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刘既被远贬为柳州司户参军后，品级虽很低，却是地方上主要主政官之一，上马可管军，下马可管民，他每天只带数名亲兵巡行乡里。柳州州治在浔水北四十里平州处，四面环水。境内以喀斯特地貌为主，多山少土，山并不高，但多溶洞和暗河，道路崎岖难行。当时民生凋敝，经济落后，时为荒僻之地，凡当时贬官到这里，被认为是一种严厉的惩罚。仇士良等执意要将刘贬往柳州，其用意也正在于此。但刘到达柳州后，却以柳宗元为榜样，理民事、兴教育、变民俗、兴水利。州本有刺史，但刺史既怕与刘过于亲近，而得罪了仇士良等；又知道刘是敢言直谏的正义之士，也怕得罪了他而确霉头，因也不去招惹他，任其自行其职，这反倒能使刘放开手脚去干。他便很少在衙中待，多巡行乡里。
柳州自柳宗元为刺史后，读书之风已盛行。州南山麓下有一户人家，家有四口人，户主名刘三复，上有老母，下有妻子及一个幼年的儿子名刘邺，家徒四壁。在柳宗元的资助下，刘三复自幼就苦读诗书，多有诗文之作。刘三复酷爱马，因写马的诗文不少，其中有《马行》一文，借写马，喻读书人应像骏马行驶一般，鼓励人们上进，一时盛传乡里。平时，刘三复就在自己家里办了一个私塾，靠教几个童子勉强度日。刘听说后，就到刘三复家去访问他。在亲兵的引领下，刘到刘三复家门前下马，只见面东有两间茅草小屋，屋前有一处空地，空地正中是四根树干立柱，上覆以茅草，搭建成一间攒顶式的茅草亭，亭内以木板铺设成矮几、矮凳形，这便是他的私塾了。
刘步入“私塾”，在矮凳上就座，亲兵立即去叫刘三复来入见。刘三复便不慌不忙地到亭内拜见刘，他彬彬有礼，却不卑不亢。刘命他对坐，谈一些诗书作文等事，所问刘三复都对答如流，刘心中暗暗吃惊，心想：看来此人并非徒有虚名之辈。他便问道：“听说先生写有《马行》，学生可得一读为快？”刘三复答道：“山野草民，胡乱涂鸦，老父母如不怕污目，敢请指教。”便起身从屋内取出，双手递给刘。刘打开来看，见字迹苍劲而秀丽，文章大有韩、柳之风，不免喜欢。原来刘拜访刘三复并非赋闲之举，他是想借刘三复树个榜样，在柳州进一步大兴教育、变俗移风。于是，他又读了刘三复的其他文章，便决定将他推荐给李德裕。
刘便给李德裕写了一封推荐信，又资助刘三复路费，叫他到扬州去见李德裕，并答应照顾他的家人。后来，李德裕入朝为相，便带刘三复进京，使之成为向主考官推荐的寒士之一。刘三复登第后，又在李德裕的推荐下成为翰林学士。刘此举果在柳州引起不小的震动，尤其是身为社会下层的贫寒之士，又看到了跻身上流社会的希望之光；广大平民百姓也盼望自家的孩子能走上仕途，即便勒紧裤腰带，也要供孩子读书。刘成了他们心目中真正的正义之士。
接下来，刘遍查水源，约乡老商谈，如何能将源水引入农田进行灌溉，或将水源引入可以垦荒的地区，开垦良田。刘在访问中，看到民间有用竹筒汲水或近距离引水的方法，这使他大开眼界。他便组织能工巧匠，把毛竹打通，一根根接头处用生牛皮扎紧连接。待熟软的生牛皮干后，既结实，密封效果又好，却不会向外渗水。这样，把一根根输水管道，或顺山势摆放，或于山谷间用三架木架架空，将溶洞中的暗流引入田间。有了水源，大片荒地得以开发，百姓的生活得以改善。
但山区的百姓中总有不少赤贫户，他们往往缺乏牛、犁等生产工具。为解决他们的生产困难，刘研究出一种“助耕法”，即按田邻将有牛、犁户和赤贫户组织在一起，有者出牛、犁帮赤贫户耕种，其费用折算成粮食，到粮食上场后，赤贫户用折算成的粮食数额偿还其费用。助耕的双方均可以从中受益，他们都乐于互助，农业生产得以发展。生产发展了，粮食、蔬菜等收获多了，人们迫切要求贸易，刘便主持于柳州开草市。名曰“草市”，是和两京及扬、益等商品经济较发达的“都市”、边镇中的“互市”相比较而言的，它大多设在商业较落后地区的城郊附近、交通要道、驿站或大的村镇一带，是农村中的一种较大型市场。
实际上草市是最早形成的初级市场，都市、互市均由草市发展而来。自魏晋南北朝时，就出现了一种自发形成的初级市场，即名为草市。到唐武宗会昌年间，李德裕主政，其中一项重大的功绩，就是草市开始普通化了，而且开始定格，一般隔三五日一会，也有隔日一会的，形成了集市，因北方人称为“集”，江南人称为“亥”，岭南人称为“虚”，蜀人称为“核”。与此同时，庙会的雏形也诞生了，集集市、竞技表演、娱神为一体，且发展迅速。刘原在扬州李德裕幕府中时，扬州就已是名盛江南、富庶繁华的大都市，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对扬州都市，刘十分熟悉，他组织柳州草市开市，便是轻车熟路。因其时柳州初开市，还保持着集市的一种原始状态。开市日，附近的农民将生产剩余产品入市交易，只到日中为止，即已散市。尽管如此，这对促进柳州的生产、经济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邸报到京，李德裕为刘的政绩十分高兴，准备调刘回京。适逢会昌五年九月，唐武宗已大多数上朝日不能临朝，朝政多决于宰相李德裕。大臣们都担心唐武宗在君位不久，其中有人便开始窥测时机了，对朝政私下议论也就多起来了，当然也免不了对主政者的评论。给事中韦弘质听到朝臣们的议论，就上疏说：“宰相权重，不应更领三司钱谷。”李德裕奏称：“制置职业，人主之柄。弘质受人教导；所谓贱人图权臣，非所宜言。”唐武宗已不能正常临朝，自然思维已不敏捷，对于两人上言，一时拿不定主意。过了很久，白敏中入宫奏事，唐武宗便将韦、李二人所奏之事问白敏中，白敏中奏道：“宰相领三司钱谷由来已久，却未曾听韦弘质有异议。今其突提及此事，得非其有所图。”唐武宗闻言大怒，立令白敏中拟旨贬韦弘质为柳州刺史。韦弘质自此大恨李德裕。
白敏中知道刘和李德裕私交甚厚，怕韦弘质到柳州后为难刘，便立即去找李德裕，要他调刘回京，李德裕道：“刘乃正义之士，昔仇士良尚奈何他不得，今在柳州大得人心，仅凭同列刺史，又当如何！”白敏中道：“刘半生坎坷，不可使其躲过风雨，再遇雪霜。正因其刚烈，才要避人暗箭。”李德裕点头称是。其实李德裕本要调刘回京，只是不愿示弱于人，免得被人议论因怕韦弘质压制刘，才调刘回京。其实即便白敏中不言，他也要以刘理财有方，而调他入度支，只不过迟时日而已。但正在此时，刘之死的噩耗报进京。李德裕闻讯大哭道：“刘不寿，上天何不佑正人君子哉？痛惜，痛惜！”但他又看邸报中，柳州百姓如丧考妣般痛祭刘，内心才又稍得一些安慰。
原来刘一日骑马巡行乡里路过鹅山，突然从路旁窜出一只狐狸，刘坐下马猛然受惊，直立长嘶。刘不曾提防，摔下马来滚入山涧，当时就气绝身亡，年仅四十四岁。待到亲兵来救时，已来不及了，只得将他的尸体放在马背上护送回衙。沿途群众见刘已死，消息轰然传开。百姓们闻此噩耗，不论远近，男女老少都来哭祭刘，竟至有人哭昏了过去。百姓们纷纷出资，为刘料理后事。刘死于鹅山，因到第七日柳州万民空巷地扶柩，将他送往鹅山脚下殡葬，于其墓前立碑，墓碑上刻“刘贤良墓”。柳州百姓又在其坟墓旁建了一座庙，请乡绅题额曰“刘贤良祠”，祠内塑刘等身真容像，四时八节时时前来祭奠。这是柳州百姓自发捐资继为柳宗元建庙以来，又修建的第二座地方官祭祀庙宇，后人多来凭吊。
柳州百姓葬完刘，已到了会昌五年（845）年末。此时的唐武宗也在咽下他的苦果。他已不能起床，再也不可能到望仙观盼望和神仙相会了。王才人也终未怀孕，他盼王才人生下一子，立其为太子，把王才人扶正为皇后的希望也落空了。唐武宗在“修仙”之路上，本已看到了他人生之路上的生命之灯将油尽灯枯，可他偏偏要相信赵归真的“脱胎换骨”说。他严禁大臣们上言劝阻他服丹药，严禁大臣们再上书要求驱逐赵归真，严禁大臣们阻他“修仙”之路，对此包括李德裕在内的重臣都无能为力。这时，杜牧的一封信，又让李德裕忧闷不已。
却说中国古代星象学自远古以来，就一直不断地观测星象的奥秘及其与人类事务的关系，到了唐代却发生了重要的质变，主要表现为星象学内容地扩大。即在原先单纯的占星术之外，又产生了与算命相结合的星命学而神秘莫测，使星象学的发展达到了顶峰，由此盛极而衰。唐代著名的星象家有李淳风、傅奕、薛等一批人。到了唐玄宗开元年间，又出现了星命学，其将星象学与命理学相结合，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人们公认的星命学为开元间的张果，其著述甚多。星命学的另一个代表人物，就是祖籍印度而定居中国的瞿昙悉达，他所著《开元占经》，是中国古代占星术发展到晚期的集大成者，在中国古代星象学史上占据了无可替代的地位。因之，星命之学在中唐就已风行，不少文人信之不疑，后继者有韩愈、杜牧等。
杜牧不但精通星命学，且懂相面术，他常将二者配合运用，相得益彰。唐代星象学在文人中已较普及，朝廷并不禁止，杜牧因常观天象，将观测结果记录下来，以预测人间祸福。当然唐以前关于星象学的预测结果，都是将星象变化记录下来，待人世间后来发生的变故与其相对应，形成了史书中的“天文志”，两者本无必然联系，而是后人主观的硬性结合，却使部分文人深信不疑，他们再将星象与命理结合，于是便产生了星命学。杜牧也即这样迷恋于此，等到会昌五年，他仰观天象后，老大着忙，但事关重大，他又不得不谨慎处之。后来他思之再三，决定将这些写信告诉李德裕。李德裕接信后，见信中写道：“会昌元年六月二十九日，从一鼓至五鼓，小流星五十余，交横流散。七月二日，北方流星光明照地，东北流星有声如雷。九月癸巳，荧惑犯舆鬼。闰九月丁酉，荧惑贯鬼宿；戊戌，在鬼中。十一月六日，彗现西南，在室初度，凡五十六日而灭。其夜，上方大流星光明烛地，东北流星有声。二年六月乙丑，荧惑犯岁星。丙寅，太白犯东井。其夜，荧惑苍赤色，动摇于井中，至八月十六日，犯舆鬼。五年二月五日，太白掩昴北侧，在昴宿一度。五月辛酉，太白入毕口，距星东南一尺。八月七日，太白犯轩辕大星。”
“会昌三年二月庚申朔日蚀，四年二月甲寅朔日蚀，五年七月丙午朔日蚀。”
看完后，李德裕见杜牧只将观测到的星象列举，却不加一言论述，他深知其意。因深知李德裕的杜牧，知道李德裕虽不十分精通星命学，但他上知天文，下晓地理，更不用说理人情、懂军事了，见到此信，必能明其用意。凭二人的相知，李德裕已明白杜牧先列星象变异，主要预示人世间的战事、水旱等灾，这已成为过去之事，不足为奇，但杜牧的主要用意在于关于日蚀的记载。因星象学把人君比做太阳，故有关太阳的变异，往往应到人君身上。而杜牧所言从会昌三年至会昌五年，年年发生日蚀，这和京中所见天象相同，这些大约是杜牧经过测算，又和京城发生的天象所印证而得。他知道杜牧的意思是，天象预示唐武宗不豫。其实，这对李德裕来说已不是什么秘密，连大臣们都知道唐武宗将不久于人世，可中宫虚位，太子不立，一旦唐武宗撒手人寰，由谁来即位？而唐武宗却坚信他脱胎换骨后，必永生长寿。如有人敢出面上奏要唐武宗预安排后事，必获咒君主死之满门抄斩之罪，且于事无补，大臣们何人敢言？除非唐武宗明白自己的处境，召大臣们商议。否则，纵有大臣敢冒死进谏，又怎能到达身处禁宫的唐武宗病榻前？对此，李德裕也日夜心焦，却一筹莫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