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是普罗米修斯，而不是上帝。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不是启示录，它没有也不可能提供有关当代一切问题的现成答案。自称包含一切问题现成答案的学说，只能是神学，而不可能是科学。从历史上看，凡是以终极真理体系自诩的学说，就像希图万世一系的封建王朝一样，无一不走向没落，只能作为思想博物馆的标本陈列于世，而不可能兴盛于世。马克思主义不是这样。马克思一开始就宣布：反对“教条式地预料未来”。所以，对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只是提出基本原则，而未提供具体方案。在马克思看来，在将来应该做什么，应该马上做什么，完全取决于将来具体的历史环境。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告诫人们：不要以“刻板的正统”来对待他们的理论，即反对以教条式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
《共产党宣言》是共产党的“周详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然而，在1872年，即《共产党宣言》出版还不到30年，马克思、恩格斯就提出，《共产党宣言》的一些观点过时了。按照马克思过去的观点，经济危机意味着资本主义即将灭亡。可是到了1873年马克思改变了自己的态度，意识到资本主义出现了新情况，形成了新特点。换言之，1873年的经济危机使马克思认识到，要重新认识资本主义。也就是这一年，马克思决定停止出版《资本论》第2卷，而且一直到10年后逝世，马克思都没有再提《资本论》第2卷的出版。19世纪末股份制的出现则使恩格斯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的无计划性已不复存在了，资本主义的私人生产也会改变性质。所以，马克思、恩格斯一开始就是以一种发展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
列宁提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不能根据书本来讨论社会主义，而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正是俄国当时的“生动的实际生活”和“现实的确切事实”，使列宁意识到必须改变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思路。用列宁本人的话说，就是“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换言之，我们不能用“本本”来框实践，而要用实践来发展“本本”。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中，找不到关于当代问题的现成答案，这不能责怪马克思，要责怪的是对马克思主义“本性”的无知。我们只能要求马克思主义做它所能做的事，而不能要求马克思主义做它做不到的事。马克思主义不仅以批判的精神对待其它社会思潮，而且以批判的态度对待自己，从不固步自封，自称包含了一切问题的答案。相反，马克思主义始终关注变化中的实际，及时地总结新的实践经验，创造新的理论。
如果马克思、恩格斯不以批判的精神对待自己的理论，不进行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就会停止于《共产党宣言》；如果没有列宁、毛泽东的理论创新，没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就会终止于19世纪；如果没有邓小平的理论创新，没有邓小平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很可能成为20世纪的历史遗产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它在实践中能够不断创新和发展。如果说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那么，创新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历史已经并正在证明，只有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才有生命力、影响力和吸引力。
从历史上看，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以当时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典型国家——英国和资本主义政治发展的典型国家——法国为研究对象，而对于东方落后国家，马克思只是提出跨越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设想，没有也不可能提出和回答在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发生”（马克思语）。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列宁开始探讨在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些至今仍具有重要意义的观点。但是，由于列宁逝世过早，所以没有系统解答这一问题。而在这之后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取得了成就，也暴露了“缺点和错误”，“走了弯路”。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苏联“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而且“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邓小平语）。正因为如此，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失误，并最终导致国家解体。
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完成之际，毛泽东就开始探讨“中国工业化道路”，并告诫全党：要特别注意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缺点和错误”，避免走“他们走过的弯路”。毛泽东已经开始探讨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并提出一条富有原创性和启示性的思路。然而，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毛泽东没有解决好这一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误解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基本理论，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这样深重的历史灾难。
正因为如此，邓小平指出：“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我们过去“没有完全搞清楚”，或者说，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并不是完全清醒的”。“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在邓小平看来，这是“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
的确如此，中国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改革开放以来在前进中遇到一些犹疑和困惑，归根到底，都在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进程，就是逐渐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
判断一种理论是否形成体系，就看它是否系统地回答了所研究领域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判断一种思想是否发展了这种理论体系，就看它是否深化了对该研究领域规律的认识。任何一门科学都以发现某种规律为己任，任何一种学说要成为科学，就必须发现和把握某种规律。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所以，达尔文学说和马克思主义是科学。量子力学之所以发展了物理学，就在于它发现了微观世界的运动规律，深化了对物理学规律的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所以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之所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就在于它科学地回答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所遇到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深化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具体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战略、发展动力、根本任务和根本目的等重大问题上取得了丰硕成果，提出了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构成了一个系统的科学理论，我们要充分认识、深刻理解其中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论断。譬如，依靠科技创新实现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思想，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思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思想，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思想，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等等。
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属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范畴，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包含着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是面向21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中国马克思学：文献学还是文本学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其中，“学术凸现”和“思想淡出”相伴而生。基于这样的背景，一些学者致力于提高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品位，呼吁回到学术层面，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单纯的学术对象来对待。所以，在新世纪伊始，中国马克思学的建构提上了议事日程。
从总体上看，国外马克思学属于文献学和文本学的结合，立足文献考证，从事文本解读。中国马克思学无论具有怎样的特殊性，恐怕都离不开文献学和文本学两个方面的工作。
就文献学而言，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数据库，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献的专业研究队伍，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献的原文辨识专家。相对于中国庞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队伍而言，这实在是不相称的。因此，迅速推动马克思文献学的工作，是极其必要的。只是在这条道路上究竟能走多远，有待时间的检验。
就文本学而言，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马克思文本的解读，至少在改革开放以来，已经稳健地展开并不断向前推进，而且这种解读一直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为基础的，对于国外马克思文献学的进展情况也是比较了解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共中央编译局主持的《马列著作编译资料》、《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等刊物发表了大量国外马克思文献学的译文。这些译文对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的建设，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西方马克思学一度被视作歪曲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异端邪说，但它还是开阔了中国学者的眼界，或多或少地影响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解读，尤其是近年来对MEGA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版）和国外马克思学新进展的介绍，将会进一步推动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解读。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解读不能缺少文献学的基础，对第一手文本原始信息的考证研究是至关重要的，对此，任何一个严肃的学者都不会否认。问题在于，版本考证与文本解读、思想阐发之间并不存在线性的因果关系。版本考证的工作是必要的，但它的严谨并不能保障解读的客观性，并不一定能推进思想研究的深入。版本考证属于实证科学，文本解读就很难说是实证科学了，思想阐发则完全有待于解释学方面的努力。随着国外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不断深入，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信息可能具备“可证伪性”，从而愈来愈“逼近”马克思本人原初的文本结构，但这并非等同于马克思文本解读的客观性。
对此，国外马克思学内部一直存在着激烈的学术争论。20世纪60年代以来，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立论”在西方学者中比较盛行，但自80年代以来“一致论”则异军突起。从“对立论”到“一致论”，观点的变化主要不是由于新文献的发现和既有文献的重新编排引起的，而是在思想阐发上发生了分歧。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来说，动辄就是“依据陶伯特的描述”“陶伯特指出”是不足取的。陶伯特就一贯正确、真理在胸、没有失误吗？陶伯特之前的种种版本，不也是西方马克思学家编排的吗？当然，相对于陶伯特，他们算是过时了的马克思学家了。
从国外马克思学的历史看，20世纪20年代，梁赞诺夫主持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工作时期，率先提出了“马克思学”这个概念，强调要用严格的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研究马克思的文献与思想，从而建立一门特殊的严密的科学。这种努力得到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重视。联共（布）中央在1929年6月14日的决议中指出，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已经成为“世界上唯一的马克思学的科学研究所”，这是“苏联工人阶级的巨大成就”。
尽管梁赞诺夫1931年被撤销了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长职务，但苏联马克思学的研究工作还是延续了下来。在苏联，马克思哲学文献资料的丰富性无可比拟，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献资料都是由苏联率先发表的，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等。不仅如此，苏联学者在版本与史实考证方面取得了大量的成果，有一批优秀的文献研究专家。然而，在苏联，科学的文献学并没有带来客观的文本解读，而是出现了意识形态化的文本解读和思想分析模式，出现了影响深远的、僵化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问题的出现可能有这样那样的原因，但无论如何，文献学和文本学之间有着相当的距离，当是不争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