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也各有各的性格。我们最不喜欢一只金银眼的纯白猫，因为它见物不见人，最无情；好好儿给它吃东西，它必定作势用爪子一抢而去。我们称它为“强盗猫”。我最小的妹妹杨必是全家的宝贝。她最爱猫，一两岁的时候，如果自个儿一人乖乖地坐着，动都不动，一脸称心满意的样儿，准是身边偎着一只猫。一次她去抚弄“强盗猫”，挨了猫咪一巴掌，鼻子都抓破，气得伤心大哭。从此“强盗猫”成了我们的公敌。三姑母偏偏同情这只金银眼儿，常像抱女儿似的抱着它，代它申诉委屈似的说：“咱们顶标致的！”她出门回来，便抱着“强盗猫”说：“小可怜儿，给他们欺负得怎样了？”三姑母就和“强盗猫”同在一个阵营，成了我们的敌人。
三姑母非常敏感，感觉到我们这群孩子对她不友好。也许她以为我是头儿，其实我住宿在校，并未带头，只是站在弟弟妹妹一边。那时大姐在上海教书，三姐病休在家。三姑母不再喜欢我，她喜欢三姐姐了。
1927年冬，三姐订婚，三姑母是媒人。她一片高兴，要打扮“新娘”。可是三姑母和二姑母一样，从来不会打扮。我母亲是好皮肤，不用脂粉，也不许女儿擦脂抹粉。我们姐妹没有化妆品，只用甘油搽手搽脸。我和三姐刚刚先后剪掉辫子，姐妹俩互相理发，各剪个童化头，出门换上“出客衣服”，便是打扮了。但订婚也算个典礼，并在花园饭店备有酒席。订婚礼前夕，三姑母和二姑母都很兴头，要另式另样地打扮三姐。三姑母一手拿一支簪子，一手拿个梳子，把三姐的头发挑过来又梳过去，挑出种种几何形（三姑母是爱好数理的）：正方形、长方形、扁方形、正圆形、椭圆形，还真来个三角形，末了又饶上一个桃儿形，好像要梳小辫儿似的。挑了半天也不知怎么办。二姑母拿着一把剪子把三姐的头发修了又修，越修越短。三姐乖乖地随她们摆布，毫不抗议。我母亲也不来干涉，只我站在旁边干着急。姐姐的头发实在给剪得太短了；梳一梳，一根根直往上翘。还亏二姑母花样多。当时流行用黑色闪光小珠子钉在衣裙的边上，或穿织成手提袋。二姑母教我们用细铜丝把小黑珠子穿成一个花箍，箍在发上。幸亏是三姐，怎么样儿打扮都行。她戴上珠箍，还顶漂亮。
三姐结婚，婚礼在我家举行，新房也暂设我家。因为姐夫在上海还没找妥房子。铺新床按老规矩得请“十全”的“吉利人”，像我两位姑母那样的“畸零人”得回避些。我家没有这种忌讳。她们俩大概由于自己的身世，对那新房看不顺眼，进去就大说倒霉话。二姑母说窗上的花纹像一滴滴眼泪。三姑母说新床那么讲究，将来出卖值钱，事后我母亲笑笑说：“她们算是怄我生气的。”
我母亲向来不尖锐，她对人事的反应总是慢悠悠的。如有谁当面损她，她好像不知不觉，事后才笑说：“她算是骂我的。”她不会及时反击，事后也不计较。
我母亲最怜悯三姑母早年嫁傻子的遭遇，也最佩服她“个人奋斗”的能力。
我有时听到父母亲议论两个姑母。父亲说：“扮官（二姑母的小名）‘莫知莫觉’（指对人漠无感情），申官‘细腻恶心’（指多心眼儿）。”母亲只说二姑母“独幅心思”，却为三姑母辩护，说她其实是贤妻良母，只为一辈子不得意，变成了那样儿。
我猜想三姑母从蒋家回娘家的时候，大约和我母亲比较亲密。她们在务本女中也算是同过学。我觉得母亲特别纵容三姑母。三姑母要做衬衣一一她衬衣全破了，我母亲怕裁缝做得慢，为她买了料子，亲自裁好，在缝衣机上很快的给赶出来。三姑母好像那是应该的，还嫌好道坏。她想吃什么菜，只要开一声口，母亲特地为她下厨，菜端上桌，母亲说，这是三伯伯要吃的，我们孩子从不下筷。我母亲往往是末后一个坐下吃饭，也末后一个吃完；她吃得少而慢。有几次三姑母饭后故意回到饭问去看看，母亲忽然聪明说：“她来看我吃什么好菜呢。”说着不禁笑了，一因为她吃的不过是剩菜。可是她也并不介意。
我们孩子总觉得两个姑母太自私也太自大了。家务事她们从不过问。三姑母更有一套道理。她说，如果自己动手抹两回桌子，她们（指女佣）就成了规矩，从此不给抹了。我家佣人总因为“姑太太难伺候”而辞去，所以我家经常换人。
这又给我母亲添造麻烦。我们孩子就嘀嘀咕咕，母亲听见了就要训斥我们：“老小（小孩子）勿要刻薄。”有一次，我嘀咕说，三姑母欺负我母亲。母亲一本正经对我说：“你倒想想，她，怎么能欺负我？”当然这话很对。我母亲是一家之主（父亲全听她的），三姑母只是寄居我家。可是我和弟弟妹妹心上总不服气。
有一次，我们买了一大包烫手的糖炒热栗子。我母亲吃什么都不热心，好的要留给别人吃，不好的她也不念吃，可是对这东西却还爱吃。我们剥到软而润的，就偷偷儿揣在衣袋里。大家不约而同的“打偏手”，一会儿把大包栗子吃完。二姑母并没在意，三姑母却精细，她说：“这么大一包呢，怎么一会儿就吃光了？”我们都呆着脸。等两个姑母回房，我们各掏出一把最好的栗子献给母亲吃。母亲责备了我们几句，不过责备得很温和。她只略吃几颗，我们乐呵呵地把剩下的都吃了，绝没有为三姑母着想。她准觉得吃几颗栗子，我们都联着帮挤她。我母亲训我们的话实在没错，我们确是刻薄了，只觉得我们好好一个家，就多了这两个姑母。而在她们看来，哥哥的家就是她们自己的家，只觉得这群侄儿女太骄纵，远不像她们自己的童年时候了。
二姑母自己会消遣，很自得其乐。她独住一个小院，很清静。她或学字学画。或读诗看小说，或做活儿，或在后园拔草种花。她有方法把鸡冠花夹道种成齐齐两排，一棵棵都杆儿矮壮，花儿肥厚，颜色各各不同，有洋红、橘黄、苹果绿等等。她是我父亲所谓“最没有烦恼的人”。
三姑母正相反。她没有这种闲情逸致，也不会自己娱乐。有时她爱看个电影，不愿一人出去，就带着我们一群孩子，可是只给我们买半票。转眼我十七八岁，都在苏州东吴大学上学了，她还给买半票。大弟长得高，七妹小我五岁，却和我看似双生。这又是三姑母买半票的一个理由，她说我们只是一群孩子。
我们宁可自己买票，但是不敢说。电影演到半中间，查票员命令我们补票，三姑母就和他争。我们都窘得很，不愿跟她出去，尤其是我。她又喜欢听说书。
我家没人爱“听书”，父亲甚至笑她“低级趣味”。苏州有些人家请一个说书的天天到家里来说书，并招待亲友听书。有时一两家合请一个说书的，轮流做东。
三姑母就常到相识的人家去听书。有些联合作东的人家并不欢迎她，她也不觉得，或是不理会。她喜欢赶热闹。
她好像有很多活动，可是我记不清她做什么工作。1927年左右她在苏州女师任教。1929年，苏州东吴大学聘请她教日语，她欣然应聘，还在女生宿舍要了一间房，每周在学校住几天。那时候她养着几只猫和一只小狗；狗和猫合不到一处，就把小狗放在宿合里。这可激怒了全宿舍的女学生，因为她自己回家了，却把小狗锁在屋里。狗汪汪地叫个不停，闹得四邻学生课后不能在宿舍里温习功课，晚上也不得安静。寒假前大考的时候，有一晚大雪之后，她叫我带她的小狗出去，给它“把屎”。幸亏我不是“抱佛脚”的，可我实在不知道怎样“把屎”，只牵着狗在雪地里转了两圈，回去老实说小狗没拉屎。三姑母很不满意，忍住了没说我。管女生的合监是个美国老姑娘，她到学期终了，请我转告三姑母：宿合里不便养狗。也许我应该叫她自己和我姑母打交道，可是我觉得这话说不出口。我不记得自己是怎样传话的，反正三姑母很恼火，把怨毒都结在我身上，而把所传的话置之不理。春季开学不久，她那只狗就给人毒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