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正是北伐战争之前军阀混战的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忠君爱国思想早已起了变化。父亲在日本留学的青年时代正在酝酿辛亥革命，他曾是激进的革命派，经常著文作诗在报刊抨击腐败的清政府。民国初年再度赴日考察回来，当上一名小京官，对’参预政治已无能为力，便寄情于山川文物，把屯国历代知识分子的精华所尚——最崇高的气节操守当作个人修养品性的追求。这其实是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所推崇的，只不过有或多或少或真或假，或在口头域贯彻于行动的区别而已。对于父亲来说，除此之外还有一条，就是对他所学和事业的执著，形成不可动摇的职业道德和信念，法律尊严，以法治国。到了今天的远距离才看出，这就是父亲一生借以安身立命的两条主线。
因此，他的一切行为思想都可以从这两条线得到解释。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他正在沈阳任最高法院东北分院刑庭庭长，日军占领了沈阳，军部通知法院指定要郁华留下“有要职委派”，他立即星夜只身逃到皇姑屯，藏在农民家里，换装逃回北平。那时母亲和我们孩子们并未去沈阳。
他每日去法院办公兼在大学讲课，数十年如一日，还要挑灯写作《刑法总则》和《判例》（未曾出版）。
在北平每周日家中常有画家诗人雅集，我记得的有汤定之、贺履之等，余绍宋也有唱和往来，后来到上海参加了柳亚子先生倡立的南社。
躲避官场应酬，不参加党派活动，不愿结交律师，连近亲旧友为人托情，也必遭拒绝。
对国家、政治颇感失望，抒发感情唯有画富春江山水和作诗：“已为忧亡生白发，尚传买斗费黄金。同群忽发泥山叹，谁识经生愤世心。”
然而生活中的现实常和他的主线冲突，不可能没有矛盾。
如三叔达夫是比他小十二岁的幼弟，三岁时祖父死去，十六岁时父亲带他去。日本，肩负着教养责任，一面严格要求他学技能人了医科，一面又禁不住爱他的才华，教他作诗，带他结交日本汉诗家如森槐南、服部担风等。可父亲先回国，三叔便自己改读文学，终于写出《沉沦》那样的小说，以至于一度闹得兄弟反目。后来到1927年达夫在上海又发生了与王映霞结婚的事，父亲又为三叔犯了重婚罪而恼火，后来由于法律规定这种罪状是“告诉乃论”，而原在富阳老家的三婶却宁愿接受赡养的保证而不去“告诉”，矛盾才解决。
又如三十年代中我在上海瞒着家里参加一些左翼活动：去浦东女工夜校教文化讲时事，与陈波儿等组建青年妇女俱乐部，参加业余剧社演出话剧……等等，每天很晚回家，母亲父亲盘问多了我不免顶撞，常常惹得父亲大怒。
当时正是柔石等五作家被处决以后，中共领导的地下活动常遭破坏，书店、电影厂被搜查，白色恐怖笼罩上海。在中国地界以外的租界也有南京政府派遣的特务通过租界捕房捉人。父亲当时所在的高等法院第二分院正是受理租界上发生的案件，而涉及政治的案件都由他主持的刑庭处理。因此在他表面上对我严厉训斥的后面，必然隐藏着他想象有朝一日父女对簿公庭的恐惧。
对于公事他从来不在家里谈论。他的两条信念与现实政治之间的矛盾显然尖锐化了。
幸运的是我没有和他对簿公庭，但确有被他当作朋友的人曾作为他的阶下囚而面对他的审讯，那就是田汉和阳翰笙。1942年我随夏衍、司徒慧敏、蔡楚生、金仲华等十余人一同从日军占领下的香港撤退到桂林，许多文化人先后都到了桂林，田汉先生也经常见面，他对我不止一次地说过他和阳翰老在上海租界被捕后那戏剧性的场面。原来是1932——1933年问他和阳翰老经常到赫德路（今常德德）三叔家里，经常遇见父亲，一起吃饭打麻将聊天，当时父亲刚调上海，我们全家还在北平。田汉说1935年他和阳翰笙被捕后开庭时，他一看上面坐着的竟是达夫的大哥，他便放心了，说罢哈哈大笑。究竟如何具体发落他没说清楚，后来他们虽被解往南京，他说对父亲还是感激不尽。
1933年廖承志在上海租界被捕，也是由他审讯办案，他不知使用什么法律条文没有准许特务机关“引渡”，终于在宋庆龄、何香凝的力争营救下获释。事后何先生手绘春兰秋菊图赠给父亲。1954年在北京我陪同母亲去看望何先生，她补题了两行字：“1933年承志入狱其时得到曼陀先生帮忙特赠此画纪念。”
在那个时代，父亲周围所有那个社会层次的人几乎不会有人赞成共产党，父亲站在以法治国的立场尤其反对暴力革命，“杀人放火”，从他对我的训斥和谈论都是如此。但是为什么他又能同情田汉、廖承志呢？这就是上一代知识分子思想所反映出来的复杂性。
1933年我们全家迁往上海，就住在离虹口公园不远的公园坊。父亲常带我们散步到内山书店，我在那里第一次见到鲁迅先生。父亲和他和内山先生总是用日语谈话，我听不懂。可以想见他从三叔达夫的关系认识了左翼文艺界的一些人，他们显然不像“杀人放火”那么可怕，而且无论是谈国是，谈论中国和日本的文化，父亲和他们之间还是有着共同语言的。
以他的资历学识地位，应该早已是国民党员，并当上法院院长等更大的官，但他最厌恶“党棍”，拒绝和他们来往。他已看出当时政府中的贪污腐败，十分痛恨。甚至他所奉为神圣的法律尊严法治精神也被“中统…‘军统”等特务制度所破坏，对外又屈辱于日本军国的欺压，实在为国家前途忧虑、气愤，灰心已极。
直到西安事变之后，局面急转直下，终于全面抗战开始，父亲明显地振奋起来。“八一三”后战争打到上海，我更忙于青年妇女俱乐部，在“妇救”领导下组织群众支援前线慰问伤兵难民等实际工作。父亲再也不干涉了，他从各方打听十九路军的消息，北方的消息，向我们宣告，甚至还鼓励母亲也和我们一起募捐和缝制伤兵衣服。家庭之间的气氛也变得融洽了，是抗战的同仇敌忾使得许多外在的内在的矛盾都统一起来，表现在父亲心里，他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他的信念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法律与正义的矛盾，形势不但容许而且需要他站定他的岗位为最高的民族利益贡献一切。
就在上海沦陷前夕，先施公司遭敌人的飞机轰炸，母亲正在那里为伤兵购置纱布受了伤。我是在医院里和母亲含泪告别，离开了已经沦陷的上海乘船到香港转广州的。母亲赠我的诗云：“漂流从此始，怜尔已无家”，父亲却是坚定地嘱我放心大胆去工作，不要想家。我绝没想到从此再也见不到父亲了，而他是否已意识到这可能是和女儿最后的诀别呢？
上海沦陷，南市闸北等中国地界的政府机构全部撤退转移，唯独租界上的法院仍执行中国政府的职权，然而却是在敌人势力的包围中。在这种极特殊的情况下，他本可以有多种选择。每当权势转移，总有跳梁君子活跃，巴不得谋他的位子，他满可以调到别处后方的法院，照样当他的庭长，也可以什么都不当，回到他所钟爱的家乡，他自己的松筠别墅，“但求故壑能娱老”，也可以什么都不教儿童”本来是他常常在打算的理想归宿。而且后来母亲告诉我，过去他拒绝过无数次贿赂，心安理得无所谓，可到了上海“孤岛”形势越来越恶劣时，拒绝一次利诱就得罪一帮人，就增加几分危险，保况还遭到更大的威胁。那时汉奸与黑社会在租界搞暗杀十分猖獗，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先生被刺，凶手捕获后由父亲审理，他不顾有人暗中警告，开庭时当堂痛斥并判以死刑（据刘湛恩之子刘光华叙述他亲眼所见）。许多朋友劝告他不能再干了，不如急流勇退，而他却偏偏铁了心不走，也许当时他知道了祖母死得惨烈，更坚定了他的选择。他说，“多难安容我辈闲”，“越是国家民族在危急中，我越不能辞其职，当做我应该做的。”（见他的诗和答友人信）
他在上海“孤岛”敌人汉奸的包围中苦战了两年，终于在收到多次恐吓信和附着的子弹后，于1939年11月23日早上出门上班时，真的被早有预谋的歹徒结束了生命，刽子手登上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76号特务机关的车场长而去。父亲当天穿的那件血衣后来就埋葬在富春江边的鹳山上。
直到现在我才理解，父亲并非遭意外不幸，而是有意不肯回避，面对死亡，接受挑战。
然而当他每天准备面临意料中事时，能够那么坦然无所牵挂吗？忍心抛下二十多年恩爱相随的妻子，一生心血尚未完成的著作，六个儿女中只有两个大的展翅飞出去了，四个小儿女还依着父母身边读中小学。
父亲的决心早已超越了忠君爱国思想，也不属于慷慨悲歌从容就义，而只是悄悄地坚持自己毕生的信念，坚守自己的尊严的法官岗位，坦然面对凶险，暗自隐忍着随时会抛弃亲人的痛苦。
终于他做了一切他所能做的，也如愿地达到了他所追求的个人情操的高度完成。
五十年，半个世纪。历史总是翻过一页又一页，每一页都不同于前一页，但中国的历史每一页都同样钤有正直之士的印迹。因为他们总是在直面各个时代的惨淡人生，在经过苦闷和彷徨之后：最先看到人们心中燃起明亮耀人的希望，最先挺身迎接它那刺人的光芒，那身内身外的一切便付诸脑后了。
1989年10月于澳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