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种极端严格意义上的统一分配，最早实行这种统一分配的只是粮食和饲料，后来是肉类和土豆，最后扩大到几乎一切生活必需品上。这种分配标准是维持一个人生存最低限度的需要。每人每天的粮食定量，在产粮省份是一磅半左右（但国家只能供应50％左右），在缺粮省份（包括莫斯科）是一磅多一点（国家平均只能供应40％左右）。从1919年中旬开始，人民委员会颁布一系列法令和规定，从照明，供水，煤气，房租，电报电话直至因公出差的以及工人上下班和就餐的费用，都由国家来支付。同时，取消以货币来结算，改用统一的划拨清算办法。国家对居民的分配关系表现为“实发所需”，一切物品，粮食，生活必需品，燃料，甚至一切公用事业费用都免费。1920年5月26日，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甚至还公布了一个配给标准，规定每个工人和职员每月可得到1磅咖啡，1磅半糖，3磅淀粉类食品，2磅点心制品，750支香烟，10盒火柴（此外，每年还供应7.5—10阿尔申棉布）。物价的飞涨使货币贬值到了没有任何意义的地步。
在这种分配制度下，不仅货币、而且银行和贸易都失去了实际的意义和作用。1920年1月，国民经济委员会决定用实物结算来代替货币结算，随后人民委员会就颁布了撤销银行的法令。经济关系的实物化就愈来愈强化，而经济关系的实物化就主要表现在工农业产品的交换和工资的发放上。工资按照平均主义原则，以实物来发放，实物在工资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农产品只能由国家来征收，并以向农民提供远远不等价的工业品作补偿。完全禁止集市买卖，取缔私商和私人贸易。1920年9月，莫斯科最大的集市——苏哈列夫卡市场被取缔，随后全国各地的集市买卖都被查禁。城市居民不得不悄悄去农村用口袋背粮食回来，于是“背口袋”活动盛行起来，“背口袋的人”成了当时最受欢迎的人。一开始，这种背口袋的行为曾得到李可夫的支持，并制定了背口袋的限额数量：每个“背口袋的人”每次背进城里的粮食和食品的限量是：不得超过8公斤食品（其中包括不得超过4公斤烤面包），2公斤肉，0.8公斤油。在整个国内战争期间，供应城市的粮食约有一半是由“背口袋的人”运进城里的。但是，这一政策随后被否决，政府机构组织各种征粮队，在车站、码头、路口进行搜查和拦击，严厉打击走私、贩运和背口袋的活动。
所有这一切都造成了企业中劳动纪律的松弛，最终出现了无产阶级非无产阶级化的最严重时期。国家不得不实行所有有劳动能力者的普遍劳动义务制和劳动军事化，规定从16—50岁的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得从事“社会有益劳动”。在这种情况下，加强了违反纪律现象的惩处和镇压。在1919年年底，这种普遍劳动义务制就体现为“共产主义星期六”。列宁这样说：“从经济方面来说，星期六义务劳动是必要的，它能使苏维埃共和国摆脱经济破坏并开始实现社会主义。”1920年1月29日，人民委员会正式颁布了《关于普遍劳动义务制》的法令，规定所有居民都要参加义务劳动，不劳动者将交付革命法庭审判。2月5日，又成立了以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为主席的全国普遍劳动义务制总委员会。普遍劳动义务制就从最早的对有产者的强制转为对所有居民的强制，劳动义务制成了普遍的劳动强迫制度。
供应上的绝对统一，分配上的绝对统一，管理上的绝对集中，思想上的绝对集中，行动上的绝对命令，执行上的绝对无情，这一系列逐步执行并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系统的措施，就是“战时共产主义”体制。这个“战时共产主义”体制在粮食极度匮乏、工厂几乎瘫痪、社会处于饥荒和动荡状态下，保证了前线士兵和作战的需要，并最终使苏维埃俄国赢得了国内战争的胜利。但是，由于这个“战时共产主义”针对的主要是农村、农业和农民，是用剥夺的而不是生产的办法取得“余粮”的，农村的“余粮”很快告竭，在一时的粮食征集量增加之后，就是不可遏制的下降，1920—1921年的只有2亿普特（3.35亿公担）。农业生产遭到灾难性破坏，1920年农产品的总产值只有1913年的65％，农村有2000公顷土地荒芜。国家再次发生了更为严重的物资短缺现象，粮食、衣服、鞋靴、肥皂、盐、火柴、煤油等一切生活必需品都短缺，城市居民每天的粮食供应量下降到100克。1920—1921年的歉收和饥荒使这局势进一步恶化，苏维埃俄国再次面临危机的深渊。
六、不同的声音，政教分离，为俄罗斯革命竖立纪念碑
对于这种“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及其所造成的严重经济和政治困境，不断有人提出异议。曾任临时政府邮电部副部长的历史学家尼古拉·罗日科夫是其中的一位。1919年1月11日，他给列宁写了如下的信件：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给您写这封信并非因为希望您倾听并理解我的意见，而是因为看到我感到绝望的形势而无法沉默，应当尽一切可能，作一番甚至无望的尝试。苏维埃俄国的经济状况，尤其是粮食状况，已经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且还在日益恶化。可怕的末日大灾难正在迫近。现在我不从一般经济方面谈大灾难的原因，倘若您希望听的话，我可以专门谈这个问题，我暂时只谈粮食问题。粮食状况非常严峻，例如，彼得格勒半数居民注定要饿死。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任何武装干涉和白卫军不直接威胁您，您的政权也保不住。您对拦击部队的威胁无济于事：全国一片无政府状态，人们不畏惧您，也不听您摆布。即使听您摆布，问题也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您的粮食政策是在不切实际的基础上制订的。倘若政府能向居民供应足够数量的粮食的话，谁还会反对国家对最重要的生活必需品的贸易实行垄断？但是，这显然不可能。这一点您现在办不到。不要拿自己的生死存亡冒险，不要让自己对明显无望的事情承担责任。
保留您的供应机构，继续利用它们，但是不要对任何一种食品的贸易（即使是粮食贸易）都实行垄断。尽您的能力供应，但是允许完全自由的贸易，强制性地要求各地苏维埃机构取消一切输入输出的禁令，撤销所有的拦击部队，必要的话甚至用武力撤销。没有私人贸易主动性的协助，无论是您还是任何别的人都无法应付不可避免的灾难。如果您不做这件事，那么您的敌人会做。在20世纪，无法把一个国家变成由封闭的地方市场组成的混合体。这在我们的中世纪（那时在目前的苏维埃俄国范围内的居民不到现在的1／20）是自然的。但现在这样做极其荒唐。我与您的分歧太大了。也许，甚至很可能无法相互理解。不过，我认为局面到了只有您的个人专制才能力挽狂澜、从反革命专制者手中夺回政权的地步，但是反革命专制者不会像仍在荒唐般地没收农民土地的沙皇将军和立宪民主党人那般愚蠢。暂时还没有这样聪明的专制者。不过会有的：乱世出枭雄。必须把专制权力从他们手中夺过来。这一点现在只有您能够做得到，您有这样的威望和能量。必须刻不容缓地去做这件事，首先从最尖锐的粮食问题着手。否则，死路一条。但是，当然不能仅限于此。必须本着社会主义的目标，重新制定整个经济政策。而为此又需要专制。让苏维埃代表大会授予您非常权力吧。正是为“此”，首先需要经济方面的非常权力，然后是与此相关的所有其他政策方面的非常权力。如果你愿意，这个问题我下次再谈。是否必要，由您定夺。我觉得我这封堂吉诃德式的信似乎是可笑的。致以敬礼。倘若如此，就让它成为第一封信也是最后一封信吧。
列宁给罗日科夫回了信，坚持了自己的政策立场，并对形势作出了不同的分析：
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很高兴收到您的信，并非因为内容，而是由于为苏维埃工作的共同的实际基础，我希望建立密切的关系。形势不是绝望，而只是困难。由于在南部和东部战胜了反革命分子，改善粮食状况现在大有希望。应当考虑的不是贸易自由，经济工作者应当明白，在必需品极其匮乏的情况下，贸易自由无异于疯狂野蛮的投机，无异于富人战胜穷人。不应搞贸易自由，向后退，而应当通过（改善）国家垄断，继续向社会主义前进。转折是困难的，但绝望是不能容忍的，也是不明智的。如果党外知识分子和接近党的知识分子不是讨论自由贸易，而是组成各种紧急小组或者联合会，在粮食问题上提供全面帮助，他们就会非常有助于事业，他们就会缓解饥荒。关于“个人专制”，请原谅我的表述，完全是废话。国家机器已经非常强大，有些地方已经（过分）强大，在这种情况下，“个人专制”（根本）不能实现，试图搞“个人专制”只会造成危害。
知识分子中的转折开始了。德国的国内战争以及苏维埃政权反对“普遍的、直接的、平等的、秘密的”选举的斗争，即反对反革命立宪会议的斗争——德国的这场斗争给了而且还会给甚至最顽固的知识分子以深刻的印象。旁观者看得更清。Nulnestpropheteensonpaye（预言家在自己的国家不灵验）。而在我们俄国，人们曾经认为，这不过是布尔什维主义的“野蛮而已”，而现在，历史表明，这是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议会制的世界性大崩溃，无论在哪个国家没有国内战争就不会有进步。情愿者命运引着走，不情愿者命运拖着走：知识分子将不得不转到帮助工人的立场上来，即站到苏维埃的立场上来。我想，到那个时候，知识分子的各种团体、组织、委员会、自由联合会和大大小小的小组就会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要求在最困难的粮食工作和运输工作岗位上忘我地工作。那样的话，我们分娩的痛苦就会减少几个月，就会减轻。尽管分娩非常痛苦，但它是一件大快人心而且富有生命力的事情。顺致问候。
但是，历史的进程既不像罗日科夫所判断的那样毁灭和绝望，也不如列宁所断言的那样是一件大快人心而且富有生命力的事情。随着“战时共产主义”的凯歌式推进，随着苏维埃在各个地区的建立，随着“贫农委员会”的撤销，随着孟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被赶出地方苏维埃，以捷尔任斯基为首的“契卡”加强了反对革命之敌的“红色恐怖”政策，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被作为孟什维克、左派社会革命党和立宪民主党人的余孽和代言人遭到了逮捕和镇压。高尔基为此在1919年不断地给列宁和捷尔任斯基写信，对此进行谴责并要求释放被捕的人。1919年9、10月间，在给列宁的信中，高尔基的语调是近乎愤怒的：
我的先生，总该弄清楚当政客的知识分子与国内有学识的科学家之间的区别，总该画一条线……是的，我缺乏自持力，但我并不失明，我——不是政治家，但我——并不愚蠢，政治家却往往显得愚蠢。我知道您习惯于“诉诸群众”，而个人在您看来是小事一桩。在我看来，梅契尼可夫、巴甫洛夫、费奥多罗夫——是世界上最有天才的科学家，是世界的智者，你们这些政治家们是形而上学者，而我则是缺乏自持力的艺术家，但和你们相比，我更是一个唯理论者。俄国缺少智者，我们这里有才华的人很少，骗子、恶棍、冒险家却太多，太多！我们的这场革命要进行几十年，能充分理智而有力地领导革命的力量在哪里呢？工人阶级在逐步消失。而农民呢？至今他们还没有干社会主义革命，您认为他们会干成吗？“信者得福，在世上感到温暖”，而我不相信庄稼汉，认为他们是工人和文化的不可调和的敌人。现在有学问的人对我们来说应该比任何时候都宝贵，正是这样的人，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以新的智能使国家富裕起来，使国家发达起来，在人类理性与僵死物质斗争的所有领域里为我们培育出必需的技术人员大军。
高尔基还对人文科学家讲了一些特别的话：
对人文科学家持不信任甚至怀疑的态度，这可以理解，但是我认为，对掌握有用知识的人的这种态度是野蛮人、蠢人的态度，对革命事业是极其有害的。这是一场社会革命，因此要重新评价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就算是吧，我懂！但是，我的先生，有用知识的价值对您这位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应当是不容置疑的，所以您应当懂得，应当明白，恰恰是有用的知识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必定是最革命的力量；只有用这方面的才智才能把人们的愿望和需求组织起来，不断加以扩大，从而有力地推动人们前进。这才是事业。然而把吃不饱肚子的老科学家塞进监狱，去挨那些沉湎于自己的权势而发呆的白痴们的拳头，要把他们赶尽杀绝——这不叫事业，而是野蛮行为。
高尔基在给捷尔任斯基的信中也直言申诉：“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我已给弗·伊·列宁写了一封信，我想，他会把这封信的内容告诉您的。如果他没有告诉您，那么现在由我来告诉您，我认为逮捕这些人是野蛮行为，是残害国家精英，我在信的结尾声称，苏维埃政权正在激起我对它的反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