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在凯勒女士的著作中，她谈及了“无论是从习俗上来说还是在知识界看来，都是作家和艺术家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域——鲜为人知的隐私”。她从不知道这点。自从她七岁开始，她就有了“最非凡小孩”的名号。“七岁的天才头脑”、“智商高超”，她的成就被描述为“几乎是奇迹”，她的进步是“伴随着一系列耀目成就的胜利征途”。她的故事人尽皆知，已经很难分辨鼓吹宣传里哪些是事实哪些是夸张，即使事实本身比那些浮夸矫饰的幻想奇妙得多。
海伦·凯勒1880年7月27日出生于亚拉巴马州的塔斯坎比亚，是一个非常普通、非常健康的孩子。在她十八个月大的时候，原因不明的重病使她失去了视力和听力。随后因为失聪，她很快也不再能说话了。五年中，她与外界完全隔绝。
后来海伦的父亲向致力于失聪人士福祉的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博士寻求帮助。在贝尔博士的引荐下，二十岁的乔安娜·曼斯菲尔德·沙利文（安妮·沙利文的全名）前来做家庭教师。她毕业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柏金斯盲人学校。沙利文小姐于1887年的3月2日抵达。自此，凯勒小姐的人生如同一部童话故事拉开序幕。一个月内，沙利文老师就向自己的学生呈现了一件礼物——语言。这一成就本身就不可思议，五十年以前，没人相信这可能实现。在塞缪尔·格瑞德利·豪博士通过教育劳拉·布里奇曼，证明聋盲人是可以与外界交流的之前，他们都被视为白痴，被人抛弃。
自劳拉以后，许多聋盲人都学会了如何与外界交流，有些还在某方面展现出相当的天分。但海伦的事迹却在现代，毫无疑问，她是其中的佼佼者。她是唯一融入大众视野的聋盲人。她克服重重困难，在没有优待的情况下，考入一所正常人求学的女子学院，并且和其他同学在同样的时段里获得学位，以优异成绩毕业。她还是美国第一位在失明、失聪情况下学会说话的人。她参加过歌舞杂耍表演，出演过电影。她到过除佛罗里达以外美国所有的州，以及加拿大的许多地方去演讲。她的著作包含着她鲜明的文学风格以及永恒的文学价值。自大学毕业以后，她代表美国的盲人积极参与所有重大运动，她还有大群使用英语、法语、德语的海外笔友，她还通过这三种语言从书籍和杂志中获取资讯。
两年以前，她暂时放下美国盲人基金会的工作，打算回到位于长岛安静的家与沙利文老师、秘书汤普森女士还有大丹狗西格林登为伴。回顾她大二以后的人生轨迹（回忆录——我的生活，讲述她大二之前童年和青年的故事，已出版）。
我想她没有意识到她是无法离群索居的。她可以不再寄信联系他人，但她无法阻止信件的涌入，也不能拒绝那些来到她门前寻求帮助的人群。人们都希望她能给予帮助，她每天都要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令人心碎的紧急请求——失明的、失聪的、瘸腿的、生病的、贫困的，通过信件或者当面向她请求帮助。除此之外，当然还有要照片的、要签名的、要纪念品的，还有要她表态是否支持转世说以及禁酒令的。不过凯勒女士的多数信件来往还是关于请求帮助的。“噢，凯勒女士，你无与伦比地幸运！你还有富人朋友！”
信件都交给秘书汤普森女士，凯勒女士坐下来继续她的生活故事。坦白地讲，凯勒女士对这些事情热情不高，因为她对自己从来没有太大的兴趣。但汤普森女士几乎总是马上又被叫走了。这样，视力很差的梅西夫人与全盲的凯勒女士被留下来尽力处理这些信件。
她们自己做饭，沙利文老师烹饪，凯勒女士洗碗、铺床、打扫。周日，她会用盲文刺出洗衣清单，以便衣服送回来时清点。做完早上的家务，回复最急切的信件以后，她才有空写作《中流：我的后半生》这本书。心酸伤心的往日又一次浮现，即使想到这些都是一种痛苦。
多年以前，她就知道她得写这本书，所以她一直在做准备，用盲文把生活片段记录下来，但是整理这些费时费力。千万别相信盲人看书跟普通人一样快。最敏捷的指尖也不如眼睛的阅读速度快。不但读得慢，而且很累人，手臂酸，指节疼。凯勒女士还发现，常年的磨损让盲文点不可辨识，有些已经完全读不出来。
还有许多材料不是盲文的，包括马克·吐温、贝尔博士、威廉詹姆士以及其他人的来信，有些是手写的，有些是打字机打印的。此外，除了美国盲人基金会以及她自己打的文章以外，大多数有关盲人的数据也不是盲文的，都需要梅西夫人、汤普森女士或者我用手写字母的方式读给她听。
凯勒女士开始写作后不久，梅西夫人就病倒了，凯勒女士不得不请了一位临时佣人。随后梅西夫人的病情加重，医生们都表示不乐观。他们说她用眼过度，需要让眼睛休息。因此写作不得不中止。凯勒女士又紧张又担心，满屋满院子踱步。她没法阅读，无法写作，甚至无法思考。直到梅西夫人脱离危险后，这部自传的写作才得以继续。
大多数时候，凯勒女士用盲文写作和修改文章，有时也直接在打字机上进行，不过需要在页面顶部用发卡刺出备注以便整理。有些内容是很久以前的，只要不确定，她会一遍又一遍地阅读。她会反复推敲她写好的内容，然后决定重写。有时，这样的第二、第三、第四版确实比第一版更好。
写作的资料越来越多，数千页稿纸散落在地板上：“这页放在关于花园的那里。”“请看看卡耐基先生1913年写给我的信是否适合放在这里。”“我想这段引述没错，不过最好还是确认一下”“这几段话会为我写的关于贝尔博士的内容增色不少。”……在凯勒女士口头的或书面的指导下，已经打印出的文稿会被重写，剪切，粘贴。梅西、汤普森和我不停地把页、段、章的内容拼给她听。就像凯勒女士说的，这像是做拼图游戏。唯一不同的是，这个拼图不是简单地在一个木框里进行，而是像在纽约城里拼，有时甚至更大的地方。当我们完成后，我们把完稿交给一位打字员出稿，凯勒女士就写前后衔接的文段，让章节和修改部分更加连贯。同时，她还要挤出时间回应外界对她的请求。有一次，她早上十一点从住处林山出发，前往华盛顿，下午四点演讲，然后立即赶回。当她回到林山时，出租车已经收车，她不得不从车站步行回家，睡了几个小时后，早上8点又开始工作。
那些日子真是充满英雄主义情怀啊！
对凯勒而言，写这本书就是将非常零散琐碎的事情拼凑到一起。我们的工作当然不像读者看书那样，从第一页直到最后一页，而是将许许多多小段文字组合起来，还常常被杂事打断。当打字员打印出稿件后，在凯勒女士的指引下，剪切粘贴重新开始，手稿再次重组，而后从头到尾，拼写三遍给她听，然后再次修改。校样时，我们再次拼读一遍，这也是最后一次。她自己也是不停地修改或重写，直到最后。但只有在盲文版出版以后，她才能亲手“读”到自己的作品。
对于内容，有一点必须说明。本书是凯勒女士的作品。对于她的成就的真实性的怀疑早有公论，即使多年来一直认为她不过是美国式浮夸的欧洲，如今也承认了。只有那些不了解她的人有时会暗示，这些内容都是梅西夫人让凯勒说的。
其实凯勒女士有自己的信念，而且坚定不移。而大多数时候，她的观点和老师的还不一样。从性情来说，她们俩差别非常大，“非常”在这里一点不夸张。她们都有对方不能进入和影响的精神空间，本书中披露的一些内容，让这位与凯勒朝夕相处四十年的女士也感到惊奇。
有人认为凯勒女士在旁人的关照下远离烦恼，生活在理想国度，事事顺利。
这根本不是事实。梅西夫人（即沙利文老师）到达亚拉巴马州凯勒家六个月后曾写道：“一开始，我就在用尽全力并且诚实地回答海伦的所有问题。”在教育过程中，梅西夫人基本遵照塞缪尔·格瑞德利·豪博士教育劳拉·布里奇曼的方式。事实上，她们都用手写字母交流，这不是她们首创的。但是，梅西夫人向她的学生介绍语言的方法与豪博士的不同，这可以参见《我的生活》。但学生学会语言之后的教育理念，差别就比较大了。我刚才引用的梅西夫人的话是海伦七岁，学习四个月时写下的。相反的是，劳拉十五岁时，即学习七年之后，豪博士在给她的信中是这样写的：“你的思维幼稚而脆弱，不能理解困难的现实，不过你会越来越强，终会理解这些困难的。”劳拉当时问的是关于上帝、天堂、灵魂等许多问题。
凯勒女士描述那些她明显无法直接通过感官了解的事物的文字，让有些人觉得反感。不管专家对这些感觉怎样评说，海伦的感觉与众人的是一致的。例如，她对于颜色的观念，是建立在关联和类比的基础之上的。粉红“如同婴儿的脸庞或是温柔的南国微风”，灰色“是缠绕在双肩上的柔和披肩”，黄色“如同太阳，代表生命，充满希望”。棕色有两种，一种“温暖友好如同腐叶土”，另一种“如同老树树干，满是虫洞，又如同老人干枯的双手”，淡紫色——老师的最爱，“让她想起她爱抚和轻吻过的脸庞”。骄阳暴晒产生的气味让她感觉是红色。凉爽时的气味让她认为是绿色。闪闪发光的颜色，会让她想到在她手下颤抖的肥皂泡。
她关于旧金山的描写，令有些人不满，不过她不是在人云亦云，而是根据书本和他人描述，在脑海里建立起自己的印象。她的印象有什么地方不同于大家，我们看不出来，因为她只有用我们的文字来描述。马克·吐温根据他自己对尼亚加拉大瀑布和泰姬陵的体会，认为她的想象比常人的更美丽。在马克·吐温的想象中，尼亚加拉是上帝能想象出来的最壮阔的景观；而泰姬陵与他想象中的相比，简直就是个“老鼠洞”。有一天，当凯勒女士描述另一位朋友的相貌后，他说：“感谢上帝，她看不见。”
一直以来，凯勒女士一直申明，她的世界与我们的世界是可以沟通的，因为她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里，没有不协调的感觉。威廉·詹姆士对此并不感到惊奇，也没有几个哲学家会对此有何异议。他们非常清楚，我们的许多知识和感觉不是来自自身感知的，而是通过语言和积累前人和同辈的经验得来的。盲人皮埃尔·维利教授有非常敏锐的洞察力。他认为凯勒容易受到语言的欺骗，但她对艺术的美学欣赏“是自我暗示而不是理性感知”。他说得对，而且这也适用于所有人。
还有人怀疑凯勒女士鉴赏雕塑的能力，因为雕塑原本是一种视觉艺术；不过在雕塑家自己与作品的接触中，手与眼睛一样重要。
她对于音乐的欣赏也为人诟病。她用手“听”钢琴、小提琴以及其他组成交响乐团的乐器，她能“听到”交响曲。最近，她把手轻轻放在传声板上，就能听收音机了。她能分辨出播音员开始讲话了，还能分辨出广播电台。WEAF电台主持人说出“W”、“E”、“A”、“F”这几个字母时声音死板。她能分辨有几种乐器在演奏，还常常能指出乐器的种类。她有时会把唱歌的声音与小提琴的声音搞混，有时也分不清大提琴和中提琴的声音。不过即使有人故意捣蛋，她也从不会把旋律的节奏和曲风搞错。
凯勒女士对世界的印象与我们的一样，非常丰富，唯一不同是她的感知方式——不是用眼、用耳，而是用手指。任何人只要会手语字母，都可以与她交谈。如果习惯了这种沟通方式，沟通起来不会不便。与不会手语字母的人交流时，凯勒把手指轻放在对方嘴唇上来“倾听”。她也能用嘴说话，只要短时间的接触后，谁都能听懂她的语言。她的声音很特别，不过我们对此已经习惯，觉得是在与一个带有外国口音的人对话，仅此而已。
各种测试证明，除了嗅觉外，她的各种感官并不比常人的更好。她完全没有方向感，这在一些聋盲人士中很明显。在她不大的家中，她常常在去开门时却走向反向的墙壁，全靠触摸家具才能找对方向。如果地毯都被拿走，会使她迷失方向，不得不重新摸索熟悉家里的所有布置陈设。她的距离感也很差，只有撞在门上才知道走到门边了。冬天满地冰雪的时候，她每日的散步就是一场惊人的冒险。
关于她有许多荒谬的言论，而且以后无疑会更多。她对此很清楚，也清楚别人对她的批评。我们将外界对她的攻击全部完整传达给她。我想，她已经开始明白，人们对她的负面评价责任是双方面的。我们一直试图用我们的感想去解释她的感想。而她一直以来最大的愿望，这也是其他残障人士的最大愿望：融入正常人的社群。她已经走出一半。最后，我们都发现自己还在起点上：位于一堵墙的两边。尽管这墙已经有少许崩解，但障碍依然存在，无法突破。
尝试突破的实验进行了很多。她是许多科学实验和哲学假说的研究对象。这在学术界引起了许多争议，就连威廉·詹姆士也参与其中。因为她的情况让所有预想的理论和假说都有令人惊慌的漏洞。没有人能够对她下定论，威廉·詹姆士经过深思熟虑后总结道：“总的来说，你是受神祝福的。如果谁说不是，我就要了他的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