侣伦
我的舅舅同辛亥革命没有什么关系，可是每到辛亥革命纪念的日子，我不期然地会想起他。
我有四个舅舅，志趣都不相同。一个是纯朴的农人，在九龙乡村里从事耕种；一个是市侩味很重的小商人，在市区里开店，兼做物业经纪；排行最尾的一个是‘读书人’：开明的知识分子；还有年长的一个大舅舅，我根本没有见过面，却最引起我少年时代的幻想。因为在我知道有这大舅舅的时候，人已经不存在了。我只是从母亲口中，听到过这个大舅舅的事情。
据说，大舅舅是几个兄弟中最特异的一个。他精明又勇敢。他名叫朱基，因为接受了孙中山宣传的革命思想，大胆地把辫子剪掉，村里的人就给他一个浑号：‘无辫基’。他很早就离开家庭去做‘革命党’，追随孙中山进行革命活动。这方面的事迹我知道得很少；只是听母亲说过：民国初年，军阀龙济光在广州掌权，为了排除异己，耍出卑鄙阴谋：在一个中秋节晚上，特地派了轿子去接我的大舅舅到公馆‘赏月’，同时被邀请的还有当时因以严厉手段维持社会治安出名的警察厅长陈景华。到了中途，武装的‘护送’人员走到轿子前面，扳住手枪说：‘对不起，朱基，这是上头命令，与我无关。’随即向两辆轿子连轰几声。就这样地消灭了两条性命。
我年纪稍大，跟了母亲去九龙大砌村探望外祖父时，才在古老住屋里见过壁上挂着的大舅舅的半身像。头戴昂起的黑色毡帽，穿着不大称身的黑色洋服，没有结领带。这是清末时候一些人初穿洋服的异相。面对着这副样相，除了肃然起敬，谁敢有半点其他的心理昵？但是我在这里要提起的，却是排行最尾的那个舅舅。他不像他上头的两个兄长那样庸碌过活，却是兄弟中唯一要继承大舅舅遗志的人。只是他缺少我想像中的大舅舅的脱略性格。在短小精悍身躯上赋有自己独特的气质。他的为人稳健而又沉着，不大爱讲话。在舅舅中我较为喜欢他。到了知道他不但写得一手好字，而且还晓得打拳的时候，我这个幼稚的外甥简直有几分崇拜了。
为了生活，这舅舅曾经在香港一间有名的洋人酒店干一份卑微的工作。为了每天上下班的便利，他寄居在湾仔地区我们的家里。这样，大家便有了更多的接近机会。在这期间，他对我总是保持着一种客气中的亲切态度，对於我不明白的事情，只要我向他请教，他便给我指点，有如一个辅助教师。可是另一方面，在偶然闲下来时，他却又借读我的课外读物（其实对他说来这是可笑的），似乎要彼此把彼此的志趣拉近，好让大家方便相处。我察觉出来，在他的眼中，我这外甥还算得是个‘孺子可教’的家伙。我最记得的一件事是，有过一段日子，当我放学回家吃午饭，他往往利用往酒店上班之前的一点时间，打开一本英文的《泰西五十名人传》，边读边向我讲述里面的名人故事。这是我感到这时期生活中最幸福的时辰！
但这样的日子是不长的。
上海‘五卅惨案’发生的时候，全国民情激愤！为抗议帝国主义者暴行而到处起来的罢工罢市罢课的浪潮也由内地蔓延到香港来。社会一片萧条，彷如死市。在人心惶惶之中，我们也像许多人一样，全家离开香港。舅舅抛开了酒店职务，伴送我们一家回乡下去‘避乱’。他是另有打算的。在安顿好我们的家，耽搁了一个短时期之后，他便离开我们，辗转到广州去。在那里，正弥漫着如火如茶的革命气氛：‘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呼声震动全市。北伐军正在向彻底胜利的阶段前进！
舅舅到了广州之后不多久，我们便接到他的来信报告消息：他已经顺利地考进了‘学生军’。
‘学生军’，当我还在学校的时候就听老师们谈论过：那是广东很有名的青年军队；是北伐军的骨干队伍。我暗自为舅舅的前途高兴。他要继承大舅舅遗下的心愿已经实现了第一步了。
1981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