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一生三分之一的岁月，在新社会度过。三十多年来，他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非常认真的。他严格要求自己，努力改造思想，对于自己的前半生，是有比较深刻的认识的。解放之初，***同志到天津与民族资本家座谈，交代党的政策，他曾参加。以后被任命为天津市副市长，市长黄敬同志。记得父亲说过，解放初期从黄敬同志那里受到党的直接教育，对他极为敬佩。1956年，父亲随彭真同志率领的人大代表团到东欧各国访问，彭真同志向东欧国家领导人介绍他是“愿意接受改造的资本家”。后来他说当时很受感动，也很激励。早在1942年，他在所藏善本书目里，嘱咐子孙在国家安定太平之后，把书捐给国家。如果需钱要卖，也只能卖公道价钱。特别强调，不许卖给私人，以免散失。这是因为历来私人藏家的图书文物传不过几代必然星散，辛勤搜求的苦心尽付东流。他的想法固是出于收藏家对图书文物的爱护，更是出于为国家保存文化财宝的爱国主义精神。！到解放后，他几次捐献大批珍贵图书文物，则总是说：“这些东西本属于人民，应当还之于人民”。这样的思想认识，显然比起1942年又有很大提高。所以赎买政策实行后，他就把定息全部上交了。
父亲逝世后，我们整理他所读过的一些经典著作，如《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都是通篇有红铅笔划了线，作了记号。（《毛泽东选集》全部文章都用红铅笔作了记号，有双圈，有单圈，有的在句子下划了线。第一至第四卷除红笔外，还有黑色铅笔和蓝色铅笔的记号。说明他读经典著作反覆多次，而且留下了一些读书笔记。去年夏天奇热，二二妹与良有一天从南开大学回家，见父亲正在读《邓小平文选》。她说：“天这样热还学习？”九十三岁的老人回答：“学习就不热了。”他逝世后，我们见到他衣袋里的一个很小的笔记本，里面用工整的小字抄录了十几段话，如“办事要快，不要拖；”“说空话，说大话，说假话的恶习必须杜绝；”“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础；…为了促进社会风气的进步，首先必须搞好党风，特别是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同志以身作则；…‘任何浪费都是犯罪。”每段话下面都注有数字，第一段是68，最末段是225。原来这是老人从头到尾通读了《邓小平文选》之后摘录下来，并注上页码，以备翻阅的。为纪念12月26日毛主席九十诞辰，天津举办书法展览。父亲在12月13日人医院前的一两天，亲笔为展览会写下了一个条幅：“没有中国共产党就不会有社会主义新中国。”这十八个大字，竟成为老人的绝笔，也是老人一生沧桑尽历后终于找到的真理。
心胸开朗，存心忠厚，待人诚恳，人们对父亲的这些看法，我个人也是深有体会的，史无前例的动乱中，他当然也挨过斗争，受到严重迫害。但是那些横眉怒目的无理取闹，在他如同过眼云烟，并不介怀，更丝毫没有影响他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前途的坚定信心，他遇事处处为人着想，亲戚故旧有困难，总是慷慨相助。他带在身边的小笔记本里，记有他常接触的市人大常委、政协、两会工作同志的姓名。显然为了随时翻看，以防遗忘，是对人尊重的群众观点的表现。住院后期，他病情渐重，身体日益虚弱。由于脑动脉硬化，不但声音微弱而且口齿不清楚，耳朵更聋。但护士来打针输液或作雾化吸人时，父亲总是和颜悦色地问她们的姓名。经常来的几位护士，他都叫得出来，而且对他们的工作给以富于幽默的评价，如“雾化大王”、“打针能手”。
我还回忆起一些小事情，说明父亲为人异常谦虚。例如他对于书法是非常爱好，而且下过功夫的…但长期以来，每逢有人请他写字，总是逊谢。藏书上自己的跋语，往往找人代写。八九十岁以后，他才肯为人作书。他的想法是，自己对自己的字虽不满意，但高龄可以多少补偿。其实，他九十以后还能用毛笔写工整娟秀的小字，是极为难得的。他所藏的善本书中，凡是：最珍视的，往往只在最不显眼的地方盖上一方“周暹”二字的小小图章。所以如此，据他自己说，是为后人考虑。这块图章很小，如果不喜欢，可以挖掉（这是过去藏家常干的事），而书本身不至受太大影响。他最不喜欢有些藏家把自己姓名别号等等的图章在善本书或字画上到处乱盖，以炫耀其所有权。现在他的藏书归了国家，不会有人再去挖掉他的图章。这块“周暹”两字图章之小，也恰恰表明它的主人谦逊美德之大吧。
父亲一生襟怀坦荡，表里如一，有许多美德值得我们学习。特别是解放后三十多年来，他总是随着时代和社会的进步而前进，从不落在时代之后或置身于社会之外。这也是他年登耄耋，得享遐龄的原因之一。我们兄弟姊妹十人中，多数都年过六十，有的已逾古稀，最小的也五十多岁。我们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特别学习父亲“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的宝贵精神，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在伟大的“四化”建设中，作出自己的贡献！
1984年3月30日
（二）
这里搜集到的弢翁遗札，是先父93岁高龄的一生中，幸而保存下来的一小部分书信。其中致徐乃昌、叶景葵两先生的信，时间约在20年代及30年代，现存上海图书馆，感谢顾廷龙馆长提供，致赵万里先生的信，是赵先生家属提供的。先父对于赵先生的版本目录之学最为推重，而赵先生对善本图书的辛勤爱护，尤其为先父所赞赏。他们论交始于30年代，近五十年，由于“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赵先生长期卧床，口不能言，而起初神志尚清醒。先父来京开会时，不顾年高事忙，总设法抽空去探视。据赵先生家属说，他们过去常常一周通信数次，可惜都在史无前例的大灾难中被抄走散失。仅存的40年代初到抗战胜利的数十封，现按年代顺序排列，内容都是关于善本书籍的。给我们兄弟的家书，则辑录其中关于图书、文物、书法等部分，大致以类相从，时间都在1972年以后。
从这些信札可以看出，先父不仅收书、藏书、爱书，而且潜心研究版本之学，对于刻工、纸张等，都十分留意。他常说：封建社会里用手工能生产出那样精美的开花纸，今天以机器为手段，不是应该同样办得到，而且应该制作得更好吗？因此一再通过我去请教了潘吉星同志，上海朵云轩谋木刻书籍一线之传，刻印了《稼轩长短句》。先父极为欣赏，见家书十三。后来特意写信给顾廷龙同志，展转探询此书的刻工姓名。
记得在他年已九旬时，一次陪他去琉璃厂中国书店。店里同志拿出几部善本书请他鉴定。他翻阅以后，口讲指划，如数家珍，就书的字体、镌刻、纸张、装璜等方面发表了意见，推断其时代。这和信札中凭记忆举出哪些书有哪些刻工姓名一样，不都是足以令人惊叹其“业务”之精熟吗？唯其爱护图书，所以他对于理应完整保存而被人为拆散的善本书，特别感到痛心，总是千方百计设法使之配齐。如果所缺的部分落在他手里，更是积极主动，促成延津之合，遗札中读到的宋本《左传》、《群经音辩》、《经典释文》、《春秋繁露》，都是这样的例子。
老人秉性谦虚，不自表裸，从对自己的书法的态度上可以看出来。早年他自己藏书上的题跋，往往只拟草稿而不落笔，请至友劳健（笃文）先生或命儿辈代写。晚年书法成就已高，小楷尤挺拔而娟秀，但仍自谦挹，说要从基本功练起…有人请他写字，坚辞不获之后，从来不自满，例在遗札中有所表现。先父虽到耄耋之年，始终对新鲜事物敏感，求知欲旺盛，读书的习惯至老不渝。也可以从家书中窥见一斑。
致王步高同志信时，先父身体已很衰弱，但仍仔细负责地解答了远方不相识的青年的问题。致华东师大古籍研究所张家璩同志的信，是老人人院之前三天的手书，也是他写的最后一封信。人院两月就与世长辞了。
致王贵忱同志的信，已由贵忱同志交《社会科学战线》发表。现征得同意，一并收入。我们感谢《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为弢翁遗札提供宝贵篇幅，并感谢一切提供遗札的同志们。对于搞版本目录之学的人，遗札不只可以资博识，供援助，还具有历史文献的作用。在发表遗札以资纪念的同时，他老人家思想上不断前进和“业务”上精益求精的精神，更是我们子女所应努力学习永志不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