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有一事应附论者，则高宗之建都临安（杭州）是也。宋初太祖幸洛阳，欲弃汴而徙都于是，且谓终当居长安，以太宗力谏而止。及高宗即位于南京，李纲上言曰：“车驾不可不一到京师，见宗庙，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则为巡幸之计，以天下形势而观，长安为上，襄阳次之，建康又次之，皆当诏有司，预为之备。”（《本传》）按纲此语，盖以“能守而后可战，能战而后可和”二语为原则，如能先守而继之以战，则襄阳之地，控天下之中，西可屏卫关陕，北可进取河洛，诚胜于临安万万也。然纲不先举襄阳，而以长安为上者，则以关中为汉唐建都之地，处高屋建瓴之势，为论者所盛称也，不悟唐末以来，中国情势已大异于汉唐，北方外患之重心，由西北渐移于东北，一往而不可返，五代北宋之君，皆不能弃洛阳开封，以西徙于长安，则其故可思矣，且其后富平一战，而长安之地沦于金人，不可再复，宋人仅能退保大散关，凭秦岭之险以保汉中，设先从纲言，都于关中，不惟将踵玄宗幸蜀之故事，而江南亦不可保，岂非失计之尤者乎。愚以进驻襄阳，实为上计，次则退守建康，以示天下豪杰，有卧薪尝胆枕戈待旦之心，建都临安，则下计也。宋人诗云，“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正以讥南宋君臣之忘畿苟安，此临安不如建康之最显然者。然考南宋养兵之额，数逾百万，不下于北宋极盛之时，官禄祠祀之费，亦复称是，是时固以财匮为虑，犹能支持百余年而未之失坠，则以江浙为财赋之区，工商发展，过于北宋，国家有所取偿故也。盖从经济方面着眼，临安之地，实过于长安、襄阳数倍，惟都于建康，则进可战，而退可守，并可靠临安之长而有之，南宋之终于偏安，而不能大有为，亦以不能尽用李纲之言，有以使之然也。
总之，高宗中兴之途径有三：上之则恢复太宗太祖以来之故疆，驱逐金人于境外，如汉光武之光显故业，是其例也。中之则支持半壁，保聚一方，使中国全区，不致尽蹂躏于胡骑，如晋元帝之偏安江左，是其例也。下之则内无可恃之贤相，外无善战之名将，苟延残喘，偷息一隅，敌军进逼，随流澌灭，如明福王之溃于南京，是其例也。高宗上不能为光武，下亦不致如福王，终步元帝之后尘，以成偏安之局，所以致此之因，具如上述，是亦不幸中之幸矣。
宋之灭亡
金毓黻
宋代为士大夫之政治，其兴盛由于士大夫，其衰亡亦由于士大夫，士大夫之代表，即为宰相，宋开国功臣之赵普，由书生起家，书生即士大夫之异名，中叶之变法党争，亦为士大夫之交斗。南宋宰相皆兼枢密使，文武兼掌，其权重于北宋，其执政颇久，而后世目为奸臣者，有四人焉，一为秦桧，二为韩侂胄，三为史弥远，四为贾似道，此四人亦属于士大夫之林者也。秦桧主和，韩侂胄主战，皆与对外有关，前已论之，史弥远主谋诛韩侂胄，又于宁宗之末，摈皇子贵诚，援立理宗，皆无关于一代治乱之大，故亦置而不论，其收宋室之终场者，则为贾似道，吾敢断言，宋室之亡，亦士大夫为之也。
似道为理宗贾贵妃之弟，不由科第出身，以其姊有宠，而致贵显，洊升宰辅，内而平章政事，外而都督军马，文武大权，集于一身，始于理宗开庆，终于恭帝德祐，前后凡二十年，执政之久，与蔡京秦桧史弥远三人相埒，且其人亦非尝学问，收藏之富，为南宋第一，宋人书画尽有钤“秋壑”二字小印者，即为似道旧藏，至今人犹争宝之，其可述者，尚有制外戚抑北司戢学校三事，昔者周密尝称之又以国用日绌，置公田，主推排，立银关，为时贤所诟病，然亦有小效可称，且亦出于不得已，是则似道亦非无一长可取。惟周密又讥其“专功而恃势，忌才而好名”，以其专功怙势，故明知才不足应变，而恋恋不肯去，以其忌才好名，故恶刚正之士，而喜引迂缓不才之人，卒至国破身亡而后已，抑何其不智也。《大学》引《秦誓》云，“人之有技，娼嫉以恶之，人之丫彦圣，而违之俾不通。实不能容，以保我子孙黎民”，似道外以休休之度自饰，而中实媢嫉，如故相吴潜之不得其死，即其一证。似道自本无才，而忌人之有才，其当国时，在朝诸臣之才望，皆在其下，盖必如此，而后能自固其位，是则似道之病，可以怙势忌才四字括之而有余，唯其怙势，故有患得患失之虑，唯其忌才，故无任重致远之人，其结局乃与宋末之蔡京同符，是为误国，而非奸国，然仅如此，亦足致宋于亡，盖国当末运，事机间不容发，以娼嫉之士，执政二十年之久，欲其不亡，能乎不能。
宋至恭帝之世，内有误国之相臣，外无御敌之将帅，是为病入膏肓，有死而已，元兵南犯，如摧枯拉朽，纵有二三忠义之士，效死抗拒，终亦无济，由是先有临安之系掳，后有崖山之沉覆。
恭帝德祐元年冬，元军迫临安，宋人请和，不许，明年正月，恭帝奉表请降，三月元总帅伯颜入临安，以恭帝及太后并赵氏族人北去，图书法物亦并载之，一如靖康故事，是为临安之系掳。
恭帝为度宗嫡子，被掳北上，时年仅六岁，诸臣拥立其庶兄益王罡于福州，是为端宗，后以元兵来逼，迁于碉州，惊悸而崩，又立其弟昺，是为宋末帝，一称帝昺者也，即位后，徙居崖山海中，明年为帝昺祥兴二年，元世祖之至元十六年也，元兵来袭，军溃，丞相陆秀夫负末帝溺于海，未几，扼守海上之张世杰亦溺死，二帝前后凡立五年，至是宋亡，是为崖山之沉覆。
北宋靖康之祸，臣僚死节颇少，故金人见李若水死节，叹曰，南朝惟李侍郎一人，实则继若水之后，尚有张叔夜可称，特无宰辅重臣之赫濯者耳。宋亡死节之士，颇不胜数，其尤可称者，曰少保枢密使文天祥，天祥于理宗时，举进士第，考官王应麟读其卷，谓“古谊若龟鉴，忠肝如铁石”。端宗初立，拜右丞相兼枢密使，不拜，乃以之专任枢密使，宋亡之前，元兵袭执天祥于五坡岭（今海丰县北），送至大都（燕京），见元丞相孛罗，长揖不屈，仰首言曰，自古有兴有废，帝王将相，灭亡诛戮，何代无之，我尽忠于宋以至此，愿求早死。孛罗曰，汝谓有兴有废，且问盘古至今，岁帝岁王。天祥曰，一部十七史从何说起，吾今日非应博学宏辞科何暇泛论。孛罗曰，汝不肯说兴废事，且道古来有以宗社与人而复逃者乎。天祥曰，奉国与人，是卖国之臣也，卖国者有所利而为之，必不去，去者必非卖国者也，国亡当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故耳。孛罗怒曰，尔立二王，竟何成功。天祥曰，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则尽臣子一日之责，何功之有。曰，既知其不可，何必为。天祥曰，父母有疾，虽不可为，无不下药之理，尽吾心焉，不可救，则天命也，今日天祥至此，唯有一死。不在多言，元人乃囚之。元世祖至元十九年（宋亡后三年）十二月，时中山有人自称宋帝，欲文丞相，又有上书告变者，言某日烧城起事，丞相无可忧，元主惺变作，乃迁宋恭帝（时封瀛国公），及宋宗室于上都，并杀天祥，天祥在燕三年，坐卧一小楼，足不履地，又于狱中作正气歌，序云，“予囚北庭，坐一土室，夏日诸气萃然，时为水气，为士气，为日气，为米气，为人气，为秽气，叠是数气，当之者鲜不为厉，而余以孱弱，俯仰其间，于兹二年，幸而无恙，是殆有养致然，然而亦安知所养何哉，孟子曰，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彼气有七，吾气有一，以一敌七，吾何患焉，况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气也，作正气歌。”死后，于衣带间，得自赞云，“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后人在数百载下，读之犹凛凛有生气，盖上与殷之比干争烈，下为明之史可法所仿效云。
宋前有徽钦之被掳，后有恭帝之北迁，上踵典午怀愍石晋末主故辙，颇为谈史者所羞称，惟至宋亡之顷，君臣同沉于海，天祥既不屈而死，其后又有故江西招谕使谢枋得亦以不屈节死于燕，皆绵后人以无尽之思，此为宋代诸君厚待士大夫之结果，亦为蔡京贾似道诸相误国之反映。当是时，元以异族入主中国，凡耶律德光一试而失败，完颜亮欲渡江而不得之故迹，均能一一突破，别开生面，以成统一南北之局，且为后来满清之先例，此为国史上空前未有之变局，衣冠之士，所为同声悲愤者，因之有郑所南之《铁函心史》，谢翱之《西台痛哭记》，以寓人心不死思宋弗替之旨，后人更为之撰《宋遗民录》、《广宋遗民录》，且以元顺帝为宋恭帝之子，阴篡元统，此种伏流，涓涓不绝，迨元政不纲，乃乘机突发，遂为明太祖以汉人得国之所因，是则宋之君臣死国，关系绝大，有此一事之系属，虽谓宋未曾亡，无不可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