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监督和计算，怠工和镇压
就在夺权的第二天，即1917年10月26日，列宁就提出了“工人监督”的问题。这是他整顿政治和经济秩序，进行建国活动的最基本想法。他在起草的《工人监督条例草案》中明确指出，要“在一切有全国意义的企业里”实行工人监督。什么叫“有全国意义的企业”？他的解释是：“凡是为国防服务以及与生产人民大众生活必需品有关的企业，都是具有全国意义的企业。”而在实际的指标上，这种具有全国意义的企业就是：人数不少于5人，年周转额不少于1万卢布的一切工业、商业、银行、农业等企业。这种监督是全面的和普遍的：“对一切产品和原材料的供应、储藏和买卖事宜应实行工人监督。”而实行工人监督的方法就是由选出的工人代表监督，企业主必须服从。而监督的实质就是计算，计算现有的、库存的、可能利用的和生产的粮食、工业品、物资和各种储备，防止和绝对禁止停工。
这时，列宁把苏维埃政权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工人身上，无论是武装斗争的胜利，还是粮食和物资的供应，工人都是有办法解决的。1917年10月31日，列宁在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代表会议上说：“你们应当同工人打成一片，资产阶级至今一直不能正常供应的东西，他们都能供应你们。”鉴于对工人的最大希望，他甚至提出“实行普遍的人民武装，取消常备军”。11月4日，列宁再一次呼吁实行这种监督和计算：“让工人着手在自己的工厂建立工人监督吧，让他们用工业品来供应农村，换取粮食吧。每一件产品，每一俄磅粮食都应当计算到，因为社会主义首先就是计算。”
但是，局势并不像列宁所估计的那样乐观，似乎布尔什维克一掌了权，就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了：面包会有，工业产品会有，秩序会有。实际上，夺权时的混乱局面和无政府状态仍在发展。攻打冬宫时，冲进去的人很多，弄不清谁是赤卫队和士兵，谁是混进来的闲杂人员。就在临时政府的部长们被押往彼得保罗要塞的途中，冬宫的各个厅殿遭到了严重破坏和洗劫。临时政府所在的各个房间的家具和摆设都被拆散打散，珍贵的典籍散落得到处都是，各处的小型金银珍宝和皇家首饰被抢夺一空。抢夺的人员中士兵和水兵占多数。这些人都来自农村，对沙皇和临时政府有着本能的仇恨和剥夺意识。他们认为他们既然打倒了沙皇，赶走了克伦斯基，这宫中的财宝就该是属于他们了。而军事革命委员会这时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快速占领冬宫上，没有想到如何保留这座宫殿和对士兵进行纪律的约束（事后，冬宫历史艺术委员会会同彼得格勒工兵苏维埃的两名代表对冬宫被抢夺的情况进行了实地调查，结果证实了这种不应该发生的事和冬宫所遭受的严重损失。大量的财宝流失，其价值约在200万—300万卢布之巨）。现在，这种以“破坏旧的一切”为标志的混乱仍在继续，并且随着经济情况的恶化在发展。
其次，苏维埃政权面临的另一个严重和紧迫问题依然是粮食。粮食的匮乏状态已经演变成蔓延很广的饥荒，10月份采购上来的粮食只有预定额的33.5％。军队的粮食供应急剧下降到不足需要额的1／4。而在彼得格勒，存粮数只有全城人一天所需量的60％。因此，许多人不得不为粮食而奔走，上集市，向投机商人购买，或者下农村，用口袋背粮食。随之，旷工、误工、劳动纪律松弛的现象到处发生，再度出现自发的罢工和其他不满行动。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在接管旧的政府机构时，遭遇到了极大的抵制，大量的人员不愿为苏维埃政权工作，政府机构中也出现了严重的罢工现象。
所以，列宁在11月5的《告人民书》中承认了这些“直接间接地阻挠革命”的事情，把这一切称之为“破坏”。他对人民呼吁说：“你们要对生产和产品计算实行最严格的监督，把一切胆敢危害人民事业的分子抓起来，交付人民革命法庭审判，不管这种危害的表现形式如何，是暗中破坏（损坏、阻碍、搞垮）生产、隐瞒存粮和产品、阻挠粮食运输，还是扰乱铁路运输和邮电业务，总之是千方百计地抗拒伟大的和平事业、把土地交给农民的事业以及保证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工人监督的事业。”11月9日，列宁以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在给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命令中，进一步承认，“战争和管理不当引起的粮食恐慌已经严重到了极点”，要它采取最坚决的措施，来铲除投机倒把、暗中破坏、隐瞒存粮、恶意积压货物等现象。列宁强调：“凡犯有这类罪行的人，应当依照军事革命委员会的专门决定立即逮捕，并在送交军事革命法庭审判以前拘留在喀琅施塔得的监狱里。”在这里，列宁首次将监督和计算与怠工和镇压联系在了一起。
然而，迫在眉睫的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以及各地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存在和发展使列宁决意执行的监督和计算的过程不得不放慢了速度。
二、反对苏维埃政权力量的集结，改组政府
苏维埃政权的建立遭到了失去权力的一切阶级的强烈反抗，这些阶级的代表人物竭尽一切力量试图夺回政权。这时，苏俄实际上存在两个中心，一个是彼得格勒的人民委员会，正在为巩固自己的权力而艰苦斗争，它所能调动和指挥的部队只有彼得格勒的卫戍部队和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而且还达不到完全控制的地步。另一个是位于莫吉廖夫的大本营，它实际上是继续战争的指挥部，几乎所有的陆军部队仍在听大本营的命令。从名义上看，大本营应该听从人民委员会的命令，人民委员会也撤去了杜鹤宁的总司令，任命了克雷连柯为新的总司令。但是，杜鹤宁并没有认输，他在积极纠集力量准备再次向彼得格勒发动进攻。11月20日，他下令释放了关押在大本营南部城市贝霍夫监狱中的科尔尼洛夫、邓尼金和卢科姆斯基。
就在同一天，杜鹤宁的行动被莫吉廖夫的军事革命委员会所击败，他被抓获，随即在车站被一群士兵打死。此时，由克雷连柯任总司令、邦契—布卢耶维奇为总参谋长的大本营才由苏维埃政权所控制。但是，被杜鹤宁释放的科尔尼洛夫、邓尼金和卢科姆斯基将军却在当夜去了卡列金将军的哥萨克部队的所在地——诺沃切尔卡斯克（现在的诺沃沙赫金斯克）。这时，沙皇政府和克伦斯基政府里的头面人物和将军们也纷纷来到卡列金的驻地。先后来到的有罗将柯、叔尔金和阿历克谢耶夫将军等。诺沃切尔卡斯克成了“科尔尼洛夫分子”再度聚首的地方，他们曾经宣称他们的事业是“白色的”，他们忠于白色，是因为在他们看来白色是“国家牢固法制”的象征。
在阿历克谢耶夫将军的鼓动与支持下，在诺沃切尔卡斯克成立了“白色志愿军”。总司令是科尔尼洛夫，总参谋长是卢科姆斯基。随即成立了“全俄政府”——“顿河国民会议”。政府的三首脑是阿历克谢耶夫、科尔尼洛夫和卡列金。12月2日，卡列金的军队攻占顿河—罗斯托夫后，这个政府也迁到了那里，并且向南部的察里津、阿斯特拉罕、萨马拉，中部的下诺夫戈罗德、喀山以及西伯利亚的一些城市派出了自己的代表。于是，这个俄罗斯南部的、濒临亚速海的地区就成了“白军”反对苏维埃政权的重要基地。
此外，在乌拉尔的南部和中部地区，还有杜托夫等的哥萨克部队在活动，并且在想法集结更多的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部队。此时此刻，在远离彼得格勒的地方，局势在向不利于苏维埃政权的方向急速发展。
而在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和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内部仍然在为是建立布尔什维克一党执政的政府还是多党联合政府而争斗。列宁对于要和布尔什维克党分享权力的此类要求一贯主张坚决打击和进行镇压。立宪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再度要求组织联合政府，他们的172名代表在11月28日以“保卫立宪会议”的名义组织了游行示威，会后进入塔夫利达宫，试图召开立宪会议。当晚10时30分，列宁下令镇压，命令全文如下：“作为人民公敌的政党立宪民主党的领导机关成员必须逮捕，并送交革命法庭审判。鉴于立宪民主党同科尔尼洛夫卡列金进行的反革命内战有联系，责成地方苏维埃对该党加以特别管制。本法令自签署之时起生效。人民委员会主席弗·乌里扬诺夫（列宁）1917年11月28日晚10时30分于彼得格勒。”
此时，布尔什维克夺权时所许诺的《土地法令》和《和平法令》仍是纸面上的东西。不仅其他的政党借此进行反对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而且工农群众因此而产生的不满情绪也在滋长，并不时地表现在罢工、游行和示威上，而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12月6日，列宁在人民委员会的会议上，把这些罢工、游行和示威统统称之为反革命和怠工，威胁到苏维埃政权的存亡，要求人民委员会采取措施，与之作坚决斗争。12月7日，捷尔任斯基在会上作了报告，呼吁对反革命和怠工进行镇压。他表示了对此贡献自己力量的决心：“现在的斗争是肉搏战，是生死斗争——生死未定！所以，我建议组织对反革命活动家的革命的镇压！”
1917年12月，人民委员会决议成立“全俄肃清反革命、投机和怠工非常委员会”（简称“全俄肃反委员会”，即“契卡”），由捷尔任斯基任主席。列宁亲自起草了一个同反革命分子和怠工分子作斗争的法令，其中写到：“资产阶级正在进行极其疯狂的罪恶活动，收买社会渣滓和堕落分子，纠集他们去制造大暴行，拥护资产阶级的人，特别是高级职员、银行官吏等等正在实行怠工，组织罢工，来破坏政府为实现社会主义改造而采取的各种措施。他们甚至对粮食工作也实行怠工，使千百万人面临饥饿的威胁。必须采取紧急措施同反革命分子和怠工分子作斗争。”到1918年年中，在全俄40个省、365个县中有了“契卡”组织。“契卡”拥有搜查、侦讯以及对于被指控为是间谍和反革命的人有就地枪决的大权。
在此前后的一段时期，布尔什维克党和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关系发生了变化。11月15日，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执委会达成联合协议，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表示支持苏维埃政权。为了迅速结束战争，为了稳定彼得格勒的政权，为了能开始全国范围内的监督和计算工作，人民委员会决定对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作出某种让步，接受他们参加政府。12月10日，左派社会革命党领导人施泰因贝尔格为司法人民委员，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普罗相为邮电人民委员，农业人民委员为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科列加也夫。还专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增设几个人民委员部：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特鲁托夫斯基为地方自治人民委员部人民委员，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卡列林为国家财产人民委员部人民委员，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阿尔加索夫为不管人民委员部人民委员。在1918年1月，又增加了布里连托夫为人民委员。随后，一批社会革命党人参加了中央机构、军队，甚至“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工作。
三、解散立宪会议，里托夫斯克布列斯特和谈
在临时政府执政期间，克伦斯基曾多次推迟立宪会议的召开，为此列宁曾多次猛烈抨击临时政府。在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的《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中，新生的苏维埃政府再次宣告：“将保证按时召开立宪会议。”1917年11月12日，举行立宪会议选举，结果获得多数票的是社会革命党人——40％，布尔什维克只获得约23％的选票，处于失败的状态。尽管如此，立宪会议还是定于1917年11月28日召开。但是，28日这天，立宪会议没有召开，人民委员会决议将立宪会议的开幕时间推至1918年1月5日。28日，立宪民主党人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在彼得格勒的塔夫利达宫前游行示威，对布尔什维克政府推延立宪会议的召开表示抗议。人民委员会下令镇压，禁止立宪民主党的活动，并逮捕该党的领导人。
1917年12月6日，列宁以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表了关于召开立宪会议的声明：“主要由于前全俄选举委员会的过错，立宪会议的选举拖延了下来，加之反革命集团组织了立宪会议特别委员会同苏维埃政权建立的人民委员会对抗，因此到处都在传说，立宪会议绝不会按照目前组成的情况召开。人民委员会认为必须声明，农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敌人恶意散布的这些传闻纯属谣言。根据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的人民委员会的法令，立宪会议的代表只要有半数即400名按照规定到达塔夫利达宫办公室报到，立宪会议即可召开。”
同一天，列宁在起草的《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告农民书》中，直接向农民呼吁：“让每个村庄都从立宪会议中召回那些没有公开声明和没有利用行动证明自己完全承认这些决定的社会革命党代表或农民苏维埃和农民机关的代表吧。”实际上，列宁是寄希望于各地农村将参加立宪会议的代表召回去，使到达塔夫利达宫报到的代表不足400人。这样就可不召开立宪会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