觉地严禁史学家了解任何它没有透露的东西。”（《历史学家的技艺》）
求实存真很难，因为史学不能讲空话，它必须以大量的实证工作为支撑。任何史学研究如果想具有原创性，就必须首先搜集应有尽有的相关原始资料，学者甚至不无夸张地称之为“竭泽而渔”。
史料的重要不仅在于量，而且更在于质，即其可靠性（真实性）。这就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即所谓考订精详地筛选辨析。因为任何以文字著述的史料，都是出自个别或若干人的手笔，而这就不可避免地渗入主观性，如为尊者、亲者讳之类。即令笔者态度较为客观公正，而记忆错误乃至笔误、刊误之类也比比皆是。史学研究的原创性首先就表现为要认真看原始材料，仅靠或主要靠别人利用过的“二手货”，难以获致真正有价值的学术成果。
但史料的考订与排比毕竟是史学研究的第一步，第二步也是更重要的一步还是通过对史事的审视、思考、探索，最终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史识，即所谓“成一家之言”。章太炎说：“研精沉思，钩发沉伏；字字征实，不蹈空言；语语心得，不因成说。”他虽然说的是广义的国学，但对史学完全实用。更可贵的是他坦陈心曲：“今日著书易于往哲，诚以证据已备，不烦检寻尔。然而取录实证，亦非难事；非有心得，则亦陈陈相因。不学者或眩其浩博，识者视之，皆前人之唾余也。”并且自我反省：“往者少年气盛，立说好异前人，由今观之，多穿凿失本意，大抵十可得五耳。”（《再与人论国学书》）
其实顾炎武早就说过这层意思，而且说得更为形象。其致友人书曾云：“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日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挫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者乎？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而某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亭林文集》卷四）以亭林之博学多才，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一年辛苦“仅得十余条”。但慢工出细活，此乃《日知录》经历300余年而魅力仍在的缘故所在。
史学之难不仅在于要掌握大量确切可信的史料，而且更在于把握史料之间的内在联系，对史事进行认知与解释。王国维对此体会很深，他说：“天下之事物，非由全不足以知曲，非致曲不足以知全。虽一物之解释，一事之决断，非深知宇宙人生之真相者，不能为也。而欲知宇宙人生者，虽宇宙中之一现象，历史上之一事实，亦未始无所贡献。故深湛幽眇之思，学者有所不避焉，迂远烦琐之讥，学者有所不辞焉。事物无大小，无远近，苟思之得其真，纪之得其实，极其会归，皆有裨于人类之生存福祉。”（《国学丛刊》序）这些话语都是大学问家的肺腑之言，而为世俗庸众所未必理解，所以观堂才劝真诚治学者不要在乎什么“迂远烦琐之讥”，并且不要逃避“深湛幽眇之思”。明乎此，才可以深入理解他所提出的三个境界：（1）“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2）“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3）“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治学诚然艰苦，但苦中又有乐，经过锲而不舍的穷究而终至豁然贯通，那就是最大的欢悦。
史学是极为古老的学科，从总体上来说又是相当成熟的学科。正因为如此，历代史学评论对史学家都提出很高要求。唐代刘知幾认为：“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旧唐书·刘子玄传》）清代章学诚也肯定刘氏“三长”之说，但更为强调“史德”。他说：“能具有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人之心术也。夫秽史者所以自秽，谤史者所以自谤；素行为人所羞，文辞何足取重？……而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文史通义》卷三）
章氏突出史德的重要，是由于当时已出现学风败坏现象。他说：“且人心日漓，风气日变，缺文之义不闻，而附会之智且愈出而愈工焉。在官修书，唯冀塞职；私门著述，苟饰浮名。或剽窃成书，或因陋就简。使其术稍黠，皆可愚一时之耳目，而著作之道益衰。诚得自注以标所去取，则闻见之广狭，功力之疏密，心术之诚伪，灼然可见与开卷之顷，而风气可以渐复于质古，是又为益之尤大者也。”（《文史通义》卷三）如果联系现今的学风状况，这段话简直是为我们说的。他所说的“自注”，不仅说明“取”材的出处，还要说明“去”材的缘由，这样才可以表现出作者真实的学养、眼界和功力。而把“自注”提高到“心术之诚伪”来看待，这与现今所讨论的学术规范更是一脉相承。
综上所述，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史学的品格首先是诚实，这是学科的本质所决定的，也是中外古今一切真诚的学者的共识，并非任何人主观强加的苛求。史学如同一切其他学科一样，都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来不得投机取巧，更容不得半点虚假。
二、史学研究有其内在的规律和独特的途径，不管理论和方法如何演进变化，与其他学科如何渗透整合，实证毕竟是最主要的基础与支撑。如果没有扎扎实实的实证功夫，任何宏伟的“学术巨构”都会成为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或许可以哗众取宠于一时，但很难维持长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