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委员会要求出国访问，募集粮食和捐款。8月18日，中央政治局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都否决了这一要求。理由如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所说：“鉴于苏维埃政府已经在与一些欧洲国家以及诸如胡佛组织和国际红十字会等慈善团体进行谈判，认为代表团立即出国已无必要，那样会分散力量并使之丢失俄国国内目前紧迫的实际工作。”决议认为，应该将这个委员会的人员派往受灾地区参加粮食的发放等工作，并且指示，如果这些人不愿意去，那就要通过权力机关将这些委员“指派到这些饥荒地区去”。高尔基等人对此表示异议，8月26日，全俄赈济饥民委员会向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递交了自己的决定：“代表团如不在国外开展工作，委员会就无法进行富有成效的活动，因为委员会的特派员受托在各地（无论是发生饥荒的省份，还是收成好的省份）进行的活动均已证实：没有来自国外的迅速援助，根本不可能向饥民提供切实的帮助。”次日，该委员会被解散，普罗柯波维奇、库斯科娃和基什金等委员被捕。10月20日，中央政治局决议：“建议温什利赫特同志（时任全俄肃反委员会副主席——作者注）在两周内将被捕的前赈济饥民委员会委员流放至一个不太远的城市。”
由胡佛任署长的美国救济总署对高尔基的呼吁作出反应，7月26日在给高尔基的回信中，答应可以向100万儿童提供食品，但条件是必须释放被苏维埃政府关押的美国人。8月1日，中央政治局同意进行谈判。1921年8月10—20日，苏俄的全权代表马·李维诺夫和美国救济总署全权代表布朗在里加进行谈判，最后达成了接受美国救济总署援助的协议。美国将派员前来苏俄，负责具体的救济事务，苏维埃政府将保证这些人员的多方面的自由；苏维埃政府将释放被关押的美国人。美国的救济工作由美国救济总署俄国分部主任威·哈斯克尔负责。美国救济总署的援助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救济总署、国会、美国红十字会以及一些宗教团体的拨款或捐赠，另一部分是由苏维埃政府用黄金支付。关于前者，有66.75万吨粮食，5.52万吨牛奶，糖油可可等2.81万吨，药品0.54万吨。关于后者，1921年12月19日，胡佛建议，由美方出资2000万美元购买粮食和种子，条件是苏维埃政府必须在从1922年1月开始的3个月里通过胡佛的组织也购买1000万美元的粮食和种子。列宁当天就让莫洛托夫接受这一建议，12月22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同意的决议。根据胡佛的同一份报告，到1922年7月为止，苏维埃政府为此支付的黄金为11.433百万美元。1923年6月，美国救济总署的工作撤销，14日，斯大林签署了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同意加米涅夫与美国救济署代表签署撤销协议，注销苏联与美国救济署之间的一切相互账款，双方欠款无偿勾销，同时苏联政府答应不在苏联领土上向美救济署提出要求。”
从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后开始的没收教会财产的运动秘密地加速进行，到1922年年初，就具有了大规模的性质。没收名义上是继续执行政教分离的政策，但实际上是为了从教会剥夺黄金和珍宝来购买急需的粮食和种子，来应付苏维埃俄国面临的极端深重的经济危机。1922年1月30日，托洛茨基在给列宁的信中这样写道：“没收这些机构的珍宝是一项目前正在从各个方面进行政治准备的特殊任务。这一行动能搞到多少珍宝，任何人都无法推测。”2月23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了强行剥夺教会和教堂珍宝用于灾民的法令——《关于没收由教徒集团所掌管的教会珍宝的办法》。随之，没收教会黄金和珍宝的行动混乱无序，但却是更猛烈地横扫各个地区和教堂。2月25日，处于软禁中的吉洪大牧首致函加里宁表示抗议，他说：“我们被指责为‘对黄金贪得无厌’。然而，我们原封不动地保存的是从远古时代留传给我们的有着珍贵意义或历史意义的教会宝物，我们希望为未来岁月而保存它们。相反，凡不具重要意义的东西，则马上让教士们拿出来帮助饥饿者，例如那些只有物质价值的贵重物品。”
3月11日，托洛茨基在给列宁的信中承认“没收莫斯科教会珍宝的工作混乱极了”，他建议，“有必要在莫斯科成立一个秘密的突击工作委员会”。苏维埃政权的剥夺和教会的反对终于在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省的舒雅城酿成了流血事件。据当时的省委书记报告：“3月15日，在舒雅城因没收教会贵重物品，在神甫、保皇派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影响下，情绪激动的人群攻击民警局和一排红军战士。部分红军战士被游行群众解除了武装。在机枪和步枪射击中，部分特种任务部队和146团的红军战士们驱散了人群，结果5人被打死，15人受伤住院。”3月16日，中央政治局发出电报：“没收教会珍宝的组织工作尚未准备好，至少在某些地方应暂缓进行。”
3月19日，列宁通过莫洛托夫给所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份密件，其中表明了他对“舒雅事件”的态度和需要采取的措施。他将吉洪的信件和行动称为是非法的，是“黑帮神职人员”蓄意制造的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行动，主张坚决进行镇压。他写道：“正是现在，并且只是在现在，在饥荒的地方，当人在吃人，路上倒卧着即使不是以成千也是以成百计的饿殍时，我们才有可能（因此也就必须）以最猛烈的和最无情的力量来剥夺教会的珍宝，并且不会在任何抵抗的压力下停顿下来。正是现在，并且只是在现在，大多数农民才会或者是支持我们，或者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去坚决支持一小撮黑帮神职人员和反动的城市小市民，这些人正在试图以暴力反对苏维埃的法令。我们无论如何都要以最坚决的和最快的手段来剥夺教会的珍宝，并用这些珍宝来充作我们的基金，其数目可达数亿金卢布。没有这些珍宝，总的说来，任何的国家工作，就局部而言，任何的经济建设，任何的对我们立场的捍卫，尤其是在热那亚，都完全是不可想象的。我们无论如何都必须掌握几亿金卢布（也许有几十亿金卢布）的基金。而这一点只有现在才能做到。各种考虑都表明，以后我们再也不会做到这一点了，因为除了极为严重的饥荒，任何别的因素都不会使广大农民群众产生同情我们的情绪，或者至少不会使这些群众在没收珍宝的斗争胜利必然属于我们时保持中立。”所以，列宁的最后结论是：“我们正是应该在现在对黑帮神职人员发动最坚决和最无情的战斗，残酷地镇压他们的反抗，要让他们在今后数十年中也忘不了。”在信中，列宁还指示：“已经用政治局名义发出的关于暂停没收珍宝的电报不应取消。这封电报对我们有利，因为可以使敌人产生一个印象，似乎我们还在犹豫，似乎他们把我们吓唬住了。”
3月22日，俄共（中央）政治局确认逮捕吉洪大牧首是必须的。3月23日，中央书记莫洛托夫签署要各地成立“领导没收教会贵重产物的秘密委员会”的密电。3月28日，国家政治保卫局向吉洪大牧首发出正式的书面警告，指责他是对抗国家没收教会财产的主使，是国家最不共戴天的敌人。3月30日，政治局又通过了粉碎教会组织的决定：解散东正教最高会议，逮捕吉洪，交付法庭审判。随之，对教会珍宝的没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到1922年7月，被没收的东正教教会的珍宝的数量是很大的：黄金26普特38磅，白银21137普特11磅，其他贵金属82普特10磅，钻石和金刚钻33456颗，总重量1313克拉，珍珠72383颗，总重量1普特29磅，银币价值19064卢布，金币价值1595卢布，镶嵌有各种宝石的物件29普特24磅。在没收过程中，大量的神职人员遭到监禁或枪杀。被逮捕的吉洪大牧首被关押在莫斯科顿斯科伊修道院，在此期间，政府先后成立了反宗教委员会和教会与国家分离委员会，来深入进行反宗教的斗争。其斗争的主要方式，就是利用、扶植和组织东正教中的“革新派”。1922年10月31日，教会与国家分离委员会作出这样的决议——“可把希望寄托于‘新生教会’，使它与左派团体联合起来”，“以突击方式撤销吉洪派主教”。1923年5月8日，革新派教会的主教和地区主教会议剥夺了他的教职、称号和僧侣身份，还给他一个世俗称呼：“别拉文公民。”此后吉洪受到审讯，同年6月16日，报刊上公布了吉洪大牧首致俄罗斯联邦最高法庭的声明，其中说：“在承认法庭根据在上述起诉书中所指出的刑法典中反苏活动条文而追究我责任的决定的正确性的同时，我对在这些过失中反对国家制度表示后悔，并要求最高法庭改变对我的隔离措施，也就是解除对我的监禁。与此同时，我向最高法庭声明，我从现在起不再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我彻底地和坚决地与国外的和国内的保皇党—白匪反革命断绝往来。”1925年在东正教的报喜节那一天，吉洪死于狱中。
七、书籍审查，“工会问题”的争论，驱逐知识分子，新的书记处
新经济政策所产生的经济领域的宽松和发展导致了人们思想上的宽松和活跃。结社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独立的作家、诗人和画家的团体相继出现。在各个省城也出现了许多哲学、历史和心理学协会。大量的在国内战争期间逃到国外的知识分子纷纷回来。未经国家允许的报刊、杂志和书籍也大量出现。结果，思想领域的问题变得难以控制，于是中央政府逐步加强了对出版物的监控。1921年8月1日，主持人民委员会日常工作的小人民委员会讨论了检查制度，决议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会同全俄肃反委员会和司法人民委员部对“不应宣扬”的著作进行“军事检查”。8月7日，列宁亲自审查了《农民经济》一书。他在致农业人民委员部和国家出版总局的信中很气愤地说：“将近400页的书根本没有提及苏维埃制度及其政策，没有谈我们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法律和措施。准予出版这本书的人要不是傻瓜，要不就是恶毒的怠工者。我要求进行调查并将编辑和准予此书出版的所有人员的名单都告诉我。”12月12日，在人民委员会颁布的《关于私营出版社》的法令中，重申了任何一本书都必须经过事先的审查并获得出版的许可，“未经许可出版的书籍予以没收，送交国家出版总局处理，并应对其出版者追究刑事责任”。1922年6月6日，为了统一审查制度，建立了“书籍和出版事务管理总局”，对书籍的出版制度、程序和不得出版的书籍作了明确的规定。
在此情况下，私营出版社实际上受到了极为严格的限制。1921年5月期间，私营的“格尔热宾出版社”的活动受到质疑。这个在高尔基支持下成立的私营出版社，曾被国家出版社授权在国外出版俄国需要的俄文版书籍和订购需要的书籍。该出版社在近两年的活动中，将一些西方最新的出版物引进了俄国。这种情况正如高尔基所说的：“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我们终于使俄国科学图书市场摆脱了德国出版社和出版物的影响。”但是，这种思想上、意识形态上对西方的开放在中央领导人中间引起不安。在对这个出版社“投机倒把”的指控下，国家对它实行严格的限制，直至禁止它的活动。1921年10月，人民委员会通过新的决定：只能在俄罗斯境内出版所需要的书籍。俄罗斯联邦国家出版社在书籍的审查、出版制度中起着特殊的、关键的作用，它最终控制着任何一本书籍的是否能够问世。高尔基愤慨地对列宁说：“国家出版社成了众人议论的话题，人们大声疾呼，这个机构必须改组，必须撤掉魏斯（时任国家出版社代理社长——作者注），撤换那些对出版工作一窍不通、被魏斯牵着鼻子走的人。”
对东正教的无情剥夺，对思想、言论与出版物的严格控制是与党内领导人的分歧以及解决这些分歧的进程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分歧实际上涉及对“战时共产主义”的认识和评价、新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从军事进攻转向和平建设的手段和方法、外交路线（尤其是热那亚会议）等一系列问题。这在1920年、1921年之交就集中表现为有关工会问题的争论。国内战争结束时，托洛茨基的权力和威信大增，1921年3月，他有了个新职务——代理交通运输人民委员部委员，9月，他担任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张非常措施和军事工作方法。在1920年11月初的全俄工会第五次会议上，出现了有关工会工作方法的争议。列宁主张改变工会所惯用的行政命令和军事的方法，实行民主的方法以适应新的形势。托洛茨基不同意，他认为要做的是在工会中实行严格的纪律，对工会进行“整刷”，用他的话说，就是“拧紧螺母”和变工会为国家机构的助手，实现“工会国家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