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一月二十三日晚上，哥哥的幼子永和来长途电话，告诉我说：星期天夜里父亲突然接连咳嗽，气喘不止；当夜住进北京医院，经过各种种检查，会诊的结论是：肺炎引起了新的心肌梗塞（1967年父亲患过一次心肌梗塞）。院方发出了病危通知。我买了25日的夜班机票飞往北京；第二天上午就去北京医院。
父亲晚年极其消瘦，躺在老大一张床上，白褥子白被盖，身躯仿佛剩不多少了。他看见我并不感到意外（院方没有告诉他病情的严重），微微抬起正在输液的右手，伸出大拇指对我屈了屈，表示知道我到了。我见他这等疲倦，不再多说什么，坐在病床对面的沙发上，默默注视着床前心率监测器屏幕上，延续不断的绿色波纹。
有一个多星期，父亲的心率一天比一天更接近正常；从1978年第一次因胆结石动手术以后，父亲相继闯过了好几个生死的关口，于是全家坚定了这一次将也能闯了过去的信念。不料随即起了变化，虽然心率尚属平稳，然而跳动的速度却上升到每分钟一百二三十次；检查的结果表明，刚进院时的肺炎和心肌梗塞都得到了控制，然而从外表看来，体力却一天更比一天衰弱，以至要想翻身、喝水，或是大小便，都不呼唤了，只是稍稍做一做手势。一天里他很少睁开眼睛，人家只当他在睡觉，其实并没有睡着，或者没有睡沉，一会儿气喘了，一会儿又咳嗽了。气喘连连，实在吃力，咳嗽也极其劳累，往往要咳十几二十来下，才能把已经堵在喉咙口的一口痰咳出来，可是刚咳出一口，另一口痰却又到了喉咙口，叫人看着恨不能替他喘，帮他咳。每经过这样一番折腾，父亲总自言自语祈求似的轻声说：“睡觉。”给他用了药和吃了早中晚餐以后，也常常轻声祈求说：“睡觉。”听日夜陪伴在身边的兀真（哥哥的长媳，任父亲的生活秘书）和天天都去陪夜的永和讲，父亲分别和他们两个说过：“我要死在这张床上了。”然而，却始终不曾跟哥哥和其它人说过这一类话。
2月15日早晨，永和从医院回家，报告说：“昨天后半夜，是爷爷这次住院以来睡得最安稳的了。”后来我去医院，主任大夫来查病房，都只为看他均匀地打着鼾，睡得那么沉，没有惊动他。上午十一点多钟，主任大夫又一次到病房来，见父亲还在睡，说：“得把叶老喊醒了。”护士喊了几声，兀真又凑在他左耳上大声地喊“爷爷！”我正想：父亲好容易盼得一个好觉，就让他睡吧！却见主任大夫神色紧张地把神经科大夫请来了。这时候，除了用电筒照眼睛还有反应以外，用小榔头敲打手脚关节，掐眉心，父亲都没有知觉了。经会诊断定：父亲进入了昏迷状态。
这昏迷状态持续到16日清晨，7点50分左右，父亲的心率突然忽快忽慢，哥哥和我接到电话赶去医院，只见大夫正在给父亲施行人工呼吸，心率监测器屏幕上还有一个摇曳的绿色光点，不一会儿，那绿色光点也熄灭了。
在悲痛的同时我又想：对于父亲来说，这未始不是一种解脱。作为子女，我未能为他减轻晚年的寂寞，未能与他分担生病的痛革，只有和哥哥姐姐共同编成他已经出了四卷的文集，寄托对父亲的思念。更盼望有朝一日，我们的财政经济状况，我们的党风和社会风气真正得到了基本的好转。我也好在家祭的时候告知父亲，这将会给他莫大的安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