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表演
我自幼喜欢画画，但在当时那穷乡僻壤，连个画家什么样也没见过，我只能成为一个在书本、练习本上“作画”的涂鸦艺术家。到了初中，有一位出身书香门第的语文老师写得一手好字，于是我就偷偷地模仿他的书法。我在中学是全校黑板报《震中园地》的负责人，这个工作给了我很大的锻炼。再以后，在大学和参加工作后，一直“舞文弄墨”，尤其是到了展览公司以后，有时美工忙不过来，我还能一试身
手，帮助写个前言什么的。
在赴任前，我的前任就已经给新中友协的会员们放出口风，说我是一个“文化人”。所以，友协的秘书长郭惠兰要我去给惠灵顿分会的会员们作一场书法表演。说心里话，我这个带引号的“书法家”，从来没有在大庭广众之下挥过毫，但是不答应又说不出口，“新官上任三把火”，不管火烧得大还是小，我总得去。于是我硬着头皮，拿了纸墨笔砚赶到了会场。
分会为书法表演专门和一个华人会馆租借了会议室。
我因为路上车子出了点毛病迟到了10分钟。大厅里已整整齐齐坐了五六十人。我了解到，分会每个月搞一次活动。会员们住得很分散，有的从很远的农村赶来。这次他们听说是新上任的文化官员表演书法，一个个都穿了正装，使我的心里感到一阵阵的紧张。会上还来了几位中国留学生，我今天要出洋相了，我心里直犯嘀咕。如果光给“大鼻子”表演，糊弄几下也许能蒙混过关，但有中国人在场，我一定会“露馅”。
新中友协主席格雷夫人（中文名葛玛丽）向会员们介绍了我的姓名和身份，我也简单地作了自我介绍。然后，我给他们讲解了中国的文房四宝。我说：“我为自己能派到新西兰工作感到高兴，新西兰是我所到过的国家中最美丽的地方。”其实这时我心里正琢磨写什么。突然，我刚下飞机“吟”得的一首诗的腹稿跳上心头。“我今天就用自己的书法写一首我自己的诗。”
这个开场白自己认为还过得去，于是，我就挥毫写了起来：
耕云万里到天涯，蒙蒙细雨潇潇下。
径边野菊可知否，云雾山中陶潜家。
我一口气用隶书把诗写完，然后用英语翻译讲解了诗的内容。我从北京出发，坐了近20个小时的飞机，因为我来自农村，所以我在飞机上的感觉就像农民在云里犁地。艺术家讲究时空，我的时空观是这样变化的：小时候以为家乡的太湖那头就是天涯海角；上了大学，知道天涯海角在海南岛；在地球上走了几个国家后，我发现新西兰可以说是天涯海角；我接着说，也许过100年，天涯海角延伸到月球或火星……我这一讲，好多人赞同地点起头来，还有人鼓了掌。这一下我的胆子也大了一点。
随后，我给大家讲述了世外桃源和陶渊明的故事。我的目的不仅仅是把新西兰比作是一个世外桃源，这也是自己心情的流露。在那场“史无前例”中，我厌烦了打打杀杀的生活（虽然我自己从没有搞过打砸抢），尤其是1976年因为写了悼念周总理的诗被审查的日子里，我真想打起行李回老家去种地。虽然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梦想，但心里总想追求一种平静和安宁。当然，这些话是在心里说的，说出来他们也不会懂得。世外桃源的故事很投合他们的心理，因为这些欧洲人的后裔不像当年的先辈来到新西兰时那样又要披荆斩棘，又要和毛利人争夺土地，以致发生战争。他们大多是为了寻找一种宁静的生活而来到这里的。可能我的话说到他们的心里去了，我的表演博得了热烈的掌声。
那晚，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觉，我失眠了！
东方画会
我自幼喜好书画，所以很喜欢和书画家们交往，和他们交朋友，不但使我增长知识，而且从他们的作品和为人中得到教益和熏陶。我在新西兰也没把这个“优良传统”丢掉。
在去新西兰以前，我以为在这个西方社会里，我找不到“知音”和“挚友”，但到任才1个月，就收到了“东方画会”发来的请柬，邀请我参加他们的一次“笔会”。我当时真是又惊又喜，我之所以喜，是因为在这里还能看到中国书画；我之所以惊，是因为我的前任为我打出了“文化人”的广告。我总不能两手空空地参加“笔会”。
司机把我拉到一所函授学校的大教室，那里已经坐着30多人。我一进门，一位女士用很标准的英语把我介绍给“笔友”们。她说我是一位书法家，笔友们于是鼓掌欢迎我讲话和做书法表演。我心里真是很“恐慌”，但鸭子到了架子前，不上也得上。我在作了简短的自我介绍后，手抖抖索索地写了我在“文革”中作的一首小诗：
稻子青，麦子黄，
青黄相问争风光，
农夫耕作忙。
我说，我来自江南农村，那里的风景很美，画家们讲究色彩，每年四五月间，上一年冬天种下的小麦熟了，一片金黄；那时，稻秧却是碧绿碧绿。农民们在田间收割和插秧，这样的田园生活有多美！笔友们发出了阵阵赞叹。
实际上，我这首诗更深的含义是抒发了我对“文革”中派性斗争的厌恶心情。不过，我新来乍到，也不想给他们讲这些。
我提到的这位女士叫“郭冰清”，她就是“东方画会”的发起人。郭冰清是新中友协秘书长南茜的好朋友，两人都姓“郭”（500年前是一家）。所以，我就去问南茜。她给我讲了郭冰清的故事。
郭冰清是侨居印尼的第六代华裔。由于喜好书画，她曾经去香港和台湾学习中文和书画。后来，她去了新加坡。因为她熟练地掌握了中文和英语，新加坡政府想聘请她做大法官，但那时她心里向往着到风景如画的新西兰定居。那是20年以前的事了。她到了新西兰后，仍不忘“重操旧业”，发起成立了“东方画会”。由于这是一个纯民间组织，其难度可想而知。没有经费就自己掏腰包；没有活动场所，就在家里搞笔会。今天的笔会大概是通过友协主席玛丽。格雷夫人原来在这里任教的关系开的“后门”，免费提供。
在以后的岁月里，只要我有空，一般我都应邀去参加笔会。记得1995年初，画会在一间画廊搞两年一次的展览，请我去为开幕式致辞。这一次，我就不那么紧张。我利用周末的时间画了一幅兰花，上面题了一首自己写的诗：吾慕陶令山居幽，万里寻访到新洲。
闻香循径呼村童，惟见兰花满春岫。
这首诗是我每天去植物园看到到处都是兰花有感而发吟得的。兰花是“君子”的象征。我在这首诗中用兰花比喻在这么偏僻的新西兰从事中国书画创作的书画家们。
一进展览大厅，只见几百幅花鸟肖像画挂得琳琅满目。我在讲了几句祝贺开幕的开场白后，用英语对诗作了翻译和解释。
然后，我不知不觉中侃起了大山。我说：“有人说，‘前卫派’最早出现在西方国家，但我认为这种说法有问题。1984年，我随中国五位国画大师作品展去美国访问，一位对中国书画颇有研究的华人说，抽象派的祖师爷应该是中国人，因为中国的书法是最完美的抽象艺术。中国人几千年前就在庭院里搞假山太湖石艺术，难道这不是最早的抽象派！？
“欧洲到19世纪下半叶才搞象征主义，中国书画中的象征主义可以说达到了登堂入室的地步。梅、兰、竹、菊象征着君子和雅士，马、羊、虎、狗分别代表了忠、孝、节、义。”
“四大发明是中国人搞的。只是那时没有申请专利。到后来，由于封建社会的腐败和政治制度的局限，中国落后了，让洋人用洋枪洋炮使中国变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说到“前卫派”，我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中国人不会为了‘前卫’而‘前卫…，中国人也不追求极端。西方人搞起抽象来，弄得人们晕头转向，莫名其妙；他们搞起具象来，脸上的汗毛和针眼大的小孔都清清楚楚地表现出来，而作品却失去了内涵。我比较赞成齐白石的观点，‘贵在似与不似之间’，也就是说，单纯的形似不算好，只有形神兼备才是极品。”
这时，大厅里爆发了一阵掌声。我一看手表，竟然侃了半个钟头。我立即收住话头。因为馆里还有事，我向大家匆匆告别。郭冰清给我献了一大束鲜花，这可是极高规格的礼品了。我把它带回家，夫人每天浇些水。鲜花开放了十几天，斗室里充满了馨香。
中国书法和中国京剧浅议
也许是友协会员的宣传，我能作讲演的名声在惠灵顿传了出去。一天，我收到一封言语很恳切的信，邀我去作一次讲演。
信是惠灵顿退休者协会主席写来的。讲演在一个大公司的多功能厅举行。场地虽然不大，但很舒适。我一走上讲台，只见台下一片“雪白”，我想，听众的年龄大多在七八十岁，共有100来人。我很受感动。因为他们年龄这样高，能聚到一起实在不容易。
我还是拿出我的老本行，先作了书法表演。我用真草隶篆写了12生肖的动物名称，然后又粗略地向他们介绍了中国书法。
中国书法的起源要追溯到公元前的几千年。在经过结绳记事后，人们在乌龟的甲壳上用刀子刻画出文字，这就是“甲骨文”。后来，人们把文字铸在钟和鼎上，这就是“钟鼎文”。以后，中国人又在竹片和木片上写字。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纸张的国家，这一发明促进了文字的发展。在几千年的文字发展史中，中国的书法形成了真、草、隶、篆4种字体。当然，有名的书法家无以数计，他们各自有独特的风格，如夜空群星般璀璨。
这时，有人要我讲一讲中国的“龙”。我的知识实在有限，但既然提了出来，我也只好搜尽枯肠讲了讲。
“龙”是中国人想象出来的动物，它的身体由6种动物的肢体组合而成。在封建社会里，人们把“龙”当作天堂里的神兽。封建帝王自诩为“龙”的子孙。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是龙的传人。这就像毛利人的TIKI一样，成为人们崇拜的图腾。我用草书写了几个“龙”字，当一条条姿态各异活灵活现的“龙”出现在宣纸上时，听众中发出了一阵赞叹声。他们纷纷向我索要，于是，这些“龙”一下子“不翼而飞”。
有一位女士插话说，中国人的想象力异乎寻常的丰富。我于是“顺着竿子往上爬”，侃起了中国京剧。
中国的书法很抽象，中国京剧中抽象手法的运用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小时候，家乡有一个京剧班子。每逢过年过节，他们总要来演几场。那时，农村根本没有什么文化娱乐活动。在小学校的操场上搭起戏台，围起了大棚，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看戏。
那时侯，我对京剧一无所知，看戏只不’过是看个热闹，尤其是那些大花脸和背插令箭手提大刀斧钺十八般武器的武生出现在舞台上时，我感到特别带劲。很多次我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长大了，我上了学，没有机会看戏。即使偶尔看一场，也感到京剧的锣鼓声太大。其实，京剧的锣鼓与现代的迪斯科音乐震耳欲聋的声响相比，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1988年，我被派到中国驻尼日利亚使馆文化处工作后，我开始喜欢起京剧来。我发现，中国京剧集唱、念、做、打于一炉，是中国的国剧。京剧大师梅兰芳在国际戏剧界为中国赢得了一席之地。由于应用抽象的手法，京剧的道具最简单。舞台上摆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就可以唱一台戏。手一抬，作出推门状，两脚一迈就进了门。一挥马鞭，胯下没有马，你也能驰骋千里之外；划一下桨，即使没有船，你也可以过江过河。丫鬟佣人平举两面画有车轮的方旗，就代表了一顶轿子。演员连翻几个跟斗，一下从皇宫到了天南地北。
小小的舞台上，人们看到的是无限的宇宙，千百年的历史。
老人们听得出了神。一位老先生说，中国天津的京剧团曾经来新西兰演出过。他去看过几场，好像没有看够。他问，这几年怎么不来了？我心里有难言的苦衷。我只好说，我和新西兰政府文化部门一直在努力，但困难很大。我非常欢迎大家亲自去中国看京剧。
文化外交
严格地说，文化处的工作不只是搞展览和演出的交流，更不是发发期刊和资料而已，文化工作是我国外交工作的一个侧翼。有人形象地形容说，文化和经济像外交工作这只大鸟身上的两只翅膀一样。鸟离开了哪一个翅膀都飞不起来。美国是一个经济和军事大国，美国文化也横行世界，可口可乐、KODAK胶卷、麦当劳，还有好莱坞，就像神经和毛细血管一样渗透到世界各地。当然，中国餐馆也是只要有人的地方都能找到一两家，但是窃以为，当中国的文化，中国书画、中国杂技和京剧，还有汉语在全世界通行时，中国就更强大了。
在文化处工作了两任，我深深地感到，文化工作的难度很大，个中原因甚多，如经济实力等。很多国家把文化当做可有可无的事情对待，在经费上总是能少给的绝不多给。新西兰每年近2 000多万新元的文化预算中，用于对外文化交流的资金只有40万，这真是杯水车薪。另外，东西方文化上的差异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中国的书画很特殊，尤其是书法，对西方人来说是很抽象的东西，要他们接受和欣赏，的确是很困难的。
当然，在文化交流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政治。我举一个例子就能说明。在惠灵顿市以北100多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名叫帕尔默斯顿·诺斯的城市。“诺斯”在英语里是“北”的意思，所以使馆的人都把它叫做“北帕市”。
1995年初，北帕市市政厅来信称，该市每年举办一次国际文化节，邀请外国使馆参加。当时的文化处只有我一个“光杆司令”，但机会难得，所以，李金华大使派我去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