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亦代
在我童年的岁月里，我是把祖父当作英雄人物看待的，因为他曾经是太平天国一支部队里的小师爷，须知那时他仅仅是个十一二岁的孩子呀！
夏夜在院子里纳凉，或是冬夜在睡前一家小孩群集在大厅后面的后轩时，我就腻着祖母讲故事。有多少个夜晚她就讲多少个故事，但我最爱听的，而且引以自豪的，则是我祖父的故事。
祖父在幼时正值太平天国进军杭州的时候，他跟着他的寡母，也就是我的曾祖母，逃出杭州，上路去宁波附近的慈溪避难。那时一般老百姓听信了清朝的官方宣传，正如后来国民党反动派诬蔑共产党要共产共妻的宣传一样，没有一一爪老百姓不害怕的。太平天国的部队未到，老百姓就纷纷逃避。有的从东逃到西，又有人从西逃到东，像个没头苍蝇一样。祖父有个姑姑嫁在慈溪，曾祖母决定带着祖父这支独根苗，到慈溪暂避。但是没有走到钱塘江就被逃难的人群，把他和曾祖母冲散了。祖父只知慈溪在东南方，便沿着钱塘江下游走去；半路上遇到太平天国一位丞相的部队，他便被太平军收容了。他们叫他“小把戏”，因为我祖父长得并不高，虽已十一、二岁，看起来还是个九、十岁的孩子。他跟着部队跑，调转方向，反而溯江而上了。太平军所向披靡，不几天就打到了金华、建德一带。他给部队里的文案师爷当小跟班，倒也两下相安。
这一天合当有事，南京天朝下了个急令给浙江，传檄到丞相的部队。文案师爷外出一时找不到了，而且丞相是个不识“之乎”的人，他急得不得了，便问手下谁是识字的。文案师爷的另一个随从便说“小把戏”不但识字，还会写字。丞相便把我祖父叫去，祖父果然把檄文上的字认出来了，而且一清二楚。
这时文案师爷也回来了，夸奖了我祖父一番。自此我祖父便脱掉了“小把戏”的帽子，戴上了“小师爷”的帽子，也不再做文案师爷的侍从了。有些小事，如抄写安民告示等等，文案师爷懒得动手，便吩咐我的祖父去做。太平天国天京沦陷后，这位丞相的部队向江西一带撤退。撤退前为了便于行军。便把在浙江跟他们的人聚在一起，回家与髓军让他们自己选择。这时我祖父便说要回杭州，因为他还有老母在慈溪一带，他要去找。这位丞相便赏了他两锭金元宝，叫他自寻生路。
祖父是个文绉绉的人，除了拿笔，不会拿刀，因此虽然他也插了把刀作为防御歹人的武器，但人还没有离开建德城十里路，他的两锭金元宝便为人抢走了，他一路讨饭回到杭州，幸而有位邻居也逃回来了，两个人便安顿下来。可是祖父思念他的母亲，他想还是一路讨饭去找寻曾祖母为是。这样他把三间故居托给邻人，自己上路向慈溪而去。
曾祖母在慈溪乡居虽然一日数惊，但却没有遭兵燹之灾；祖父找到了他母亲，便一同回了杭州。这时他的邻居说每晚在我家的院子里有白光出现，便百般刁难孤寡，硬把这三间房买去了。他满心想在原来我家里的地皮上挖出窖藏，不图挖出来的尽是人头人骨，原来太平军曾经把这一带圈为营地，我家的院子，便是杀人养马的地方。这位邻人对此居处所望者奢，不图买了下来，窖藏未获，挖出的尽是骷髅和尸首，一气一惊，竟然得了怔忡之症，没几年便下世了。这是孩子们最喜欢听的一段，因为听起来毛骨悚然；而祖母讲到这里，也总要评论几句，如说一个人不能有贪心，有贪心必无好报应等等。然后她继续讲下去，说到我们眼前的居处。可对这些，孩子们已无兴趣，便一个个打起瞌睡，都去睡吧，明天还要起早上学。但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我把祖父当作一位英雄，也许因为那时看了些公案小说，除暴济贫，似乎成了我的大志。同时我也可怜祖父，小小年纪，便要讨饭寻母，这是我心目中的了不起的行为。
那时祖父在嘉兴盐公堂当师爷，每年回一二次杭州，我牵记着他，总希望他回来多住些日子，因为他虽貌似严峻，心里却很喜欢我的。到今天我也还不知道他这师爷是做什么的，大概是秘书和总务一类的工作吧。不过每次回来，他都总带一两块三尺长的木牌，上面怎么写的，我现在已记不清楚，总之是分销盐的招牌；他是拿这些招牌回来去盐运使衙门打公印的。他从来不和我们说幼时在太平军中的事，我常常拿祖母的话要他证实，他不过淡淡一笑，说讲这些陈年烂芝麻的事情做什么。
祖父喜欢孩子，我的几个表兄姐都住在我们家里，平时总对这批孩子乐乎乎的，除了孩子们闹得太厉害。我和他很亲，倒是对于自己的父亲和叔叔显得生份，因为他们几年都不回家，在外谋生。
后来我大了一点，表姐们都自己成了家。祖父也退休家居，到了冬季，每天要喝一两盅五加皮或虎骨酒，特别是在下雪天。每次他的下酒菜，总是我放学时在市上买了给他带回来的。那时祖母去世已有几年了，祖父也留了长髯。
我最喜欢看他俯在炭盆边烘热他的双手…天色已是薄暮，屋子里渐渐暗下来，炭火映着祖父微红的脸，又飘拂着银色的长髯，真是美极了。我一进他的屋，他便问今天买了什么啦，我说是白切羊肉，他嘿嘿地笑了下；因为他最喜欢吃羊肉。接着便起身把烫酒杯拿出来，就炭盆上的开水壶倒了水把酒盅涮了，然后在杯里倒上了开水，又在小酒盅里斟上了酒，再把小酒盅坐在开水杯里，盖上了盖子。于是打开了纸包把手指着我说，你先喝口酒，吃块肉，刹刹路上的寒气。每逢他的手一指，我总有点凄然感，祖母故世了，父亲和叔父都在外地，四个女儿两个在上海，两个寡居在家里，我的婶母操劳着家事，堂弟住在里西湖学校里读书；眼前就只有我和他两个人。有时我放学回来，看见他茫然地望着炉火，这老人在想什么呢？还是在回忆在太平军里生活或是沿途要饭的旧事吗？我想到自己从小没有母亲，履行母亲之职的祖母也墓木已拱，我何祖孙两代又会怎样的结果呢？但是他一看我回家，似乎他早在等我把买的熟食带回家，但又像不是；似乎他要对我说许多话，而到了嘴边又变成无言的沉默。
有一年北伐军到了杭州，他变得兴奋起来，似乎年轻了些。一天，他对我说孙中山的平均地权，不是跟洪羊（指太平天国）行的一样吗？我说我不知道太平天国行的什么制度，他愠然地说，你也不小了，应该懂得些历史了。于是他说太平天国是把田地分给农民的，大家有田种地，那又多好！我这才发觉为什么有亲戚来劝我祖父置田地时，他那种坚拒的态度。逐渐我从他的谈话中，略略窥测到一些门径。譬如他最早时期欢迎过康梁变法，以后辛亥革命后又把父亲和叔父送到日本去留学，我的大姑父考取了留日的官费，那时他和我大姑母刚结婚不久，为了使两个小的不赋分离，祖父便自费把大姑母送到日本去学绘画。
我才意识到我祖父是个维新派。
自从祖父自太平军回来后，他便没有再读什么书，他鄙弃时文、考秀才。
据说曾祖母在死前还要求祖父去应乡试，但是祖父断然拒绝。也许当时他就有种在太平军中渲染到的民族感了。康梁维新失败后，他要祖国强盛起来的信念，并没有少去半分。总之，在太平军快两年的生活，在他心上是打上烙印的。
我刚懂事的时候，杭州正弥漫着一股实业救国的气氛，祖父也很热心；那是人们对辛亥革命失败后的另一出路。祖父有位友人许缄甫先生办了武林铁工厂，他还是浙江甲等工业专门学校的校长；另一位友人朱谋先先生则办了纬成丝绸公司。祖父卖了祖母的细软，还劝说几个至亲，在这两个公司里投了资。
他曾经带了我去参加过股东会，但我只知道这两家公司因为发不出股息和红利，都记在股东名下作公司的增资，在解放前就没有发过股息。这两家公司走上风只有一年，以后便走了下坡路，最后铁工厂停工，丝绸公司则时而开工，时而停工，事实是名存而实亡。祖父曾经感喟地对我说过，我的股票当然不值什么钱，损失也就算了，倒是这两家经营的工业十分可惜；我们做不过日本人的生意哟。只有在我读了些进步的书籍之后，我才明白半殖民地的工业必然要失败的道理。
祖父在退休后每天深居简出，只以看家藏的旧笔记旧小说等作消遣。但是不知怎地他忽然对于我看的《创造月刊》、《洪水》、《雨丝》、《奔流》等杂志和鲁迅先生的作品发生了兴趣。每逢我买了回来，他便先拿去看，看了还我，只说这是些好书，有时候，他在酒酣耳热之时，也会写几句旧诗，有时给我看，有时不给我看，最后则是一把火全给烧掉。这时我自己也在学习填词，有一天我给他看了，他说你还早哩！
那时杭州人家居无事，每以打麻雀牌为乐，一时风行，成了杭州人生活中的时髦行为。我家里的几个姑母也浸淫于此，但是祖父则深恶痛绝。他总说一个人最没出息就是赌博，一个人赌上了瘾便没了志气，你可千万别学你的几个姑母。有一晚，姑母们来了上海客人，午饭后便坐下来抹牌；吃了晚饭还继续玩到深夜。祖父很生气。便从床上起身来制止。打牌在后院，他住在前院，从前院到后院必须走过一个天井，天井里有石台阶。大概他走时匆促了一些，又在气头上，一脚踩空，便从高台阶上摔了下来，成了老年性骨折。如是他缠绵于床第者二年，终于有一天我放学后去看他，他已经奄奄一息了。隔不了几天，他就故世，享年八十二岁。
祖父故世后，我狠狠地哭了几场，我觉得老家里再没什么可留恋的了。过了些时，便搬到我四舅家去住。但不时我还回老家去看看，总要到祖父住过而如今显得空荡荡的屋子里逗留一下。
我眼里闪过一个一路乞讨的穷孩子的身影，我想到他一生为振兴家国梦想的幻灭，然后我依稀看到他酒后微醺的脸，似乎歉然地对我说，我没有什么东西留给你的，只有你爱听的我幼时的这个故事。
1985年旧历除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