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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图腾崇拜心理

在远古时代,人类和自然界的动物之间关系就十分密切。我国有很多狩猎民、游牧民及农耕农,在很长的历史当中都分别和有关的禽、兽、鱼、虫形成了密切关系,并对其中最有影响的动植物加以崇拜。所谓图腾崇拜,是原始社会母权制时期氏族或胞族的信仰:特定氏族或胞族的人们把某一植物或动物或无生物视为本群体的祖先,同时又是他们的保护神。图腾崇拜,是以图腾观念为标志的原始社会早期的宗教形式之一。图腾崇拜的基本意旨正如英国学者弗雷泽所指出的:“图腾是野蛮人出于迷信而加以崇拜的物质客体。他们深信在图腾与氏族的所有成员中存在着一种直接和完全特殊的关系。……个体与图腾之间的联系是种互惠的联系,图腾保护人们,人们则以各种方式表示他们对图腾的敬意。”由此可见,图腾与共同体的血缘关系,人与人们的生产方式、思想信仰紧密结合在一起。

1900年,法国学者、人类学家雷纳克在其《图腾崇拜的规划》一书中,对图腾的意蕴作过12点归纳。这一归纳虽然只涉及图腾动物的崇拜,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图腾崇拜的基本特点:

禁止杀害或食用某种动物,可是,此种动物却可个别地饲养和照顾;

某种动物因意外而死亡时,它将像其他族人的死亡一样受到哀悼和埋葬;

在某些情形下,禁食的禁制只局限于动物身体的某一部分;

当某种通常已被赦免的动物,由于事实需要而必须加以杀害时,则常须举行请求宽恕的仪式,同时,制造了不同的技巧和藉口来试图减轻破坏禁忌(也就是指此种谋杀)后所可能遭受的报复;

当动物被用为某一种仪式典礼的牺牲时,它将得到庄严的哀悼;

在某些庄严的场合和宗教仪式里,人们披上了某种动物的皮革。在此情形下,图腾崇拜仍然存在其作用,因为,它们是图腾动物;

部落和个人采用了动物的名称——即图腾动物;

许多部落在他们的军旗和武器上画上动物的形态,人们将动物的形态绘列到身体上;

如果图腾是一种令人害怕或危险的动物,那么,他们深信在部落以它为名的人们能够免于遭受痛苦;

图腾动物能够保护和警告它的部落族;

图腾动物能够对部落内的忠贞族人预言未来并作为他们的领导;

在图腾部落内的人民常深信他们和图腾动物之间乃是源自相同的祖先。

图腾大概可以分为三类:部落图腾,即整个部落的族民都具有相同的图腾,它们是一代一代遗传下来的。性图腾,在一个种族中的所有男性或女性共同拥有的图腾,它通常只包括同一性别的人在内。个人图腾,仅属于某一个人的图腾,它不再具有传递性和连续性。

雷纳克的归内并没有从本质意义上对图腾崇拜给以证明。从最初始的阶段来考察,图腾崇拜是自然崇拜与灵魂、祖先崇拜交替、交织过程的产物。当人们由遍祭大量的自然物,转向众多崇拜对象中选出某些具有代表意义的东西作为主祭对象,作为神明而敬之的过程中,有灵魂观念的出现、祖先意识的萌发,于是,原始人便把那些与自己生活最密切、联系最稳定、依存历史最长久的自然现象,特别是动植物,虚幻地作为自己的祖先、亲缘对象而崇拜。并在有些氏族或部落中,开始以这些事物作为本氏族或部落的名称和标记。

按照普列汉诺夫的说法:“图腾崇拜的特点就是相信人们的某一血缘联合体和动物的某一种类之间存在着血缘关系。”即原始人认为某种动植物或其它自然物是本氏族的祖先,两者存在着血缘关系。

1885年,罗伯特逊·史密斯在其研究阿拉伯人和闪族人的宗教的著作中主张图腾崇拜是一切宗教的起点。弗洛伊德在心理分析的基础上发展了图腾崇拜的观点,他不仅认为图腾崇拜是一切宗教的起源,而且认为是一切文化、道德和社会组织的起源。杜尔凯姆的名著《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但是他又把图腾崇拜与巫术结合起来,把此二者的混合物视为人类宗教的起源。

图腾是不同婚姻集团和氏族的标志,是与氏族制度一起形成的。民族学的大量资料有力地证明,图腾崇拜是最原始的制度性的宗教崇拜活动。迄今为止,考古学和人类学资料还没有提供早于图腾崇拜而存在的任何宗教形式的可信证据。

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图腾崇拜观念的巩固和发展产生了大量的理论,文·金涅普在他的《图腾问题的现状》一书中,列举了大约40种理论,而这还不是当时所有的全部理论。从那时候起,又产生了许多新的理论,对图腾崇拜课题进行了各种深入研究,使人们对图腾崇拜有了更多的认识和理解。

图腾崇拜的起源及发展

“图腾”一词,源于北美印第安人奥季布瓦族方言“ototeman”,意为“他的亲属”或“他的图腾标记”。原始人类相信,各氏族出自各种特定的物类,大多为动物(哺乳类、爬行类、鸟类、鱼类、昆虫),其次为各种植物,少数为其它无生物(如石头、长虹、星光、雷电等等)。图腾物本身大都不是直接崇拜的对象;按照神话思维而刻制的图腾柱,一般都树立在村头或家宅门前,也只作为氏族或家族的图腾标志,而并不对之膜拜。图腾观念,可以看作是原始宗教的萌芽形态。

图腾崇拜的起源问题,可以从唯物论理论、社会学理论、经济学理论、心理学理论四个方面加以阐述。

唯物论的理论

秘鲁印加人后裔加西拉索·德拉维加在17世纪撰写了一部本民族史,他似乎早已将自己所认为的那些图腾现象的起源,归因于氏族对运用姓名将他们自己彼此加以区分的需要。基恩认为,图腾的个体、家庭和氏族用来作彼此区分的“纹章”(heraldic badgds)。麦克思-缪勒再次表达这一相同的观点:“图腾是氏族标识,后来是氏族族名,后来又是氏族祖先的姓氏,最后才成为氏族崇拜物的名称。”皮克勒(Julius Piker)后为撰文宣称:“人类需要为社团以及为个体,找到一个可以保存在记载中的永久性名称……。因此,图腾崇拜并非产生于人们的宗教需要,而是产生于他们实际的日常需要。图腾崇拜的核心——以图腾命名——是原始书写技术的结果。就其本质而言,图腾正像一个易写的象形字。然而,一旦未开化人拥有了一种动物的名称,他们接着就会形成与这一种动物有亲缘关系的念头。”

斯宾塞(Hebert Spencer)同样也认为,起名是图腾崇拜起源中的决定因素。他论证说,特定个体的个人特征引起了以动物起源中的决定因素。他论证说,特定个体的个人特征引起了以动物来为他们起名的念头,正是以这样的方式,他们获得了一个将传至后代的美名的念头,正是以这样的方式,他们获得了一个将传至后代的美名或绰号。由于原始言语的含糊其辞和晦涩难懂,后人竟将这些美名或绰号真的当做与动物一脉相承的证据了。由此可见,图腾崇拜乃是一种被误解的祖先崇拜形式。

艾夫伯里(Avebury)勋爵对图腾崇拜的起源也做了极其相似的阐述,但并没有一味强调“误解”这一因素。他说,如果我们想对动物崇拜做出解释,我们则决不可忘记人类是多么频繁地假借动物之名,一个叫“熊”或“狮”的人的子女和追随者们自然会将他的名字视为族名。就这样,人们“开始是带着兴趣,然后是带着尊重,最后则带着敬畏”来对待这种动物。

菲森对图腾名称是从个体姓名派生而来这一观点,做了几乎无可争辩的反驳。他以澳洲为例,表明图腾总是“群体的标志,而非个人标志”。不过,即使不是这样的话,即使图腾确实最初是个体姓名的话,它也不可能被传递给他的孩子,因为图腾是通过母系传承的。

此外,我到目前所讨论的这些理论显然是不充分的,它们也许可以解释得了原始民族为其氏族取个动物的名的事实,却决计解释不了这一命名法则,即图腾体系的重要性。在这一组中,最值得注意的理论是朗格提出来的。虽然他也将起名视为问题的核心,但是他同时又提出两个有趣的心理学因素,并可能认为因此更可以最终解决图腾之谜了。

朗格认为,氏族如何获得自己的动物名称一开始是个无关紧要的问题。然而到了后来,他们某一天忽然意识到,他们叫着这样的姓名,却说不出何以然。姓名的来源已被忘却。因此,他们就在图凭借推测来得到一种解释;由于他们深信姓名极为重要,所以他们决心要将图腾体系内的一切观念都考虑到。原始种族并不像我们一样,将姓名视为无关紧要的约定俗成之物,而是十分重视的。他们认为,人的姓名是其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还可能是灵魂的一部分。原始人和某一动物拥有相同的名,这一事实必然会使得原始人做出这样的假定,即自己和某种动物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而重要的联结纽带。他们认为唯一可信的就是血缘纽带。“只有这么三种东西——一组来源于不明的动物名称;对一切同姓名(或名称)的人或兽彼此间有一种超验的联结的信仰;以及对血的迷信的相信——在一切图腾信条和实践(包括族外婚)的兴起中,是不可或缺的。”

朗格的理论可分成两个部分。其中的一部分是从图腾具有动物名称这一事实出发,将图腾体系作为一种心理必然性来进行探索的。它的基本前提是,这些名称的来源已被忘却。但一部分则试图解释这些名称到底是如何产生的;正如我们所见,这部分理论与第一部分的理论相比,性质不同。

朗格的这第二部分理论与其他的、我称之为“唯名论”的理论相比,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彼此区分的实际需要使得不同的氏族都采纳了不同的称号。这种“由外族起名”的观点,正是朗格理论的独特之处。以这种方式所取得的名称,是借用了动物的名称,对这一事实已无须赘言。况且,在原始时代,他们也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这是侮辱或嘲讽。再说,朗格也列举了为数不少的后世例子来说明,由外人主要是为了嘲讽所起的名称,都被接受了,并且被乐意地采纳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名称的起源已被忘却。

社会学的理论

雷诺虽然在后来的祭礼和惯例中找到了图腾体系的残迹,但总是仅赋予这种源自图腾的因素很小的意义。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很自信地说,在他看来,图腾崇拜不过是“社会本能的一种过度膨胀”。杜克海姆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说,图腾是有关种族中社会宗教的可见代表:它是社会的体现,而社会正是他们崇拜的真正对象。

人们一直在力图找到一个更确切的依据,以说明在图腾习俗的形成中社会本能的作用。哈敦假设,每一原始氏族原本是以某类动植物为主,也许是以这种特定的食物做买卖并与其他氏族进行交换。因此,这一氏族就必然以这种对它有着重要意义的动物的名称,闻名于其他的氏族。同时,这一氏族也一定会变得对该动物尤其亲切,并对它们产生一种特殊的兴趣,尽管这种兴趣的心理动机不过是人类最基本、最迫切的需求——饥饿。

弗雷泽在“英特祈玛”仪式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理论,好歹表明了阿龙塔社会制度的原始特征。不过,在杜克海姆和朗格提出的相反观点面前,这种断言就有些站不住脚了。恰恰相反,阿龙塔是澳洲中部发达程度极高的一支,代表了图腾崇拜瓦解中而不是发端中的一个阶段。那些神话令弗雷泽如此痴迷,是困为它们与当今一统天下的那些情形形成对照,强调食用图腾以及同一图腾的人们彼此通婚的自由——这些神话很容易被解释为充满欲望的幻觉;和黄金时代的神话一样,这些幻觉也被投射于流光岁月。

心理学的理论

“万物有灵”的信仰导致了原始图腾观念的产生。接照心理学的解释,原始先民之所以要把动物、植物作为图腾,是将图腾视为一种灵魂的避难所,可以使灵魂免于受到伤害或威胁。当将灵魂托付于图腾后,即认为可以免于外来的危害,基于这一点,就自然必须避免做出任何伤害图腾的行为。因为无法确定图腾动物里的哪一只是为其灵魂所寄托,因此就将保护对象扩大到同一种类的所有动物。荷兰人威尔肯不赞同这种观点,而是将图腾观和灵魂轮回学说相连结,认为是“由死人灵魂所投胎的动物变成了亲族,同时,像祖先一样受到尊敬。”同时,也有人依据最原始的图腾是动物,最早的图腾动物是一种灵魂动物(如鸟类、蛇、蜴晰和鼠类,这些动物被认为是塞纳人死后灵魂的地方。因为,这些动物能够很敏捷地行动或轻巧地在空中飞翔,或者它们能够对人示警等等。)而认为图腾观念与灵魂的信仰有关。

弗雷泽的第一个心理学的理论形成于他了解了斯宾塞和吉兰的考察报告之前,并建立在相信“外在灵魂”的基础之上。根据这一观点他认为,图腾代表了一个安全的避难所,灵魂可以在此寄放,以躲避殃及它的危险。原始人将其灵魂托付给自己的图腾之后,自已就会刀枪不入,所以他自然不会损毁自己灵魂的容身处。然而,由于他不知道自己的灵魂寄居在同一种系的哪一种图腾动物身上,那么他不伤及该种系的全部动物,这是合情合理的。

弗雷泽后来放弃了关于图腾崇拜源自于灵魂信仰的理论;他在了解了斯宾塞和吉兰的考察报告之后,采纳了社会学的理论。然而,他自己也意识到导致他得出第二个关于图腾崇拜的理论的那种动机过于“理性化”了,它其实已暗含了一个极度复杂、不可再被称为具有原始性的社会组织。此时,在他看来法术合作社会是图腾崇拜的果实而非种子。他试图寻找某种比较简单的因素,即这些结构背后的某种原始迷信,并从中去追溯图腾崇拜的起源。最后,他终于在阿龙塔人的那个奇怪的怀孕故事中,找到了这一原初因素。

我在前面已解释过,阿龙塔人抹杀了性动作与怀孕间的关系。当一位妇女感到自己是妈妈的那一刻,一个一直在离这位妇女最近的、亡灵云集在图腾中心里等待托生的灵魂,钻入了她的体内。她将生下这个原为灵魂的孩子,孩子将和在同一中心等待托生的所有灵魂一样,拥有相同的图腾。这种怀孕理论无法解释图腾崇拜,因为它预设了图腾的存在。不过,让我们再往回跨一步并假设,本来这位妇女就相信在第一次感到自己是位妈妈的那一刻,脑海中所浮现的动物、植物、石头或其他什么东西真的会设法进入她体内,并于后来以人形降生。那样的话,人与其图腾间的同一性将在母亲的这种信念中找到一个事实性基础,其余所有的图腾习俗(族外婚除外)也都与此信念相一致。一个人将拒绝食用这种动物或植物,因为这么做也就等于是在吃他自己。然而,他会出于某种原因偶然在食用其图腾时以某种礼仪形式分得一羹。这样他就可以加强自己与图腾的认同,而这正是图腾崇拜之精髓。里弗斯对班克斯群岛的土著人所做的某些考察结果似乎证实,人类与其图腾间的直认同是以一种类似的怀孕理论为基础的。

因此,图腾崇拜的终极源泉是蒙味人对人和动物繁殖后代的的过程一无所知,尤其是对男(雄)性在受精过程中的作用一无所知。这一无知一定是由受精时动作与孩子的出生(或对胎动的首次知觉)间的漫长间隔造成的。因此,图腾崇拜是女性心理而非男性心理创造的:其根基一定在于“孕妇的病态幻觉”。确实,在女人一生中的这一神秘时刻,当她首次知道自己要做妈妈时,能深深打动她的任何事情都极易被她认同为自己体内的孩子。这种母亲的幻想极为自然,也似乎非常普遍,算得上是图腾崇拜的根基了。”

弗雷泽理论中这第三个理论的一个主要不同观点,与用来反对他的第二个理论(或曰社会学的理论)的那个观点完全相同,阿龙塔人似乎离图腾崇拜的发端相去甚远。他们对父性(paternity)的否定似乎并非出于这种原始的无知;在一些方面,他们也利用着父亲遗传。他们牺牲父性,似乎只是以为这样就能光耀自己祖先的灵魂。他们将处女受孕的神话扩展为一种普遍的怀孕理论;但这一点还不足以说明,为什么人们会认为,他们竟和基督神话起源时代的那些古老民族一样,对制约受孕的那些条件一无所知。

关于图腾崇拜起源的另一个心理学的理论,是由荷兰人威尔肯提出来的,这一理论将图腾崇拜与灵魂轮回的信仰联系了起来。“人们偏信死人的亡灵在其体内得到托生的那只动物,变成了族民、祖先,并受到同样的敬重。”然而,轮回的信仰似乎更可能来自于图腾崇拜而不是相反。

还有一个图腾起源理论是由一些杰出的美国人类文化学家,如博亚士(Franz Boas)、希尔-托特(C.Hill-Tout)及其他一些学者所提出。这一理论以对北美印第安图腾氏族的考察强果为依据,强调图腾原本是一位祖先的守护神灵,他得于梦并将其传给了自己的后代。我们早已领教过,要得出图腾是由个体传承这样的观点,该有多么困难;除此以外,来自澳洲的证据也丝毫佐证不了图腾源自守护神灵的理论。

我们要讨论的心理学的理论中最后一个由冯特提出。它以两个事实为依据。“首先,原初的图腾以及后来最常见的图腾是动物;其实,最早期的图腾就是灵魂动物。”灵魂动物(如鸟、蛇、蝎、鼠)都是灵魂合适的栖身之处。由于灵魂的行动快捷、飘荡于大气之中,并具有其他一些非凡品质,所以它们一旦离开了人的躯体,极有可能产生攻击或引起恐慌。图腾动物正是由“精气灵魂”(breath-soul)向动物转形而来。因此,在冯特看来,图腾崇拜与神灵信仰,即泛灵论有着直接的关系。

经济学的理论

图腾观念的形成,多是生活依赖对象的经济价值以宗教的方式在意识中的历史沉淀。远古人类是在超现实观念的支配下,才产生了相应的图腾物,以保证基本食物来源和人身不受到经常性的危害。图腾崇拜的起源除在本质上起因于经济关系外,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些社会的实际需要。

在虚幻地相信自己和各种植物、动物有着亲属关系的原始人的意识里,反映了由图腾崇拜所产生的各种现实的、必须执行的需求。如,在澳大利亚的704种图腾中,有56种是自然现象或是与动物无关的事物,如风、太阳、水等等。这种与大多数图腾是以动物为崇拜对象的矛盾,反映了图腾崇拜的产生和各种现实的、必须执行的要求。澳大利亚图腾崇拜中的现象,实质上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社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各个狩猎集团之间的劳动分工已经更加发展了,“手工业技术”产生了,有些集团获得了在澳大利亚沙漠中极为稀少的水,另一些则得到了制造工具和武器所必须的石头。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呼风唤雨和召请太阳的新的需要。整个图腾崇拜的目的,在于证实现有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而在这些理所当然的需要之后,反映的仍然是经济关系的实质,及由经济关系所决定的社会关系。

关于图腾崇拜起源于经济关系的观点,许多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者,都十会肯定经济因素的实际作用。例如,卓姆略写道:图腾组织的目的是调整财产的转移;天主教僧侣史密特写道:在交换过程中所成的经济关系,往往是神话的基础(这里的神话指图腾崇拜);海顿也指出食物的获得与交换的作用。然而他们的一些理论基本上是唯心的,有时是本末倒置的,其中的主要表现是忽略生产,而只说分配、流通和交换。

从图腾物上,也可以清晰地看到经济关系的决定作用。

图腾崇拜的发展及实质

原始人类崇拜的图腾既可以是无生命的自然物,也可以是有生命的动植物,一般以动物作为图腾的居多。也有的将动物躯体的一部分作为图腾的。如,袋鼠腰子上的脂肪和负鼠的尾巴。这种图腾的存在,说明了图腾集团的数量很大,而动物品种却极度贫乏。特别是在植物非常少的地方,禽兽成了主要的生活资料,所以大部分的图腾都是动物。可是在赤或热带地区,植物非常丰富,所以人类把自己比作植物而不比作动物。而在马六甲半岛的矮黑人又相信,他们的灵魂和动物的灵魂都起源于植物。如他们认为鱼的灵魂起源于海带。

摩尔根在他的《古代社会》中,曾举出易落魁人的氏族,特别是塞讷卡部落的氏族。这个部落内有8个氏族,都以动物的名称命名:狼、熊、龟、海貂、鹿、鹬、苍鹰、鹰。而中国则有商族以某种鸟作为祖先图腾的,如在《诗经·玄鸟》中记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在所有这些图腾崇拜中,人们最为贯注的、投射最多的是对本民族、本祖先的崇拜情感。

图腾崇拜在灵魂,祖先崇拜的过程中逐步演化,最终脱离自由崇拜。由于部族是由氏族融合而成,所以,部族的图腾是由融合为部族的各氏族的图腾演化、综合而成。而部族的图腾作为对氏族图腾的综合,就越来越远离真实的自然物了。作为虚幻的图腾,它仅仅是部族标志的存在物,与各种构成它的本来的自然物已失去了真实的联系。并将这种部族的图腾,当作大家共同祖先的名字和象征去敬重。到后来,图腾就只具有被崇拜的原始祖先的象征意义了。

以我国著名图腾龙凤为例,就是经历了上述的演化过程。龙是以蛇身为主体综合各氏族的图腾物而成。它综合了兽类的四脚,马的毛,鬣的尾,鹿的脚,狗的爪,鱼的鳞和须。凤也如此,《注文》中指出:“凤,神鸟也。无老曰,凤之象也:鸣前麟后,蛇颈鱼尾,鹳颡鸳腮,龙文龟背,燕颔鸡喙,五色备举,出于东方君子之国。”

最终,人们崇拜的只是由图腾物所标志的民族祖先,而并非构成图腾的自然物本身。

图腾崇拜实质上是原始的自然崇拜和原始的祖先崇拜相结合的崇拜。在氏族形成过程中,原始人的思维能力还不能把自己和周围的自然界区别开来,还完全不了解男女交合的生殖作用,当基于氏族相互区别的需要而探索本氏族的起源时,就很自然地追溯到与他们生存最关切的周围的动植物身上,从而把图腾作为自己的“祖先”。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澳在利亚土著所崇拜的并不是图腾动物本身,而是与这种动机共有的“祖先”,一种半人关物的幻想物。对于现存的图腾植物他们视作兄弟,父亲等。有些部落的人把自己当作图腾动植物,并模仿它们的姿态和形状,如北美西北海岸的海达人,身上剌着图腾动物形象的花纹、服饰、绘画、雕刻均有图腾标记,以此来体现他们就是图腾动物的化身。

澳大利亚土著人不仅认为人与图腾动植物是同类,人的灵魂与图腾祖先灵魂也是一回事,没有个人独立灵魂的概念,而是一种和图腾紧紧相联的集体灵魂概念,是氏族血缘集团关系的缩影,且和物质形式不能分开。

综上所述,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对图腾崇拜的产生和发展起了一定作用,随着人的思维能力和想象能力的加强,这种崇拜心理更加复杂和精细了。

图腾崇拜心理机制和功能

从对图腾崇拜心理的研究中可以发现,图腾所代表的意义及功效,不但是一种宗教信仰,同时也是一种社会结构。就宗教信仰方面来说,人们对图腾具有出乎自然的尊敬和被保护的关系;就社会观点来说,图腾不仅代表着同族内各族民间的相互关系,同时也划分出了与其他部族之间应有的关系。那么,图腾崇拜从其产生的时候起,具有哪些心理机制呢?也就是说,尊奉的图腾远古先民们,在图腾崇拜的过程中心理规律如何呢,又有哪些心理功效呢?

无疑问的,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图腾崇拜似乎仅仅是一种迷信行为,然而从历史发展、人类思维和心理发展的角度来看,图腾崇拜的心理机制和心理功能是相当巨大的。

图腾崇拜本身体现了一种思维的抽象和宗教的过滤

由于生产力的缓慢进步,人类生存空间的拓宽,使人们接触、开发和利用的自然逐步增加。在宗教中,被人们崇拜的自然对象也相应增加。然而,无论就人的情感敷衍,还是就祭祀活动的具体实施而言,日益增多的与生存直接相关的自然物,使人们不胜敷衍的祭祀。这就使人类由遍祭大量的自然物,转向在众多的崇拜对象中选出某些具有代表意义的作为神明而敬之,作为主祭对象。到了这一历史的关节点,自然物,尤其是动植物经过思维的抽象和宗教的过滤之后,就形成一种特殊崇拜或个别崇拜,即对腾物的崇拜。对于这种转变,中国古文献中的记载是并不罕见的。如《礼记·效特性》疏引《孝经》记:“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广博,不可遍敬,封五土以为社。稷者,五谷之长。谷物众多,不可遍敬,故主而祭之。”

如淮阳地区有这样一个传说:在很早以前,西北有一个华胥之国,当地有一条雷河,发源于雷泽。在雷泽中住有雷神。雷神经常发怒,一旦怒气发作,就带一巨鼓到天上敲打,从而导致雷雨大作,河水泛滥成灾,人畜大量死亡。当时有一位美丽的华胥姑娘,为了拯救人民于水火,历尽千辛,到了雷泽,为雷神引入宫中。姑娘问:“诸神都在天上你为何在地上作孽?”雷神并没有生气,对姑娘说:“我可以上天,但请你陪伴。”姑娘答应了,一起来到天上。从此风调雨顺,天下安宁,五谷丰叫,六畜兴旺。华胥生了一男孩,人首蛇身,但她十分想念父母,就把男孩放在葫芦里,让雷河水把葫芦漂走,华胥的父母正在下游捕鱼,发现了葫芦,并辨认出葫芦里坐的男孩就是自己的外孙子,命名伏牺(即葫芦)。伏牺长大后随外公打渔、种田,他还有沿建木(树)爬上天的本领。

这个传说由于是世代相传,艺术加工的成分已经很大。但是透过后人的艺术加工,仍可以看到这传说主要说的是女祖先(华胥)与图腾(雷)感生交媾的内容。

因此说,这个传说一定来源很早,可能源于母系氏族时代,与图腾崇拜是密切相关的。这个传说将图腾集中于“雷”上,自然是远古人类思维的一种抽象,即将众多图腾集中于某一种图腾上的极为原始,极为简单的人类抽象思维能力,也就是从众多中挑选出一种的原始抽象思维能力。同时从此传说也可以看出,信奉“雷”作为一种图腾,并引出他们生的孩子是“人首蛇身”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宗教过滤的结果,即这是一个以信奉、崇拜雷为图腾的氏族宗教观念的反映。

图腾崇拜是维系氏族团结的精神力量

图腾崇拜内含着深刻的社会文化意义。图腾崇拜由于受共同体的血参关系制约,又与人们的生产方式、思想信仰是紧密结合在一起,因此,它是维系氏族团结、凝集体内部意志的一种精神力量。作为人类感知事物的特殊表现,图腾则是信奉者对自己、自己的共同体与生活环境及其物产不解之缘的珍视和笃信。相传我国云南布朗族在传统中则视竹鼠为父母灵魂的标征物,对其十分敬畏,常退避三舍。后来虽开禁而捕食,但捕食前要在村寨的禁忌日举行祈祷,再将竹鼠切碎分给每户一小点,让人带回去先祭家神,以为这能给各家送去吉祥。在图腾的社会结构里有极严厉的规则和禁忌。同一部落的族民不仅彼此认为是兄弟和姐妹,同时也必须相互照顾和保护。当部落中的任何一个人为外族所谋杀时,谋杀者的一族必须担负起追偿血债的的责任。而且图腾的结合力量似乎远远超过家庭的力量。

如,弗莱节尔在《金色的树枝》一书中,谈到了纳塔尔(南非联邦的一个州)和苏路兰(纳塔尔州的一个地区)的异教徒的仪式,这些仪式的目的是为了使人们能够食用新收获的果实。祭祀的肉是和谷物、菜蔬、果实一起煮的。土王给每一个臣民嘴里放一点点这种食物,凡是得到这种食物的人在整整一年中都受人尊敬。如果在聚集于土王的克拉阿利里的人当中,有谁在庆祝典礼结束之前尝了新收获的果实,那他就得死去。这种仪式显然是远古时期图腾崇拜仪式的一种传统形式。这种仪式的社会意义是十分明显的,臣民们对土王的依赖,就像是对神的依赖一样。以此达到维系人心的目的。这是对图腾崇拜维系氏族团结精神力量的一种继承形式。

在中国,天子拿最初的收获物祭祀自己的祖先,并且比他的所有臣民都先尝到这些食物,也同样是为了维系民心的一种继承图腾崇拜的形式。而直到如今人们还能亲眼目睹的天坛、地坛,正是这种图腾崇拜的遗迹。

图腾崇拜的双重崇拜价值

由于图腾崇拜是自然崇拜与灵魂、祖先崇拜交替、交织过程的产物。所以,图腾崇拜的对象,具有双重崇拜价值。它既具有直接的实质对象的意义,被当作图腾的自然物本身,因为和人的特殊功利关系而被功利为自然圣物,实际受到人的崇拜;同时又具有间接的象征对象的意义,被当作图腾的自然物,常常是作为人们的祖先和氏族、部落的一种符号、一种标志物而被人们敬奉。

如,澳大利亚土著繁殖图腾动植物的巫术仪式“项吉齐乌玛”,是图腾转化观念的生动体现。以袋鼠为图腾的阿达兰部落,由氏族长率领全氏族的成年男子参加,在图腾中心举行。仪式的中心环节是由青年用自己的血液滴地象征袋鼠灵体的一块石头上(其他氏族有以油脂和赭石涂沫此石头的),同时念迫使袋鼠繁殖的咒语,意在以此把袋鼠的精灵引向四面八方,在那里转化为新生的袋鼠。

图腾崇拜对民族审美心理的奠基意义

现代民族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其最早形态是以原始游群这一人们共同体出现的。探讨民族审美心理的形成,研究;社会意识形态对它的作用,就不能不把探究的触角伸向几万年前或更遥远的史前年代,在追溯人类自身形成和艺术起源的基础上,正本清源,去推测作为民族雏形的原始游群以及氏族、部落的群体审美心理的萌发过程。这里,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原始人的图腾崇拜与人类最初审美活动的关系,以及它对人类早期群体审美心理的意义。

图腾崇拜在人类早期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所谓图腾崇拜,是原始社会母权制时期氏族或胞族的信仰:特定氏族或胞族的人们把某一植物或动物或无生物视为本群体的祖先,同时又是他们的保护神。它发布神谕,保礻右并且眷怜它的子民。属于某一图腾的人们,也承担着相应的义务,他们必然崇敬奉作图腾的自然物,不得杀害或加以毁坏,也不可用轻侮的态度来对待它。如果人们承担了规定的义务,就会从图腾那里获得力量,得到帮助。反之就会遭到灾祸。于是,人们对图腾就有了一系列禁忌。从图腾是自然物来看,和自然崇拜或动植物为崇拜对象,以祖先或血缘灵魂为其崇拜内容的原始先民各种观念意识的特殊表现形态,所以,图腾与各民族先民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正因为图腾崇拜在人类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历史地位,图腾也就成为民族学、人类学、考古学和宗教学、审美发生学的研究对象,其中讨论得最多、收获最大的是图腾崇拜的社会意义。而从它与人类心理发展及其与原始艺术的关系进行研究的,也有一些学者进行过,前者如弗洛伊德的《图腾与禁忌》,后者如我国学者岑家梧先生所著《图腾艺术史》,这样的研究,对于我们理解图腾在民族美心理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与意义,是有很多启示的。这里,我们想从图腾制在人类把自身从自然界分离出来的本质意义着手,来讨论一下图腾对原始群体的共同心理素质以及图腾物对各氏族审美活动的具体影响,从而达到揭示它的民族审美心理的原始积淀中,对于民族的集体潜意识、民族自我意识和民族性格特征的历史作用。

图腾崇拜产生于人类进入母系社会的阶段,它的出现是同制造和使用工具来进行有目的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活动一样,是人把自己从动物界区分出来的重要标志之一。远古时,人类同自然的关系“完全象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象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对变幻莫测的自然,人只有本能地适应,还不可能进行有意识地改造。只有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随着人类在从猿到人进化中的不断发展,终于到了制造和使用工具这一步。这时,哪怕是再简单再粗糙的加工,说明人类已经不安于永远服从本通能的枷锁,要把自己对于外在世界的要求过实践活动表现出来。这时,人类就开始意识到了自己与自然的对立,开始产生了“自意识”。这样,人类已经摆脱动物本能的支配,进入具有创造意义的劳动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这一创造劳动的特征十分清楚的说明:“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马克思这里所说“他自己所知道的”目的,就是人类脱离动物的根本界限——通过制造工具表现出来的自由自觉创造的“自意识”。这是建立在对自然界的规律性的认识和掌握的基础上,对自身的行为提出的合目的性的要求。

但是,这种对规律的认识和掌握是十分有限的,还有更多的事物对人类来说还是盲目的,他们的许多行为也并非能够成为现实,这样就使人类“自意识”的产生还处在一个萌芽的阶段,一种朦胧的状态中。他们感觉到自然界还有神秘的力量,有一种魔力,在对他们的行动施加影响。于是,他们说就直观地认为,大自然中各种事物同人类一样,具有灵魂和意识,只有当它们乐意的时候,人的愿望才能实现,狩猎时才会打到野兽,采集植物时才会碰到好运气。反过来,当大自然不乐意的时候,等待人类的就是灾难,为了逢凶化吉,实现自己的愿望,人们就想方设法使大自然愿意给人以顺利的机遇。但是,如果对所有自然物都采取恭恭敬敬的态度,人们在客观世界面前简直是无法动弹了,于是,他们就选择了某个自然物作为自己的靠山,对它采取恭敬而虔诚的态度。崇敬它,保护它,并希望由此获得力量去对付和战胜其它自然物。这在今天看来幼稚可笑的事,在当时必定是十分严肃的头等大事,这说明了人类在发展过程中并非一蹴而就的,总是在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矛盾运动中,从螺旋状的前进路线中逐步增加着人类的“自意识”。

那么,哪些事物可以作为自己的靠山呢?是什么东西在冥冥中主宰着人的命运呢?有了初步“自意识”的人们,总认为自己的祖先是大自然中最有力量的,因此他们就用“寻根”的方法找到能够庇护自己保礻右自己的对象。由于那时的人们对生命的来源和繁衍根本不可能有正确的认识,往往把某些偶然现象看作使女性感灵受孕的原因,并且把它当作生命之根,当作整个民族的祖先。于是,简狄吞玄鸟卵、姜女原履大从迹的传说就成为他们的深信不疑的史实,玄鸟(一般认为它的原型是燕子)和熊就被当作商人和周人的祖先来崇拜,被用来为氏族命名,并且逐步规定了一整套禁忌,图腾崇拜就这样形成了。这样,人类在自己的自然界连在一起。但这不是一种简单的退步,而是从盲目地受整个自然界的控制,到自己创造出一个特定的崇拜对象,以有助于实现向其它自然物抗争的目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每个氏族或胞族在人口繁衍、群体分化的过程中,还会出现新的图腾,于是呈现不同的层次,有原生图腾和次生图腾之分,这就如同人类的长辈,象祖父、父亲,虽有辈份的分别,却都有帮助和保护后代的义务。

图腾崇拜与人类童年时代审美活动的关系

从审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我们赞同艺术起源和人类起源同步的观点,把人类制造的第一件工具看作人类的第一件艺术品,第一个审美对象,这似乎同有些论者提出的图腾对象是人类的第一个审美相矛盾。其实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作为观念,人的“自意识”或者说人的灵魂的产生与工具制作一样,是人脱离动物界的根本标志,人只有能制作工具和产生观念时,才可以真正称其为人。正是从这个意认上,人自身意识的确立,才能对自己所加工的石器感受到美,感受到自己的成功和力量。同时,只有“自意识”的产生,才开始摆脱动物本能的全部桎梏,在图腾崇拜对象身上发现了除物的自然属性以外的情感色彩,把它作为审美对象来看待。“自意识”的产生,是人类能动作用的表现,它是人类审美活动包括艺术创造的主要动力,人类这种冲动在自己创造的物质生产的成就中得到精神的愉悦和自身力量的确证。但是生产力的低下使得这种冲动在实现过程中往往会遇到许多阻碍,没有绝对成功甚至多数成功的把握,于是图腾崇拜作为人类力量为实现自己的源望服务,运用某些简单的人类已经能够控制的或者在原始思维的逻辑来看能够控制的那些有意识的努力,去实现还没有绝对把握的目的。如通过某种仪式来寻求图腾的保佑,或者遵守某些禁忌这类能够做到的事,去实现捕获一头野兽这类并非有绝对把握的愿望。因此,图腾崇拜曲折地表现了人类使自己的实践变成现实,从而确证自己的本质力量的努力。这正是图腾崇拜的本质和图腾崇拜对象能够成为审美对象的社会根据,是人类审美心理形成的最基本的内在逻辑。可以说,图腾崇拜也是人类心理能力发展的一个关键环节,通过它,人类进一步在意识中扩大着自己的实践能力。这是以非理智的形式(如列维·布留尔就称这种思维方式为原逻辑思维),发展着自己的理智,以自己的想象、联想、幻想丰富着自己的精神活动。由此,可见,图腾崇拜对于人类心理能力的发展有着特殊的推动作用。

①对人类情感能力的培养

由于图腾和早期人类的的生活有这样密切的关系,因此,图腾崇拜也就成为促进人类情感的主要契机。由于个体生命的“自意识”和对整个人类的“类本质”的认识上和盲目和矛盾,即个体已经产生了萌芽状态的自我实现的冲动,但对人类所拥有的自由自觉创造的本质力量,还没有足够的认识,要借助图腾的力量实现自己的要求,这就对图腾产生了肯定性情感。但是,要得到图腾的保佑,又必须遵循一系列禁忌或举行各种仪式,以防止图腾降祸于人类,这又引起人们的否定性情感。这样,在同一图腾上,人类集中肯定性和否定性两种性质对立的情感,肯定性情感主要表现人类对图腾的依赖、崇敬。在图腾崇拜阶段,在社会关系尚未得到充分发展,特别是家庭还没有形成时,人与人之间的肯定性情感还在许多方面显得薄弱,亲密、爱恋等感情还没有充分地表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情爱(如母子之爱)和性爱还带有相当程度的动物性色彩。相反,人对图腾的感情却是那么深厚,而这种现象正是人类肯定性情感发展的一段曲折的经历。在对图腾保持这种强烈的肯定性情感的同时,由于人们相信图腾的力量,又害怕触犯它,得罪它,受到它的惩罚,因此,总是小心翼翼遵守这种禁忌,恭恭敬敬地对它进行顶礼膜拜。这就使人们对图腾充满了恐惧的感情。其实,这种源于人类还末对事物发展的规律有比较充分的认识,而产生的否定性情感,就是人类对外在的自然力量的恐惧,以及对人自身力量弱小的担忧和恐慌。于是,图腾成了人对整个自然界本质关系的缩影,成了人对自然界矛盾的情感态度的代表。

人类与图腾的这种情感态度关系,使成为人类第一个审美对象的图腾,给人以复杂的美感享受。这种美感不同于人对自己所制造的工具的审美感受,人在自己所制造的工具面前,由于改变了自然物的原来的形状,并且能够为自己的特定目的服务,所以这种观照所产生的是建立在成就感上的欢欣、满足,以及得心应手地使用工具所产生的喜悦。这些肯定性的美感的产生就是人类自身实践得到肯定、成为现实时的优美感。而对图腾所产生的美感,由于人在意识认为和它有血缘关系,所以它的威力使人感到喜悦,但是人们并非完全能够支配它,而且需要虔诚地崇敬它,这种情况使人们把它当作一种外在的异已力量,在它面前感到盲目、渺小,对它产生了恐惧之情。这样,人们对图腾的观照所产生的情感就不是单一的喜悦,而是喜与惧、爱与恶的集合体。这种建立在实践与现实的冲突和斗争的本质关系上的的审美感受,就是崇高感。所以,我们认为相对于人类自己制造的工具是人类第一个属于优美形态的审美对象,图腾则是人类第一个属于崇高形态的审美对象,它为人类后来对一切崇高事物的审美观照,奠定了情感上的基础。

②促进了史前艺术的繁荣

图腾崇拜对于人类神美活动的促进,还表现在图腾与史前艺术的特殊关系上。邓福星同志提出,人类的艺术活动和人类自身起源是同步的,这一看法是很有道理的。因此,把图腾崇拜和巫术礼仪看作艺术的源头是不合适的。但是,它确实是人类审美活动发展的重要环节。当图腾被人们看作是审美对象时,人类的审美活动就从物质生产领域向精神生产领域开拓,或者说人类审美活动包含了对物质产品的双重观照。尽管图腾崇拜仍然带有功利性,但由于这种功利性比较间接,更多的则是它的精神因素。正是这样的背景上,图腾崇拜开了人类以纯粹精神产品为审美对象的先河,促进了包括音乐、舞蹈、诗歌、神话、雕塑等各种门类的原始艺术的发展。

由于图腾总是被看作宗族的祖先和守护神,为了求得它的保佑,人们就调动一切力所能及的手段,最大限度地取悦于图腾:雕刻木质的、石质的和陶质的图腾形象,把它作为崇拜的偶像,例如阿龙塔人把一些刻有神秘图案的木块或石头叫作“珠灵卡”,把它看成是人的“体外灵魂,是祖灵的媒介,也许还是这些祖先本人的身体;这是图腾本质的精华,是生命力的贮藏器”。在武器和工具上,许多人也会刻上本氏族的图腾,希望从中获得力量。

图腾的由来,往往有一个生动的传说,这种传说的世代相传形成了最早的神话类型——图腾神话,如浙江的畲族至今仍有《狗王歌》流传着,歌中把龙犬当作他们的始祖,这无疑是图腾崇拜的遗迹。可以想见,每个民族的图腾的来源,都有一段精彩的故事,而这一故事又被当作先民们的历史教科书,是每个人必须牢牢记住的,所以长辈总是要把它传给下一代,这样就促进了原始语言的发展,并且为神话的发达准备了口头表达的手段。

而图腾崇拜中的歌舞礼仪活动,更使音乐、舞蹈、诗歌得到了很好的发育。原始人在举行成人礼时对图腾的祭祀,或者在某种可食动物的图腾被屠杀以后,所举行的狂热的仪式中,就完全是音乐、舞蹈、诗歌三者合一的艺术表演:这时,全族人聚集在一起,装扮成和图腾相似的模样,摹仿它的声音和动作,对它进行祈求、哀悼,有时还希望它们能更多繁衍。这种狂歌劲舞常常使原始人的肯定性情感得到极大满足,平常被压抑下来的否定性情感也在这时得到宣泄。通过这种活动,人们感觉到加强了自己与图腾相互间的认同,有时还通过吞食图腾崇拜物获得它的神圣的力量。于是肉体和精神都得到了极大的快感。这里人们从形象的装扮、声音和动作的摹仿,以及用语言表达的对图腾的赞颂和祈求,都可以说是属于精神生产范畴的纯艺术的萌芽状态。岑家梧先生所著《图腾艺术史》一书,对此有十分全面的详细的介绿,我们在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由于图腾和先民们的密切关系,他们总想用一切已经掌握的手段,把图腾的形象铭刻在每个氏族成员的脑海里,把图腾的力量移植到自己身体里,把他们对图腾的禁忌作为至高无上的戒律。于是图腾成为整个氏族精神领域的信仰、日常生活在主宰和一切行动成功的保证。而这些赞颂和祈求的手段,在形成上作为人类精神产品的最初形态,它的发生发展,极大地培养了人类的审美意识。在祭坛就是艺坛,图腾就是各类艺术最集中的表现对象的背景下,为了取悦图腾以最大程度地得到他的保佑,并最多地获得他的力量,人们在各种以图腾为中心的原始艺术的具体创造过程中,总是把一切从物质生产(例如工具制造)中所得到的那些最能实现人的目的的造型原则,如对称、均衡、比例、节奏、韵律等形式美的基本法则,运用到图腾艺术中,这不但使本身的审美价值不断提高,而且使图腾艺术的创造主体的审美感受能力得到发展,审美观念逐步地确立起来。而主体审美感受能力的提高和审美观念的进步,又反过来极大地促进了图腾艺术形式美方面的发展。这种相辅相成、双向交流的过程,始终和人类在物质生产中获得的审美意识的成就互相融汇,同步发展,推动着人类审美活动的发展。

③有利于民族审美能力的发育

图腾和人的审美关系的形成,以及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审美活动的发展,必然使民族的审美心理能力得到很大提高。这一点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证实:

首先,人类对图腾的认同,促进摹仿能力的发展。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提出:“摹仿就是人的一种自然倾向,从小孩时就显出。人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动物,就在于人在有生命的东西之中是最善于摹仿的。人一开始学习,就通过摹仿。每个人都天然地从摹仿出来的东西得到快感。”其实,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后,人从孩提时起就存在着摹仿能力,但是,用“人的天性”来解释摹仿是不科学的。摹仿恰恰是人类在漫长的社会实践中一步一步地逐渐获得的本领,人类文明的发展水平越高,他的摹仿对象就越广,这样就使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和“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的本能性行为有了根本的区别。亚里士多德看到了摹仿是人之所以不同其他动物的标志,这一点是正确的,但是他没能看到摹仿是社会实践积淀的产物,把它说成“植根于人类天性”,“是人的一种自然倾向”,这就不足为训了。

摹仿既是人类实践的产物,那么它是在什么背景下产生和发展的呢?我们认为,首先是人类产生了“自意识”,在这基础上,为着自己的目的和需要,必然要求了解和掌握外在事物,而摹仿正是掌握外物的一个手段。在这一过程中,图腾崇拜发生了特殊的作用。由于人类和图腾物的特殊的关系,所以用各种形式来实现双方的认同,对图腾摹拟就是其中很重要的手段。我国古籍早就有关于以龙为图腾的越人“断发纹身”摹似龙的形象的记载;格罗塞在《的起源》中也这样写道:“我们研究用具的装璜,尤其容易发现澳洲人的衣著、盾牌、棍棒上的装饰,和他们的画身图样很相仿佛,完全是摹拟兽类的。想用照样的绘画把他们自己扮成兽的模样,是和原始人认为某一种兽类是他们同族者的保卫神,而喜欢摹仿兽类形象的心理,相去不远了的。”

对图腾的摹仿,使先民们的观察力和表现力得到了提高。他们把图腾的基本形状(静态的)和各种动作(动态的)作为摹仿对象(从图腾雕刻到图腾歌舞),这就需要对作为崇拜对象的动物、植物以及自然现象的各部分细节和各种表现形式,有十分清晰的表象。当这种表象在人们头脑里形成且能够记忆下来时,对图腾摹仿才有可能。因此,摹仿是建立在精细观察基础上的,而表象的形成和保持又促使人的知觉水平的提高。同时,要把记忆的表象再现出来,人们必须掌握一定的表现手段——他们必须用种种适当的材料来实现摹仿图腾的目的。这样,具体的艺术造形手段或者说塑造艺术形象的媒介就从这里开始萌发。如里说,把巫术礼仪活动看作是整个艺术的起源有片面性的话,那么,把巫术礼仪(即图腾崇拜的具体仪式)看作是纯艺术的起源,应该说是比较合乎历史事实的。

图腾崇拜对于对象的摹仿并不是最终目的,它的目的是通过这些手段达到人和图腾的沟通,并且获得它的保佑的力量,因此,对于人类审美心理来说,产生的作用就不仅局限于促进摹仿能力,而且极大的激发了人的想象能力。

维柯曾这样说过:“这些原始人没有推理的能力,却浑身是强旺的感觉力和生动的想象力。”他还认为人类的原始祖先都是“在发展中的人类儿童”,他们按照自己的观念,把“自己感到惊奇的事物”看作是“一种实体存在”,“正象儿童们把无生命的东西拿到手里跟它们游戏交谈,仿佛它们就是这些活人”。这种童稚之心是最适合想象力生长的土壤,因为它还没有受到过于严格的理性的束缚。图腾崇拜中,人们就通过想象来把握自己和图腾的关系,把自己刚刚形成的“自意识”赋予图腾,以已度物。于是,在他们的心目中,图腾具有同人一样的感觉、思维能力,具有灵魂和情感,它们能够根据人们对其崇敬态度和遵守禁忌的情况,来决定对人采取何种态度。这样,图腾就在人们的想象中成了有活灵活现的形象和切切实实的支配力。在原始人那里,他们的思维还处在不能脱离表象进行纯粹理性思考的阶段。在人类的童年,人们主要是根据第一信号系统来认识世界的,这是人类思维发展的第一步。而在这一过程中,图腾作为人类与自然关系的中介,人们在不断发展着对图腾的认识的同时也发展着自己的想象,实际上也是人类思维能力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

由于人类同图腾还有强烈的情感联系,这样,他们对整个世界的认识往往是通过图腾这一个别事物来进行的。图腾的威力实际上是整个自然世界的代表,因为原始人总是把一切挫折看成是由于冒犯了图腾而不再得到它的保佑其实却由于他们自己的石刀不够锋利,无法一下子砍死野兽,或者他们的弓箭太简单,还不能射得更远一点。过河时被水冲倒,实在是水流太急,而不是在饮水时忘了对图腾的祈祷。跟这种通过具体的个别事物来认识一般事物相应的,他们还习惯于把偶然性当作必然性来对待。我们文明社会的人讥笑“守株待兔”的人,在原始人那里,一只兔子死在树前,不是偶然的,而是图腾在冥冥中把食物当作必然的过错,而是一定在什么地方违犯了禁忌,使图腾不再恩赐了。

这种思想方法在我们今天看来是幼稚可笑的,但是,正是这种细稚可笑的思维方式,恰恰成为人类基本思维方式之一的形象思维的源头和雏形。在原始人把图腾作为审美对象的时候起,他们的审美心理已具备了形象思维的要素。这就是把表象作为思维的具体工具,大至对整个宇宙、自然界的认识、小至日常生活的每一行动,原始人都把人们感受到的表象,作为他们进一步认识世界认识自己的起点,一切判断、推理(这当然不是从严格意义上说的)只能依附着表象进行。离开了表象,也就可能有原始人的认识活动。这一点正是形象思维的第一个基本特点。

同时,原始人的想象、联想和幻想能力在图腾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想象、联想其实就是他们的判断、推理活动。由于原始人生活环境的恶劣,断食、熬夜、患病以及在图腾礼仪活动中产生的剧烈情感,使他们的头脑受到影响,这时往往会有许多幻象出现。原始人把这些幻象当作客观的真实,把它当作具体的感觉来对待,并且往往从这种情形中去求得与图腾的心灵沟通。想象、联想和幻想是原始人的基本思维形式,这也是形象思维的第二个基本特点。

原始人与图腾的情感关系,我们在上文已有阐述,这种强烈的情感态度伴随着他们的图腾崇拜的各个方面和全部过程。由于维持生命繁衍后代对于原始人来说是生活的绝对重要的内容,他们在情感表现上,粗野的物质快感占据了极大的领域。对于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在那个时候还不是很发达的,即使到了后来,在某些原始民族中,所谓“生命的皇冠”的爱,也只占极小的领域。格罗塞说:“在原始人的抒情诗上,除了极其粗野的情况之外,却很难看得见他们叙述两性的关系。”人与人的同情、关心等感情也处在很淡薄的阶段。此外,原始人也缺乏一般的赞美大自然的情感,他们“是自然的奴隶,这种不得不劳作于鞭挞之下,不得不度其难随人意的生活的奴录,是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心绪去称赞美那残酷的主人的伟大和优美的”,正因为原始人的个体意识还没有充分发展,所以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也还不可能有很丰富很复杂的表现,对自然界的直接情感也还没有产生,一切都以图腾为情感的中心,所以,图腾崇拜就成为情感最集中最丰富的外露的机会,而以情感作为逻辑又正是形象思维的第三个基本特点。

由此可见,图腾崇拜已经包含了形象思维的全部部要素,它对于人类审美心理机能的发育,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同时,图腾崇拜中从个别见出一般,把偶然视为必然,已经包含了艺术典型的最初萌芽,这不仅对于当时的图腾艺术的创造,而且对于人类整个艺术发展史来说是不能忽视的。

④图腾崇拜对象是原始人的“集体表象”

但是,图腾崇拜对于人类审美活动的意义非上述这些,作为人类精神发展的一个重要历程,除了表现着它对人类整体审美心理的萌发的巨大催化作用之外,还体现着它对特定的氏族等人们共同体的特殊作用。

由于每个民族往往在各自的图腾崇拜对象,它就必然对该民族的图腾艺术和群体审美心理产生特殊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对于现代民族来说或许已经比较淡薄,或许是间接的,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着群体的不断演变,民族的互相融合,图腾崇拜对特定群体内人们的审美感受和审美意识的作用不断地被综合,很难再找到单一的图腾遗迹。但是,这种作用并没有在现代民族的形成过程中被抛弃,而是在不断的整合中,更深地沉淀在民族审美的深层结构中,在民族个体成员的审美活动中还会表现出来。由于民族的形成是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我们仍从图腾崇拜对原始群体、氏族及其向部落发展过程中的审美心理的影响来展开讨论。

在不同的民族或部落,图腾崇拜的具体对象往往是各不相同的。中国远古时代的商人崇拜玄鸟、周人崇拜熊、越人崇拜龙、楚人崇拜凤。这种现象的出现,在内容上,表现了类似恩格斯所说的那样一种“自然力量在各国人民中,获得各种不同的复杂的人格化”内在本质,而在形式上,特定的图腾就是某一氏族的各种徽号。中国古籍上记载的黄帝率领“熊、罴、貔、豹、虎”与炎帝大战,初看起来,似乎黄帝有驯养猛兽为其征战的特异功能,其实,这些猛兽不是真正的动物,而是以这些动物作为图腾的氏族,他们联合起来组成同盟向炎帝开战。这种以图腾作为群体标志的情况,至今在某些民族中仍有残迹。我国西南少数民例如彝族的各宗支,就有许多用图腾来命名的。马学良《从倮人氏族名称中所见的图腾制》一文,曾举出滇北武定的彝族人分别用蜂、鸟、獐、犁、鼠、猴、黄牛、凤、蛇、龙等各自的图腾崇拜对象作为自己的名称,可以说,图腾的社会功能一点也不亚于现代人的国微、国旗,而且它采用了以自然崇拜的形式包含着祖先崇拜的内容,其情感色彩就更为丰富和深厚。今天,我们中国人把自己看成是“龙的传人”,埃及人仍然崇拜眼镜蛇,泰国人却一直崇拜大象,这些是对图腾所包含的血缘关系亲切感的残留,充分说明了图腾对于群体所具有的高度的亲合力和凝聚作用。

图腾就这样以整个氏族或胞族的共同审美对象出现在早期人类的精神生活领域中,由于图腾是代代相传的,并且在漫长的年代一直在对人起着作用,它的形象就被铭刻在这个群体世世代代的脑海里,成为整个民族的“集体表象”。法国人类学家列维一布留尔指出:“这些表象在该集体中是世代相传的,它们在集体的第个成员身上留下深刻的烙印,同时根据不同情况,引起该集体每个成员对有关客体产生尊敬、恐惧、崇拜等等感情。”这种集体表象的积淀,就成为民族审美心理结构最深层的部分——集体无意识中最深刻最核心的部分,尽管人类社会经历了几十万年的历史变迁,岁月以冲刷掉大脑皮层表面的痕迹,而无法洗去已经内化为无意识并且转化为大脑遗传密码的集体表象的影响。它的存在,至今仍然对不同民族的人们的审美心理作出不自觉的引导和规范。俗话说,三岁意见看到老,意思是说个体童年某些行为对整个人生具有长远的潜在决定作用。如果这个说法包含着一定真理的话,那么,集体表象作为集体无意识的最基本因素,就是人类不同民族的童年行为个性特征的表现,它对于民族的历史发展同样具有潜在的决定作用,而图腾就是民族童年审美活动的基本对象之一,它以民族审美心理的潜在影响就显而易见了。

⑤对群体性格美的引导

图腾崇拜对于原始群体审美心理催化的意义,表现在它是民族性格的象征。由于人们把图腾视为自己的祖先,因此对作为图腾崇拜的对象的动植物的特征,从形象特点到生活习性均赋予特殊的含义,把它看成是本氏族的群体性格特征。人们往往从外在的形状的摹仿到内在品质的学习,去和图腾形成更多的共同点,以求得它的庇护,获得它的力量去战胜大自然的种种灾难,使自己的劳动和日常生活更加顺利。这种族类与图腾的内外对应,在我们今天看来是很可笑的,但是对于刚刚从动物界脱离出来、人的主体自觉性还未充分发展的原始人来说,他能够依靠一两种动物或植物去和其他无数的自然力量抗衡,已经是很了不起的进步了。从考古发掘和古籍记载以及原始民族图腾崇拜的残迹中,可以发现古先民总是用图腾的形象特征来打扮自己,崇拜龙的断发纹身,崇拜虎的如能获得虎皮或类似的装饰被看成殊荣,崇拜鸟的就把羽毛插在头上。这种对图腾外在形状的摹仿,可以说是汉字“美”的最早意义。就是头上插着羽毛的舞人形象,可以看成是装扮为图腾形状的原始人,正在进行图腾崇拜礼仪活动的样子。这里不同氏族由于所崇拜的对象不同,他们在具体审美活动中产生对美的形象的认识上的差异,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这种外形的摹仿还是表面的,更进一步是把图腾的品格引为氏族的品格,从而产生一种自豪感,在精神上得到满足。如楚人的先民以凤为图腾,在他们的心目中,凤是那样的雍容华贵,伟岸英武,端庄优美,是至真至善至美的神鸟。直到春秋时代,凤仍是楚人最钟爱最尊崇的吉祥物,楚人对凤的感情,可以说是没有其他事物能够比拟的。在楚国的文物中,凤的雕像和图像多得不可胜数,远非周代其他各国的文物可比。当然,这里已经包含了楚人对自己氏族图腾的夸张和幻想,表现着他们对凤的力与美的崇敬之情,正是由于凤在楚人先民的意识中具有这样伟大状美的品格,所以,楚人很喜欢他自己看作凤,更热切渴望自己具有凤的美丽和勇猛。《史记·楚世家》记载,楚庄王答进隐者问所说的“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就是把自己比作凤。屈原在《九章·怀沙》中写道:“凤凰在笙奴兮,鸣鹜翔乎”,这也是以凤自喻。上述这些一鳞半爪的例子中,已经可以见到楚人与凤的密切关系。他们很乐意把自己看作凤,把凤的矫健有力和美丽、独立作为民族的性格,到春秋时代,仍然有这样显然而普遍的表现,可见远古时代楚人对凤的认同心理一定更为中华民族子孙的现代中国,仍把龙飞凤舞、龙腾虎跃的图腾生物习性当作民族的性格特征,在思想上、艺术上、民俗上和心理上可以说同龙、虎、凤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其实质就是民族性格特征与图腾生物特征的相关性,通过集体无意识的深层结构流露出来,成为艺术表现和日常生活中的审美对象。也就是说,图腾作为民族性格特征的形象体现,至今仍对我们中华民族的全体成员的审美心理起着明显的作用。刘尧汉认为:“中国几十个民族,各有其民族特点,各有其民族自我意识。由各族构成的中华民族,也应该有共同的民族性格和民族自我意识,它就是渊源于远古龙、虎图腾的‘生龙活虎’”。“中华民族的生龙活虎的精神面貌、民族性格和民族自我意识,是自远古伏羲、炎帝、黄帝这所谓‘三皇”以来,在中华民族龙文化的熔炉中熏陶出来的。”尽管他对凤简单地归为龙图腾,显得有点不够全面,如果加上“龙飞凤舞”就更切合实际,但他所指出的古图腾今天仍然在人们的心理深处起着作用,仍然对民族的审美心理发生着影响。

总之,图腾作为人类最早的审美对象之一,以它的外在形象和生物特征跟人类早期群体审美心理的萌发有着多方面的关系。这种关系一直作为于人类社会现代民族的各个阶段,今天仍然是影响民族审美心理特定面貌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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