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红兵[1]
我原来不爱当老师
1982年7月江西师范学院毕业，我被分配到江西省上饶市第一中学担任高中语文教师，后来又兼任班主任，从此开始了我的教学生涯，到现在为止，在中学教学的道路上整整奔跑了27年。其实我原本是很不愿做老师的，当上教师纯属偶然。读小学、中学的时候就一直是学生干部，当了多年的小老师，而且那个年代老师是没有多少地位的，置身其中太知道老师的甘苦。所以，1978年报考大学，填报志愿的时候，我尽量避开师范院校，一共10个志愿，江西师范学院是第8志愿，实在是因为当时文科没有什么学校好填才填了它，谁知道就被录取在江西师范学院。到了大学里，一看图书馆居然有那么多的藏书，当时的感觉就是老鼠掉到米缸里，于是废寝忘食地走进经典，当时的想法是要么当作家，要么做大学教授，读书，学英语，准备考研，偶尔也写小说。文、史、哲样样爱看，唯独不爱看教学参考书。1982年8月在梦还没醒的时候，却一头栽进了中学教师的行当里，心里有许多委屈，有许多不平，是中学教师选择了我，我并没有选择中学教师。走上讲台，带着几分离经叛道，带着几分驳杂的讲课，却使我走近了学生，后来又逐渐走进了由学生和我共同营造的“磁场”。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感觉到我已经不能自拔，学校真好，可以看书，看很多自己想看的书；教书真好，跟孩子们讲一些自己感兴趣的、学生也感兴趣的东西，这是十分快乐的。
[1]程红兵：《在教学的旅途中捡几片落叶》，载《江苏教育研究》，2009（1）：B4～7
我出书啦
1996年我出版了我的第一本著作《语文教学的人文思考与实践》，当署着自己名字的崭新著作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那种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我不停地摩挲自己的著作，不时地嗅一嗅著作所散发的油墨的香味，尽情地享受一种成功的喜悦和快乐。第一本专著就如同我的第一个孩子，它是我多年努力的见证，是我亲手缔造出来的成果，是我多年追求的一个结集。
《语文教学的人文思考与实践》的封面上赫然印着“语文教学像个魔方，有无穷变化、无穷组合。几代人曾为之殚精竭虑、为之呕心沥血，更有无数人为之魂系梦绕、为之欢喜为之愁。教坛新秀程红兵苦恼过、激动过，最终却是大胆地将自己的理性思索公之于众——或许它很稚嫩，但谁又敢断言解开魔方的道道不在这里呢……”我当然知道，这是编辑作的广告用语，但我却为此感动了好半天，因为它确实说出了我的真实心态和心境。作为封面的衬底，印着一个大头人面怪兽，圆圆的脑袋上似乎没有多少头发，而那个张开的大嘴特别醒目，似乎在呐喊着什么，一双瘦小的腿脚驮着硕大而奇异的身子，并似乎在不停地奔跑。我当时的直觉是：他就是我的形象素描，他就是我的写照。后来，我虽然陆续出了许多书，却不再有当年的那种激动，但是第一次出书的情景仍历历在目不能忘怀。
第一声“呐喊”
我的第一声“呐喊”，是在1987年，那其实纯属偶然。因为第一次评职称风传要有论文，于是赶紧发奋，洋洋洒洒写了5500字，题为《对高师中文专业教育的反思》，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回头看师范大学的教育，火药味很浓，批评多于建议。投给《江西教育科研》，编辑大概以为还有价值，于是又转给了《江西高教研究》，没多久就发在1988年第一期上。《江西高教研究》的编辑厚爱有加，在论文的开头特意加了编者按，给予推荐。一时间我昏了头，一种优越感油然而生。以后就一头扎进书山文海之中，整理了平常的许多心得，写就不少自鸣得意的文章，然而，一年之内，毫无所获，一文未发，所获的是一封封退稿单和我的“大作”。
天生属牛、生性执拗的我，就这么固执地写下去，不断地投出去，在不断地投寄、不断地被退回和不断地修改过程中，自己也朦胧地感觉到：我在长进。大概老天爷对我的考验限期是一年，一年过后我的文章开始见刊了。我用自己的眼光审视中学语文教学，把方方面面做了一个扫描，这期间我其实主要是一个“批判现实主义者”，我相信波普尔的理论，科学是可证实的，也是可证伪的；我信奉辩证法的思想，在对现存事物做出肯定理解的同时，也包含了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理解。我的批判涉及语文教学领域的许多方面，以培养人格为标尺思考语文教育界的种种形象，写了一些与语文教学界的“大腕”商榷的文章，也许是年轻气盛，也许是缺少城府，当时我无所顾忌，真诚地袒露了自己的真实想法，这些后来都收集到《语文教学的人文思考与实践》一书当中。
我的导师于漪先生
现在说导师，好像比较多见了，说得多了这个词就不显得那么庄重了，但我这里用导师一词是郑重其事的，因为我以为不如此，不足以表达我对于漪老师的敬重。
于漪老师是我从心底尊敬的先生。记得1991年我在江西曾给于老师写了一封求教信，写的时候有几分忐忑不安，信发了，人也就释然了。谁曾想，没多久就接到于老师的回信，当时我激动不已，于老师的勉励至今依稀记得，这封信仍收藏身边。这一次算是初次交往，当然是未曾谋面的。199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上饶调到了上海，“乡下人”进入大都市，有些“水土”不服。先生不知怎么知道了，托人捎信给我，请我到她家坐坐。得知这一消息后，我又是高兴，又是担心，平生不善交际，不善言谈，见名人，生怕无话，难免尴尬，心生许多压力。恰逢先生在《语文学习》发表《弘扬人文，改革弊端》一文，于是以此为由准备了许多问题。
先生是个和蔼可亲的老人，精神矍铄。也不记得开始怎么说的，单知道没说几句话，我的拘束就无影无踪了。我就语文教育的人文性向她提出了一些问题，她不紧不慢作了耐心细致的回答，不时插几句：“你看呢？你怎么想？”总是把我作为平等的谈话对象。后来先生向我谈起她走过的路，她的感想，她的体会，听她娓娓动情的叙述，我悟出了先生的良苦用心：树立自信，勇敢地走出困境。末了，我提出就语文教育人文性整理一个《于漪答问》，她欣然同意，但标题执意要定为《关于语文教育人文性的对话》。“答问”与“对话”的区别，我当然知道，先生的长者风范令我非常感动。以后浦东新区教育学院和建平中学都聘请先生作为我的导师，我成了先生的关门弟子。这以后，凡是重要的教研活动，她都招呼我，并提供机会，让我登台亮相。
1996年学校和新区报我为特级教师，先生很为我高兴，有人以年纪轻、1995年刚破格评上高级教师不久、江西老区调来等诸多理由为据，提出异议。先生慷慨陈词，力排异议，颇为动情。我与先生非亲非故，何以如此提携我？先生深情地告诉我，推你上去，绝不是为了你个人，这是事业的需要，我们已经老了，事业应该后继有人，21世纪需要你们一代人支撑。当时听了心里涌起一股热流：这是怎样的一种境界！怎样的一种胸怀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