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二十六：当1940年反法战争开始的时候，您和您的同事，以及法国人是如何反映的？
答：我可以讲一个有意思的故事，那是我用法语写的，出版商们不是不愿意出版，怕的是引起法国人的反对。
多年来，我一直同一位友善而又充满智慧的叫泼瑞的记者关系很好。他的哥哥虽然是银行家，但他一直来我这里求得股票投资建议。
我教他一些股票投资技巧，作为交换，他告诉我一些政治上的小秘密。作为记者，他也给电台做工，我想，他是在和那些人打交道时获得了一些信息。
战争爆发之前一周，他得到消息说，战争不会爆发，我们不必惊慌害怕，我们该买人股票。还说达拉第尔政府要被罢免，下一届总统是皮艾尔·拉瓦尔，他会和纳粹联合起来，为了但泽（DANZIG），一切的一切都会按部就班，井井有条。当时，“为了但泽而死？”被纳粹分子广为传播，成为一句人人皆知的流行语。
他说错了，战争爆发了。他几乎每天都带来有关战事的消息，此刻，希特勒的部队已经占领了什么地方，拉瓦尔政府投靠纳粹等等。
因此．人们必须等一等再买，只有耐心等待，因为和平即将来临。
在战争爆发前不久，有几个人认为，该在最便宜的时候买进，不必冒险。因为即使战争不来，人们也会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买空投机战；或者说，战争爆发了，那么，反正也无所谓了，世界末日到了，有钱还是没钱都一样，腰缠万贯，还是两手空空，人都会赤条条来，赤条条去。
我的天啊！我们怎么都食言了！很长时间以来，我自己竟然也是不能例外，一直在巴黎股市上忙忙碌碌，卖空投机。价格开始慢慢地下滑，又加剧了下滑速度，我已经在我的账上漂亮地记入一笔了。我的卖空投机当然还是做的长线定期，采用的还是老方法，甚至一个月一个月地往后延期。每个月的月初是所谓的交割日，我把上个月中通过汇率回落获得的利润记入我的账户。在下一个交割日，即9月6日，我就会获得一笔可观的收入。
在1939年8月24日里宾特洛甫一莫洛托夫签订条约之后，我感到战争一定会来。到9月6日一共还有14天，但这个期限对我来说却成了永恒。
我庆幸自己没有输掉理智，我理出头绪，认定了我该怎么办。战争来了，也势必会连带影响到股市破产。人们该在此之前金盆洗手，撤出股市。银行和银行家们同意政府债款延期。我也就不仅能取消我的预定交易，而且我的银行保证金也就不能被没收。我果敢决定，我必须至少要把我的保证金挽救出来。为了能取出押金，我必须停止手头正在做的卖空生意。这个决定根本不符合我的心意，因为我预料，股市肯定还要下跌。
不过，这个考虑已无所谓了。是否再盈利，再赚钱，对我来说，已经无关紧要了，因为我断定股市和银行很快就要关门倒闭。谁能捞点什么就捞点吧！我在这里一收手，就把押金转汇到了美国。我父亲曾教导说：“有的人头脑灵活，行动呆缓；有的人讷于思，却敏于行。”当时看来我们是属于后者的。我们若是犹豫观望的话，后果也就截然不同了。
我错误地估计了股票的走势，却因祸得福。如我之预料，战争爆发了，但股市根本就没有闭市，长线生意还在做，政府没有延期贷款，也没有引进外汇管理体制。9月6日我取出了我的最后一笔卖空投机利润，转汇到了美国。这是我的幸运，因为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了呢？股市又进入了令人心魂激荡的买空时段。
所有的，所有做卖空投机的人，像我一样抽刀断水的人，都神奇地得到了幸运。
战争爆发了，世界末日就要来了，人有没有钱也无所谓的说法也错了。因为恰恰是在随后的几个月、几年里一些人改变了，拯救了自己的生活，因为他们有了钱。有些人失踪了，死去了，因为他们一无所有。
我的那位记者朋友说的最没准，他甚至是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一个星期的时间里他不停地说：“达拉第尔政府要被罢免，拉瓦尔要接手政府，同希特勒和平共治。人们一定要买人股票。德国已垂兵波兰，然后向西闪电式开战，攻取荷兰，比利时肯定已是囊中之物。“几天的激动之后，我几个星期看不到我的那位朋友了，几天后，他气喘吁吁地跑到我这儿，直奔股市。他把我拉到一边，为的是不让别人听到我们的谈话内容，他讨好我地笑着说：“现在您帮我个忙，亲爱的朋友，您告诉我，我现在该以最快的速度买入什么，因为我要在这如火如荼的买空市场上赚一笔。”
我一下子激动起来，“难道是希特勒死了吗？”我问道。“不，没有，恰恰相反，纳粹的军队现已兵临城下，距巴黎30公里，两天后就攻占巴黎，实际上战争就要结束，汇率会大幅蹿升到最高点。我该买什么呢？”
对此，我该如何回答呢？对于我来说，整个世界都完了。世界太平盛世，股票经纪人才有饭碗，但我知道了，后天纳粹军和盖世太保就要进驻巴黎。会不会有人用重重的铁铘头砸我的脑袋？我陷入了危机之中。
我的朋友还不停地追问我，他该买哪些有价证券。是的，对他来说，一切都平安无事。
希特勒为所欲为，他就是一切，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只是我的想法和我的朋友不一样。我本心想回答他，可是我也不知所措。我内心斗争激烈。我迅速撤离股票市场，拦住一辆出租车回家去了。
这时候我的那位朋友还一直在股票交易所里找我，为的是让我告诉他，他该投资哪些有价证券，他想从希特勒的战争中发财。我不知道他最后选了哪几个股票，我只知道，他的过错，与我的相比，是令人深思的，也是有纪念意义的。他说的对，纳粹占领法国后，拉瓦尔真的当了总统。但汇率并没有上升，相反的，股市这一次真的闭市了，有价证券长时间地处于低迷状态，卖不动，后来，自己又衍生出一个小的市场，买卖法郎，持有法郎证券的人赔了。
他的主要的过错在于，他把他的命运维系在了纳粹身上。战后，当我又回到巴黎的时候，我和他聊天得知，由于他的纳粹倾向，他坐了10年的监狱。
很明确，我必须离开巴黎。我给自己买了一辆非常帅气的汽车。我把10万美元藏在一条特殊的皮带里，除此之外，我还随身带了200美元和小面额的20万法郎现钞。我还记得一个俄罗斯人阿奈克都特，他给我讲过他的避难经历。他们全家突然来到一条大河前面，他们必须跨越那条河。根本没有桥梁，只有小型渡船，他们没有钱付渡船费，唯一值钱的是他母亲的钻石戒指，母亲把沉甸甸的戒指给了他，这是一颗很纯的钻戒，足有5克拉重。她当然更想拿一个一克拉重的戒指付作渡船费，但又不能把一颗5克拉的钻戒像分现金钞票那样分割开来。我从他的经历中得到启发，我随身带了很多小面额的钞票。
打好行装后，我环顾居室四周，熟悉的生活痕迹让我顿生留恋，我暗暗地下决心，我一定要再回来。但我当时又想，我再也不可能回来了，再也见不到巴黎了，这里的人们，我的生活足迹，我的朋友，我的同事们，熟悉的街道，许多许多，多么让人留恋。
那个波奎尔公司的会计也要离开巴黎，他叫麦茨格。因为他决心已定，要去维希，而且第二天股票交易所就要关门。对于我来说真是一件幸事，因为我正好没有司机。我有驾驶执照，因为我过去一直能雇佣得起私人司机，所以自己一直没有开过车。开始的时候我在美国乘车总是坐在后面。我们两个协调好，先去维希；他要去那里，我正好也在那里有个旧情人。她叫梅·热维斯，真名是玛丽亚·米勒；出生于原捷克斯洛伐克的卡罗维伐利，在和我在一起之前，她是查理·卓别林的情人之一，她还写了一本关于查理·卓别林的书。
行程当然不是那么简单，人们或许也是能想象得出的。整个巴黎城挤满了成千上万的逃难的人；幸运的是我带足了钱。如果我们必须加油的话，加油站的收银员就会给我们解释，汽油是按量供应的。我说：“我给你双倍的价格。”他就会说：“那我卖给你10公升。”这10公升注入了油箱以后，我就会说：“你再给我10公升，我付3倍的价格。”在这样的时候已经顾不上道义和良心了，我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能继续前行。我也没有挨过饿，我的观点是，在面包和汽油之问还是有区别的。比如说，歌剧院的戏票我可以在黑市上毫不费力地搞到；我对音乐是一直有激情的。
不久以前，在布达佩斯，我得知有迈兰德。斯卡拉·沃迪斯演的《安魂曲》，那可是我最喜欢的曲目之一。我搞到了两张票，那个时候的票其实已经售空；我找到一个熟悉的宾馆的看门人，我对他说：“我想要两张沃迪斯演的《安魂曲》的歌剧票。”他断然地说：“不可能了。”我补充说：“要黑市上的。”他说：“那也没有了，实在找不到了。”我说：“不管怎么样给我弄两张，我愿意出高价。”然后事情有了转机。他问我：“两张票你给多少钱？”我说：“1000。”看门人没有异议，对于他来说这已经很多了；但是对于我来说这也就是40马克。他当着我的面给人打电话：“尊敬的小姐，首先让我吻您高贵的手！我是那个看门的，我非常遗憾地告诉您，刚才说得有误，那两张票我没有拿到；我抱歉地请求您再给我两张票。”他放下电话转过身来说：“好了，科斯托拉尼先生，给您两张票。”
1946年，在萨尔茨堡的联欢会上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哪儿也找不到房子住，我去了慕尼黑庭院旅馆，请求能给我提供一间住房；那个看门人也是以一种正如我之所料的口气说：“不可能，我的先生，全满了。”我回答说：“不可能，没有满。”他说：“我实在无能为力。”我说：“请您注意，这里一间房一天多少钱？”“好多先令！”他回答。“那好，我给您双倍的价格；正常价格以外的钱都是您的。”我说。10分钟以后我就如愿以偿地得到了我想要的房间，住下了。
用第一次注入的汽油，会计和我继续朝着维希前进。巴黎人说，新上任的总督维根德要下令建立一条卢瓦尔河防御线，以阻挡德国人进入法国；我们上路后不久，就来到了横跨一条小河——最好称之为小溪——的桥上。我让我的朋友留在车上，自己下了车。我简直不敢相信，牌子上写着脚下这条河就是卢瓦尔河。
“这就是卢瓦尔河？”我对司机说，“如果这就是卢瓦尔河的话，我就一直开到美国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