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迪默在《唉，我真伤心》这篇小说中，把非洲人的穷苦家庭看作是社会制度的牺牲品，把家庭成员的苦难看作是社会一定集团的苦难。她在短篇小说《宠儿》中，用非常朴实而真诚的文笔描写了非洲人听差格来德维尔及其家庭的命运，他为了挣得一块面包糊口，不得不远离自己的故乡尼亚萨兰到南非共和国来当差，他如果放弃这份工作返回家园，他的妻子和儿女就得活活饿死。在《星期五的足迹》中描写一个下层白人妇女在某偏远地区的生活及其不幸的婚姻，作者用平淡、舒缓的语言节奏，娓娓道来，不仅使故事透露出哀伤，而且十分动情，令人久久思索不已。在《士兵的拥抱》中，描写一向支持黑人解放事业的白人知识阶层虽然正直无私，但终因无法理解黑人领导层在独立后必然面临的种种新问题而与其产生微妙的隔膜。在《城里和乡下的恋人们》中，作者以尖锐冷峻的笔触描绘了种族歧视制度对人性的严重扭曲。这些作品均从不同的侧面描写了南非的现实。
戈迪默作为一位现实主义作家，作为一位短篇小说创作的能手，她以高超的艺术技巧，敏锐而冷静的观察，朴实而真诚的文笔，从不同角度忠实地反映了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下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种种社会问题。她的短篇小说以心理描写见长，注重描写人物内心的感受和情绪上的变化，通过人物性格的描绘，透视出深刻的内容。她擅长以辛辣的笔触刻画出南非种族社会的畸形现象，指出南非黑人受到的种族歧视和奴役以及他们的民族情绪的高涨，特别是通过描写种族隔离制度造成的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心理隔膜，控诉了这种制度对人们心灵的毒害和扭曲。她对南非黑人和正直的白人如何亲密无间的和睦相处、共同生活下去深为关切，并试图找出改变现状的道路。戈迪默本人对于黑人解放事业的态度也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的，有一个从“同情者”到“朋友”，到加入其中而成为“战士”的过程。戈迪默曾说过：“我并不是专门写种族隔离制度，而是写碰巧生活在那种制度下的人的。”从人出发，从维护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出发，从人道主义出发，正是从这种意识出发，使她在自己的作品中严厉抨击种族隔离制度，肯定和歌颂人与人不分肤色的平等与友谊。
三、挑战种族隔离制度
戈迪默生来敏感正直，加之南非的动荡现实，使她一开始自己的创作生涯，就勇敢地投身于南非反种族斗争的行列中。她的每一部作品都与南非的现实密切相关，展示了南非种族隔离制度所带来的普遍恶果，生动而深切地反映了生活在南非的黑人与白人的种种苦恼，以及他们为种族歧视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她的早期作品贯穿着一种社会人道主义精神。在她看来，种族隔离制度不仅否定了占南非人口多数的黑人的基本权利，而且毒化了全部人际关系，使得处于统治地位的白人种族中的大多数正直成员也无法正常地生活。
戈迪默在1953年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说谎的日子》（又译作《飘渺岁月》），描写一个白人少女在她成长过程中，逐渐认识了社会现实，执意要打破矿工社区中的一些繁文缛节和种族歧视的禁忌，主动和不同肤色的人打交道，因而在当时的社会中处于四面楚歌的地位。小说揭示了现实社会种族制度对人的情感的严密控制，谴责了南非国民党“新政府”自1948年以来推行的强化种族歧视政策的做法。
这部小说在美国一出版，立即受到了好评，当时的《纽约时报书评》把它称颂为“成熟、洞悉人性，笔法不做作、不陈腐，具有独特性，写得如弗吉尼·伍尔芙作品一样美好”。还有的书评家把她同著名的南非作家阿兰·佩顿相提并论，一部处女作就受到了这样的称颂，这实在是很少有的。
1958年，戈迪默的第二部长篇小说《陌生人的世界》出版，由于这部作品的真实性和它动人的艺术魅力，它一问世，便引起了人们的注目，从而具有特殊的意义。这部小说是通过一个名叫托比·胡德的英国白人青年临时到约翰内斯堡办事，为了找房子，首先通过母亲给他的介绍信结识了金矿百万富翁哈米什·亚力山大和玛丽恩·亚力山大夫妇。这对夫妇的家就是位于约翰内斯堡郊区的、名为“高府”的豪华庄园。通过与这对夫妇的结识，托比就能经常出入于“高府”，并涉足于约翰内斯堡的白人上流社会。后来在约翰内斯堡的生活中，他又认识了一个丈夫是印度人的名叫安娜·卢弗的女律师，安娜由于在法院中为了保护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的利益而进行辩护和斗争，因而与自己的家庭脱离了关系，她为人热诚，有头脑，有知识，她的这种精神吸引了托比。后来，安娜又把托比引进了黑人解放运动活动分子们的圈子。由于有这两方面的朋友，托比既能经常出入于“高府”的白人上流社会，又能经常出入黑人居住区索菲亚顿。托比在约翰内斯堡居留期间，清楚地看到了南非白人世界与黑人世界令人触目惊心的巨大差别，相互之间有着天渊之别。在白人庄园里，有的是数不尽的锦衣美食，豪华场面，而在黑人居住区里，则到处看到的是“肮脏的黑孩子们，衣衫褴褛，结着鼻涕壳”，这些黑孩子，一看到白人来了，就“好像一些蟑螂”一样地四散而逃。
戈迪默在《陌生人的世界》这部作品中，匠心独运，创造了托比这样一个局外人，用他的一双眼睛客观地观察到在南非确实存在着两个截然相反的彼此戒备、互相仇视的“陌生人的世界”。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南非，托比亲眼目睹了那里的白人完全不把黑人当人看，当白人矿主们发现在黑人村民居住的一块土地上有铀矿时，立即让当地政府把整个村子的黑人驱赶出自己的家园。由于戈迪默在这部小说中借托比这个人物明确无误地揭示了南非黑人世界的极度贫穷与白人世界的极度奢华的反差，以及白人与黑人之间完全可以亲密无间的相处的事实，严厉抨击了种族隔离制度的残酷与荒谬，触到了南非统治阶级的痛处，这在50年代思想禁锢的南非，无异于盗取天火传播到人间，因此《陌生人的世界》被查禁达十年之久。
20世纪50年代末，戈迪默漫游非洲大陆全境，她的足迹曾经到过埃及和当时的比属刚果，即后来独立后的扎伊尔。当时正是非洲各殖民地国家族解放斗争开展得如火如荼的时代，她此行感触良深。因此，这次旅行使她更清楚地认识到，决定非洲大陆历史命运的是占人口大多数的黑人，而不是少数白人。而回顾自己的祖国，南非共和国，由仅占全国人口15%的白人统治占人口85%的黑人的现实，使她深深感觉到作为一个有良心的白人作家责任的重大，因而更自觉地投身黑人解放事业的斗争。
戈迪默的第三部长篇小说《恋爱时节》发表在1963年，作品通过一个黑人青年与一个白人女子相爱而不能冲破种族歧视的樊篱而不得不分手的悲惨结局，指出了畸形的，反人性的南非种族隔离制度是不同肤色人际关系遭到扭曲的根本原因。
1966年，戈迪默的长篇小说《逝去的资产阶级世界》发表，由于当时非洲大陆民族解放运动高涨、过去的殖民地纷纷宣布独立，作者顺应时代潮流，通过描写一个年轻的白人少妇虽然在白人社会中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但由于种族制度造成的现实社会中的动荡不安，使她终日忧心忡忡，时时刻刻都感受到一种无助和不安的心理状态。作者指出了南非白人在南非想主宰一切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决定历史命运的是占南非人口大多数的黑人而不是少数白人，南非白人应改弦更张，从思想上割断与欧洲以及过去殖民主义的联系，才能结束当前社会丑恶的现实，使南非有一个新的未来。这种深刻犀利的一针见血的批判，从根本上动摇了种族主义统治的根基，加之当时白人中的许多大学生、知识青年、左翼学者都希望能与黑人合作掀起一个反种族隔离制度的高潮，青年和学生的热忱引起了中产阶级家长的担忧，因而导致这部小说被查禁了12年。
四、对新时代的预言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非洲黑人民族解放运动进入高潮，许多过去的殖民地已经宣布成为了独立的国家，当地的黑人当家做了主人，而在南非共和国国内，白人政权为了巩固其统治，反而加剧了白色恐怖，在这种内外“大形势”的影响下，戈迪默的创作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她在《基本姿态》一文中曾经说过：“任何一个作家，只要他生活在受歧视受压迫的人民之中，只要他周围的人群由于种族、肤色、宗教的原因而被打入另册，就都会听命于时代，感受到大形势在他的内心唤起的道德使命。”戈迪默置身于非洲大陆发生的这种轰轰烈烈的非殖民化的大形势下，她的创作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首先在创作手法上，她不再满足于直接地、逼真地去描写现实，而是采用了一种被评论家们称之为“预言现实主义”的手法。她的作品的内容也大都涉及到重大的政治题材，如南非白人共产党的地下斗争、南非黑人的革命斗争、内战以及建立新南非应走的道路等等。并且作品的故事背景也不像以前仅仅局限于南非共和国内，而是扩展到了非洲大陆甚至欧美其他国家。小说中发生的时间也由描写南非的过去、现在延伸到未来。后期的作品更明显地对南非未来的发展带有完全预言的成分，这也间接说明了戈迪默对南非共和国未来命运的焦虑以及她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