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的办法，与贾、晁不同者有两点，一是既不能彻底均富，也要不使过于悬殊。二是尊重奴婢的人格。盖贾、晁大体沿袭法家重农轻商的政策，而仲舒则本于儒家的王道政治。董仲舒不仅是想把儒家的王道政治来推行，并且对于均富的理论有高深的发挥。《度制篇》曰：
孔子曰：“不患贫而患不均。”故有所积重，则有所空虚矣。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圣者则于众人之情，见乱之所从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今世弃其度制，而各从其欲，欲无所穷，而俗得自态，其势无极，大人病不足于上，而小民赢瘠于下，则富者愈贪利而不肯为义，贫者日犯禁而不可得止，是世之所以难治也。
其言均富不单是政治上的作用，而且有道德上的作用，不单是为贫人有益，亦且有利于富人也。董仲舒限民名田的主张，在中国田制史上，自有其崇高的地位，不待言也。而儒家士大夫下与民争利的学说，董仲舒更发挥得透辟。仲舒《对策》云：
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委积，务此而亡已，以迫踅民，民日削月腹，寝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上不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所宜法以为制，大夫之所当循以为行也。
为不与民争利的学说，找出上天之理的根据来。唐中叶以来，政府在田制的根本上，弃而不谈，仅仅注意整理赋税，可以说限民名田的学说已无影响了，但不与民争利的学说，仍为贤士大夫所奉行，社会上不以贫穷为耻，而以殖财为戒，所以不致造成大资产阶级，仁人之言，其利溥也。
（四）是关于人才的出路问题。从积极方面说是选贤兴能，为国家服务，从消极方面说，使才智勇力之人有了出路，亦替国家消患于亡形。苏子瞻“战国任侠”，把这个道理发挥得很清楚，以为秦之亡就是由于太不为一般智勇辩力的人谋出路。我们古代用人，大概是出于学校、选举、制科三途，其规模在汉朝大体定了，实是大一统政体下要政之一，所以各朝都要照办。这种制度的特色，是以智力相竞争而不关于财富，中国社会是看重做官的，但是茅屋可以出公卿，任子的职位很低，后来已取消了，所以没有固定的阶级制度，这种办法《董仲舒传》说皆自仲舒发之。仲舒《对策》云：
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无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南，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宣，恩泽不流。今吏既亡教训于下，或不承用主之法，暴虐百姓，与奸为市，贫穷孤弱，冤苦失职，甚不称陛下之意。是以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皆长吏不明，使至于此也。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且古所谓功者，以任官职称为差，非谓积日累久也。故小材虽累日不离于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是以有司竭力尽知，务治其业而以赴功。今则不然。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毅，未得其真。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侯、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
仲舒所言可分为学校养士、州郡贡士、出身不以官荫与富訾、用人不限年格诸端。皆典制书中选举学校中的重要问题，虽有出入，而大端在于是也。
（五）是以尚德教代替秦之任刑罚。在这方面贾谊言之最为痛切，其《陈政事书》可以观也，董仲舒在这方面的创见是在替他找出理论的根据来。仲舒《对策》云：
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长养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阳出布施于上而主岁功，使阴入伏于下而时出佐阳；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终阳以成岁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之不可任以治安，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孔子曰：“不教而诛谓之虐。”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难成也。
关于此类的理论，《春秋繁露》更多。在儒家的学说中，礼乐、刑政本是并重的，但是因为政者任刑以为治，故为救弊而发为任德教不任刑罚之言以矫其失，董仲舒的政治哲学，以天志为最高原则，是在借此束缚君权，虽近于宗教，然此宗教乃是诗的意味，故可贵也。后世尽管还是有酷吏，但是不敢冒为残民以逞的谬论，仲舒之惠我黎庶者大也。
（六）关于思想问题。有形的是以六艺为国教，无形的则在于培养善良风俗。我们要先把秦朝的风俗看看，然后知道董仲舒及其他儒生之功。贾谊《陈政事疏》对于秦之恶俗历历言之，兹举其节以见其大概。其言曰：
商君违礼义，弃仁恩，并心于选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秦人有子，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援钮杖彗耳，虑有德色；母取瓢碗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倨；妇姑不相悦，则反唇而睨。其慈子嗜利，而轻简父母也，念罪非有伦理也，其不同禽兽崽焉耳。然犹并心而赴时者，日功成而败义耳。蹶六国，兼天下，求得矣，然不知反廉耻之节，仁义之厚，信并兼之法，遂进取之业，天下大败；众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壮陵衰其乱至矣。
秦之习俗风尚，与汉以后纯然两样，这完全是由于法家与儒家政治主张之不同，大一统政治之不能不采用儒术，乃自然之势，非少数人的好恶所能为也。
从上面所举的许多方面，可以看出儒家政治之特色与其长短。中国社会之形态，在汉朝已大体有了定型，我想对于中国政治社会方面有个大概的认识，所以选了这个题目。我这篇文章里面的董仲舒，只是汉代今文学运动的一个代表而已。
儒家正统地位的确立
张荫麟
儒家在汉朝成立之初，本已开始崭露头角。高帝的“从龙之彦”，固然多数像他自己一般是市井的无赖，但其中也颇有些知识分子。单讲儒者，就有曾著《新语》十一篇，时常强聒给高帝讲说《诗》、《书》的陆贾；有曾为秦博士，率领弟子百余人降汉的叔孙通；而高帝的少弟刘交（被封为楚王），乃是荀卿的再传弟子，《诗》学的名家。高帝即位后，叔孙通奉命和他的弟子，并招鲁国儒生三十多人，共同制作朝仪。先时，群臣都不懂什么君臣的礼节，他们在殿上会饮，往往争论功劳；醉了，就大叫起来，拔剑砍柱。朝仪既定，适值新年，长乐宫也正落成，群臣都到那边朝贺。天刚亮，他们按着等级，一班班的被谒者引进殿门，那时朝廷中早已排列了车骑，陈设了兵器，升了旗帜。殿上传一声“趋”，殿下的郎中们数百人就夹侍在阶陛的两旁；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都向东站立；文官丞相以下都向西站立。于是皇帝坐了辇车出房，百官传呼警卫；从诸侯王以下，直到六百石的吏员依了次序奉贺，他们没一个不肃敬震恐的。到行礼完毕，又在殿上置酒，他们都低着头饮酒，没有一个敢喧哗失礼的。斟酒到第九次，谒者高唱“罢酒”，他们都肃静地退出。高帝叹道：“我到今天才知道皇帝的尊贵呢！”于是拜叔孙通为太常（掌宗庙礼仪，诸博士即在其属下，故亦名太常博士），赐金五百斤。他的助手各有酬庸，不在话下。高帝本来轻蔑儒者，初起兵时，有人戴了儒冠来见，总要把它解下来，撒一泡尿在里边。但经过这回教训，他对于儒者不能不另眼相看了。后来他行经鲁国境，竟以太牢祀孔子。
高帝死后，儒家在朝中一点势力的萌芽，虽然给道家压倒，但在文景两朝，儒家做博士的也颇不少；儒家典籍置博士可考者有《诗》、《春秋》、《论语》、《孟子》、《尔雅》等。而诸侯王中如楚元王交、河间献王德皆提倡儒术，和朝廷之尊崇黄老，相映成趣。元王好《诗》，令诸子皆读《诗》；并拜旧同学申公等三位名儒为中大丈。献王兴修礼乐，征集儒籍，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言行谨守儒规。山东的儒者多跟随着他。
武帝为太子时的少傅就是申公的弟子王臧，武帝受儒家的熏陶是有素的。他初即位时，辅政的丞相窦婴（窦太皇太后的侄子）和太尉田蚡（武帝的母舅），皆好儒术；他们乃推荐王臧为郎中令——掌宿宫殿门户的近臣，又推荐了王臧的同学赵绾为御史大夫。在这班儒家信徒的怂恿之下，武帝于即位的次年（建元元年）诏丞相、御史大夫、列侯、诸侯王相等荐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来朝廷应试。这次征举的意思无疑地是要网罗儒家的人才。广川大儒董仲舒在这次廷试中上了著名的“天人三策”。在策尾，他总结道：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同时丞相卫绾也奏道：
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
这奏给武帝批准了。卫绾不敢指斥黄老，因为窦太皇太后的势力仍在，但仲舒所谓“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则把黄老也包括在内了。当文景时代，太常博士有七十多人，治五经及“诸子百家”的均有。经董、卫的建议，武帝后来把不是治儒家五经的博士，一概罢黜了，这是建元五年（前136年）的事。
武帝又听王臧、赵绾的话，把申公用“安车蒲轮”招请了来，准备做一番制礼作乐的大事业，和举行一些当时儒者所鼓吹的盛大的宗教仪式。
儒家的张皇生事已够使窦老太太生气的了。更兼田蚡等把窦氏宗室中无行的人，除了贵族的名籍，又勒令住在长安的列侯各归本国——住在长安的列侯大部分是外戚，且娶公主，不是窦老太太的女婿，便是她的孙婿，都向她诉怨。建元二年，赵绾又请武帝此后不要向窦太皇太后奏事。她忍无可忍，便找寻了赵绾、王臧的一些过失，迫得武帝把他们下狱，结果他们自杀。同时窦婴、田蚡也被免职，申公也被送回老家去了。但过了四年，窦老太太寿终内寝，田蚡起为丞相。儒家终底抬头而且从此稳坐了我国思想史中正统的宝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