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静好
人世间的事就是这样，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步会出现什么，你的际遇又会怎样，不管你喜欢或不喜欢，它都会出现，你能做的，只有接受。因公然不顾妻室，在外与张爱玲相厮守，夫人英娣大闹了一场，两人离了婚。
离婚那天，胡兰成跑去张爱玲那里，告诉了她这个消息，哭得泣不成声，且不说这个多情人是否虚伪，也许这个男人想要的太多，一切好的他都想收归囊中，他太贪心了。就像不久以后，他对张爱玲做的，倾慕着张爱玲的才华，又觊觎着年轻女子的美貌，在胡兰成那里，“专情”这个词似乎是不存在的，让他长久地停留着一个女人身边，无异于将他囚禁。
这样的男人，一般的女人跟他玩不起，总是输，因为女人最易陷入真感情，而谁动了真感情，谁便输了。看着眼前这个并不情愿离婚的男人，张爱玲并不同情他，她的感情清纯，却也理性地决绝：这个人是她的，他该和她在一起，至于其他形式的纠纷和她没有太大的关系。她只想到跟这个人有没有爱，而不去想他有没有家。
在生活洪流的推动下，他们还是结了婚。1944年8月，张爱玲与胡兰成结为夫妻，这一年，张爱玲23岁，胡兰成比她大15岁。
胡兰成考虑到时局多变，以及个人前途叵测，为了以后不致连累到她，两人并未举行仪式，只以一份婚书为定，文曰：
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前两句为张爱玲所写，一个女人就这样将自己的终身和命运交付给了这个男人；后两句出自胡兰成之手，是这个男人对女人的承诺。旁写炎樱为媒证。多美好的承诺呵，可是，诺言这东西又远没那么可靠，彼时彼刻也许是真的，可是过期无效，多伤人。
两人都爱自由，虽结了婚，也不过是多了一纸承诺而已，相处状态与婚前并无大差别。他们都不想对方因自己而有些许不情愿的改变，由相识、相知、相恋，走向了婚姻，也是最能考验感情的阶段，这段美好能持续多久呢？
只是，彼时彼刻，一切静好。
灵魂相合
两人结婚以后，其实外界的时局已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中日双方的力量与气势正发生着急遽的变化，上海正慢慢呈现出很久未见的光亮。然而，张爱玲并没有敏锐地察觉到这一切，她是关注一己世界多于关注外界的，当然，她也还不清楚这样的变化究竟对自己意味着什么。可是，又有什么关系呢，活在当下，就享受每一天与爱人在一起的日子吧。
“一个知己就好像一面镜子，反映出我们天性中最优美的部分来。”在张爱玲二十三年来的生命旅程里，胡兰成是她的第一个爱人，也是第一位异性知己。这种异性间的理解与爱恋是其他感情无法企及的，她要比与炎樱、苏青，甚至姑姑这样有趣又有才华的同性在一起时的感觉，撼人心魄得多。“一个人在恋爱时所表现出的不一定是天性中崇高的品质。这就是为什么爱情小说永远受人欢迎——不论古今中外都一样。”恋爱中的人挥洒出的品质不一定是最崇高的，但一定是真实的，一定是生动的，因为真的爱情，会让激发出人性深处的念头和举动，而这种推动力是其他力量无法企及的。
与胡兰成在一起的日子里，张爱玲不再是那个冷冰冰的奇装炫人了，她变得更可爱了，个性里最自然的成分也肆意地释放了出来，反而更光彩照人了。两人在一起谈得最多的，是两人共好的文艺。张爱玲是个极理智的人，对事物有着独到敏锐的理解，胡兰成与她在一起，也改进了自己的不少看法。
从中学以来，胡兰成就不屑京戏绍兴戏流行歌等民间艺术形式，后经张爱玲指点，方才明白了它们的好处。在胡兰成眼里，张爱玲对文学有着超强的领悟力，而且更贴近于那一刻的生活。
两人并坐翻看同一本书，书里的字句仿佛街上的行人，只与张爱玲一人打招呼，胡兰成仍高兴地与坐在一起谈论诗词歌赋，乐此不疲。
读《诗经·大雅》，她未必喜欢该文，但仍叹服文字的精简优雅，有一篇只念了开头两句：“倬彼云汉，昭回于天”，张爱玲一惊，大呼：“啊，真真的是大旱年岁。”念到《古诗十九首》：“燕赵有佳人，美者颜如玉，被服罗裳衣，当户理清曲。”她诧异道：“真是贞洁，那是妓女呀！”又读到《夜歌》：“欢从何处来，端然有忧色。”她不禁叹息道：“这端然真好，而她亦真是爱他。”因为张爱玲，胡兰成才明白，很多时候，自己以前对这些千古流传的文字并未真正看懂，也不明白它们真正好在哪里，因此，一发现这些诗篇的魅力，便怀着更大的兴趣，与张爱玲一起探究这些文字。
张爱玲又是善于于生活的细微处，探寻人生的意义的，她的这种微言大义、见微知著的思维，深深地影响着胡兰成，令他叹为观止。她看惯了繁华，更渴望平实的生活；经历了苍凉，更习惯依偎于可靠的物质；受尽了冷眼冷遇，更愿追逐人情世故的细枝末节；错过了亲情关爱，更关注心灵变化的细微感受。她感兴趣的，不在于多么宏大的主题，而是关乎平民百姓的衣食住行、日常起居，于这样实实在在的生活中，她感到很踏实，也找到了真正的自己。
很多时候，胡兰成充当了张爱玲的“护花使者”，不知是出于奇货可居的荣耀感，还是出于保护张爱玲的目的，很多人想来拜访张爱玲，都被胡兰成挡掉了，正好，张爱玲也是不喜交游的。即使是他的朋友，胡兰成也很少给面子，比如宇垣君和熊剑东，几次想见张爱玲，都被他拒绝了。
他向他们解释，张爱玲是不轻易见来访者的，即使见面也还要问过她的意见。极少数中见过张爱玲的，是胡兰成的日本上司池田，而对于这样的会面，胡兰成依然如承大事，生怕惹张爱玲不高兴了。后来，池田对胡兰成说出了他的感觉：炎樱可作他妹妹，而张爱玲可作他姐姐，比他更是大人。
也许张爱玲的“故作成熟”，让池田以为她是个成熟的大女人，其实懂她的人都明了，骨子里也不过是个需要人疼爱和呵护的小女孩罢了。更多的，张爱玲是凭着个人经验和直觉来感悟和面对这个世界，以及她接触到的每一个人，而对于社会所谓公认的禁忌、界限、规则却没有太多的考虑，可以说，她很随性，就像她没有政治观念一样。她说池田人是好的，又直言说，日本的流行歌很悲哀，仿佛有日本将亡的悲凉。
胡兰成自是不敢将这些话告诉池田的，但也可看出，张爱玲是极直率的，对人毫无戒备之心。她不会因国籍以及政治立场的不同，而阻碍她去客观地感受一个人，可以说，她是理性的，但同时又是极端感性的一个人。
都说恋爱中的女人智商极低，仿佛心甘情愿地失去了自我，张爱玲对胡兰成多是顺从的，但仍然没有失去自己独立的人格与思考。有时，胡兰成随意发一通议论，随之想想又不对，便对她说：“照你自己的样子就好，请不要受我的影响。”她笑道：“你放心，我不依的还是不依，虽然不依，但我还是爱听。”既给足了这个男人面子，表达了自己的爱，又不肯失去独立的人格，这就是这个女子的聪明之处。女人千万不要完全地依赖一个人，因为这个人未必会陪你走完一生；也不要轻易地为一个人而改变自己，因为当他转身离开的时候，你再也找不回原来的那个你了。
没有人可以永远地让你依靠，也没有人值得你为他改变得面目全非，就坚定地做你自己，做越来越好的自己，做最好的那个，过自己的生活，当你把一个人的生活过得漂亮的时候，主动权就交到了你的手里，不再是爱情选择你，而是你去随心选择爱情了。张爱玲虽对人事是冷淡的，但又对生活怀着无比亲近的态度，正是这种亲近，给了她源源不断的创作源泉。
一日清晨，两人步行同去美丽园，走在大西路上，树影婆娑，车声响个不停，商店挤满了人，多么有生活气息啊，张爱玲顿生喜悦，对胡兰成说：“现代的东西纵有千般不是，它到底是我们的，于我们亲。”话里透着感情，她爱上海，爱这里的一切琐碎。
胡兰成说，看张爱玲的文章，只觉得她什么都晓得，其实她世事经历得很少。她不去与这个世界交涉，仿佛世事会主动来找她，好似“花来衫里，影落池中”，胡兰成称她为“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死生契阔，与子成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张爱玲称其是一首悲哀的诗。
悲哀是因为太渴望得到，却眼睁睁看着从手边溜走的遗憾。她喜欢平凡真实的庸常生活，胡兰成给过她，虽然如昙花一现般短暂。一日午后，天儿很好，两人一起去附近的马路上走走。张爱玲穿一件桃红单旗袍，兰成夸她好看，她美美地说：“桃红的颜色闻得见香气。”脚上穿了一双绣花鞋子，鞋头鞋帮都绣着双凤，是在静安寺庙会上买的，与她的脚极相衬，线条柔和极了，胡兰成爱看她穿这双鞋。
女为悦己者容，张爱玲知他喜欢，每次胡兰成从南京回来时，她在房里也总穿这双鞋。平常夫妻自有平常人的喜乐，这是张爱玲一直向往的日子。张爱玲的书销路非常好，经济自足，不必胡兰成养着，可他给了她一点钱，她又满心欢喜，因为世人都是丈夫给妻子钱用，她终于也跟她们一样了，过上了庸常的日子。她当即拿着这钱去做了一件皮袄，样式是自己设计的，宽宽大大的，看着就喜欢，仿佛心底能开出花来。
一次，两人去看朝鲜著名舞蹈家崔承禧的演出，回来时下雨了，便叫了一辆黄包车，张爱玲坐在他身上，像恋爱中的小女孩般依偎着，在雨篷这方小天地里，胡兰成抱着她，那份实实在在的夫妻感觉是最令他们难忘的吧。
有时候，张爱玲会怀疑自己对兰成的爱是不是太强烈了，就努力在历代文学典籍中寻找痴情女子的佐证，仿佛找到类似自己的影子，便安心了。当然，这样的文学形象有很多，《步非烟传》里与情人“生及相亲，死得无恨”的姑娘，《会真记》里的崔莺莺，《长恨歌》里的杨玉环，对她们，张爱玲皆洒同情泪。
和胡兰成坐在一起，张爱玲只缠绵地看着他，一刻不停地痴痴望着，轻抚着他的脸，说：“你的眉毛。”抚到眼，说：“啊，你的眼睛。”抚到嘴，说：“你的嘴，你嘴这里的涡我喜欢。”轻轻唤着：“兰成，兰成。”如此缠绵，似有万般情愫萦绕，要是一直这样爱着，该有多好。而世事因不如意，才变得深刻。
胡兰成从不当面喊她“张爱玲”，都直呼全名。张爱玲偏要他当面亲切地叫她的名字，撒娇似的像个小女孩，胡兰成拗不过，只好就范，一声“张爱玲”让她惊喜万分，忙应道：“啊？！”多温馨谐调的场面，只不过这美好往往是短暂的，无尽的是痛苦。
刹那烟花
当他们过着自己的小日子的时候，时局越来越动荡了，那惘惘的威胁也似乎更近了。胡兰成常为自己的处境担忧，毕竟他的行为是为整个民族所不齿的。
夏日的一个傍晚，两人站在阳台上，远眺着红尘霭霭的上海，夕阳的余晖未尽。在浩渺云烟的映衬下，上海的边边角角轮廓分明，起起伏伏的线条，让人联想起个人的命运，包括他们自己。此时，平安是多么奢侈的事情，“将来的平安，来到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们的了，我们只能各人就近求得自己平安。”可是，这就近的平安，也已不是触手可及的了，一股伤感弥漫四周，又说起了汉乐府里的诗：
来日大难，
口燥唇干，
今日相乐，
皆当喜欢。
张爱玲听后，大恸，温情是如此短暂，现实太残酷。
她对兰成说：“这口燥唇干好像是你对他们说了又说，他们总还不懂，叫我真是心疼你。”又嗔道：“你这个人嗄，我恨不得把你包包起，像个香袋儿，密密的针线缝了好，放在衣箱藏了好。”仍是这么天真，时至今日，爱人即要大难临头了，她对他仍是款款深情。
胡兰成安慰她：“我必逃得过，惟头两年里要改名换姓，将来与你虽隔了银河亦必定找得见。”张爱玲道：“那时你变姓名，可叫张牵，又或叫张招，天涯地角有我在牵你招你。”她一直以为，只要真心相爱，相距天涯海角又何妨？随即进屋给他倒茶，端茶出来走到房门边时，胡兰成迎上去，把茶接过来，张爱玲侧了一下腰身，情意绵绵地看着他，满眼都是笑。
胡兰成说：“啊，你这一下姿势真是艳！”张爱玲回道：“你是人家有好处容易得你感激，但难得你满足。”无意中的一句话，却道破了天下男人想做却不敢说的，包括胡兰成。多少人，当初信誓旦旦地，“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都说女人善变，男人又未尝不是，那些过了期的承诺，如同一直在笑的小丑，讽刺、否定着过往的一切，曾经的情真意切也黯淡了。
时局已日趋明朗，中日之战很快就要见分晓，红色的霞光渐渐布满东方的天空。胡兰成不甘心，为了他的政治野心，仍继续在离经叛国的道路上走着。
1944年11月，汪精卫死亡，汪伪政府是靠不住了，胡兰成在上海与南京也已没有了立足之地。后在日本主子池田的运作下，他离开上海去了武汉，主持《大楚报》事宜，实际上是让他在这块日本人残剩的控制地盘上掌握实权，而胡兰成也梦想着，能够在日本人的庇护下创立“大楚国”。
胡兰成天性风流，刚离开张爱玲不久，在武汉汉阳医院，便很快迷上了一个名叫周训德的护士，这名女子仅17岁，论才华、地位均不及张爱玲，可单单年轻、貌美这两项就足以构成他“出轨”的理由。
在武汉，他与周小姐厮混在一起，对胡兰成来说，想讨女人欢心，并不是件多困难的事，更何况是这样一位涉世未深的少女。在那个温柔乡里，他偶尔也会觉得对不起张爱玲，“憬然思省”，可人性太贪婪了，一旦不顾忌底线，便是怎么也拉不回来的了。为了让自己的心好过点，这个负心的男人，只好找一些牵强的借口来，搪塞爱人，欺骗自己。
1945年3月，胡兰成回到了上海，与张爱玲相处了一个多月，并把与周小姐的事告诉了她。可以想见，她的内心是多么的苦楚、伤心又嫉妒，但理智使她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平静。直到那时，她仍相信眼前的这个男子，仍相信他对自己的爱，仍相信他曾经的甜言蜜语、海誓山盟，仍相信他们彼此的感情坚不可摧，仍相信自己在他心目中是无可替代的，只不过，她还不愿相信，这一切都将是一场无比伤人的误会。
在这样的自信下，她没有急迫地要求胡兰成离开周训德，而是要他做选择，在自己与周小姐之间做选择。想着往日的欢声笑语、卿卿我我、琴瑟合鸣，张爱玲相信胡兰成会选择自己。可是，在感情里，她总是太天真，看她的文章，总是以为她很懂男人，事情放到她自己身上，却又青涩得像一张白纸，一切深刻的道理似乎都不管用了。
在胡兰成这样的男人的观念里，他爱着张爱玲，也可以爱别人。回到武汉后，他依旧与周训德在一起，做选择的事完全抛到了脑后。
为了说明自己的爱情观，胡兰成曾举过一个少年时代的例子：“记得十一二岁时我住在娘舅家，傍晚父亲从三界镇弯过来看我，带有金橘，都分给娘舅家的小孩，惟我无份。我心里稍觉不然，但也晓得要大方。及后跟父亲上楼，他却取一只红艳艳的大福橘，原来是专为留给我的，这可拿来比方我待张爱玲。”胡兰成总是这样，仿佛他永远有理，他在外面有了新欢，既无歉疚和悔意，反倒觉得对张爱玲已是厚待了，为了这，别的事她也不应该计较似的，多无耻的理论。
1945年8月中旬，日本无条件投降了，中国摆脱了战乱，“满洲国”、“华北政务委员会”、南京“国民政府”等傀儡政权统统解散。胡兰成走投无路，在日本主子的指使下铤而走险，策划了所谓的“武汉独立”，不过，13天后即宣告失败，胡兰成也仓皇而逃，成为了国民政府通缉的要犯。他回上海张爱玲处住了一晚，便开始了后半生漂泊的流亡生涯。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即使在逃亡路上，胡兰成依然不改风流秉性，处处留情。逃到杭州一带时，他化名张嘉仪，与一个大户人家的姨太太范秀美以夫妻名义跑到了温州同居，以躲过别人的注意。身在上海的张爱玲，时时刻刻不在牵挂着胡兰成的处境，一直担心着他的安危。心急如焚之际，好不容易，从胡兰成的一个密友那里了解到了胡兰成的去向，遂只身一人，迫不及待地赶到温州去找他。
当时是1946年2月，抗战胜利了，汉奸与叛徒也更明确地成为了全民族的公敌，张爱玲因与胡兰成的关系，令她一路都提心吊胆，生怕被半路挡了去路。从上海到温州，一个年轻女子，冒着巨大的危险，只身一人寻夫，走在陌生的路上，看着陌生的面孔，内心的忐忑可想而知了。
胡兰成没有想到张爱玲会来找她，当她出现在自己面前的时候，他很吃惊，更多是愠怒，粗声粗气地骂道：“你来做什么？还不快回去！”一个弱女子，千里迢迢只为一聚，胡兰成也是有感动的吧，只是她还不习惯这种世俗的做法。在他眼里，张爱玲是个高贵的才女，这种一般女子的缠绵悱恻与她的清高傲骨，简直太不搭了。
也许，他也是怜惜她的，不想拖累她，更不愿承受感情的如此之重，或者怕自己根本担不起这分量，又出于男子的面子，不肯示弱，便佯装生了气。张爱玲被安置在公园旁的一家旅馆里，警察晚上都会来查夜，胡兰成从不敢在旅馆过宿，都只在白天去陪她。结婚的两年时间里，两人聚少离多，平常恋人的耳鬓厮磨也是不多的，如今无法到外面走动，只能整日守在闺房里。此时，两人的感情已渐渐地发生了变化。
张爱玲还在想着护士周训德的事，胡兰成担忧自己的前途命运，也担心怎样把范秀美的事跟张爱玲讲，这些心事积聚在脑子里，隔在他们中间，也使他们生分了许多，亲热起来也不自然了。
忧虑、隔阂、不满与危机暗暗地滋生，又被深深地掩藏起来，只挂了笑容在脸上。两人并枕躺在床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脸对着脸，四目相视，她的眼睛里都是笑，面庞像大朵大朵的牡丹花，开得满满的，一点没有保留，忽然窗外一声牛叫，两人听见了，像小孩子一样面面相觑，诧异得笑起来。他们又说了一些分别后的事，其实两人在一起并无太多世俗的功利目的，这样一来，那些党派之争、命运前途的事情仿佛没那么重要了。
张爱玲想，只要她爱的兰成还是爱她的，这个世界就是妥帖的。可是，她的兰成并不这么想，稍一摆脱生命的威胁，便又开始不安分了。张爱玲所住的旅馆后面是个小公园，有花、有草、有树、有鸟鸣，还有牛叫、乌鸦叫，胡兰成笑着对张爱玲说：“我在逃难路上总遇见乌鸦当头叫，但新近看到书上产唐朝的人以乌啼为吉，主赦。”
张爱玲道：“今晨你尚未来，我一人在房里，来了只乌鸦停在窗口，我心里念诵，你只管停着，我是不迷信的，但后来见它飞走了，我又很开心。”边说着自己又笑起来。在那种乱世里，个人的前途命运无法预知，就连知识分子也开始寄希望于占卜、神灵之类的了。
张爱玲不喜欢公园，两人便一起逛小街。小街里有一家作坊，正用机器锯木头，发出很大的声响。另一家木匠店里，两个木匠在拉锯，一拉一送，门前日色悠悠，仿佛与邻坊的机器锯木毫不相干，亦互不干扰。
于是，他们想起了近来一直共同研读的《圣经·旧约》里的《土师记》，胡兰成说：“这倒像《土师记》里的各人任意而行，也拜上帝，也拜偶像”，张爱玲也觉得颇滑稽。这种心领神会的默契，是多久以前的事了？滚滚红尘里，茫茫人海中，能遇到一个人，与自己不经意间心意相通，这种感觉该是多么美妙，张爱玲对此有着无限的依恋。
她对胡兰成说：“我从诸暨丽水来，路上想着这里是你走过的。及在船上望得见温州城了，想你就在那里，这温州城就像含有宝珠在放光。”
爱屋及乌，仿佛有那个人在的空气里，隔着千山万水，都能感受到他的气息，即使远远地望着他所在的城，想着他就在那里，心里也会暗暗泛起一丝欢喜。有些问题总是要面对，总需要做一个了断。
一天，两人在曲折小巷里游逛，张爱玲又提及了心里的隐患——关于小周的事，要他作出选择，胡兰成百般推脱，迟迟不肯做出明确答复，他对她说：“我待你，天上地下，无有得比较，若选择，不但于你是委屈，亦对不起小周。人生迢迢如岁月，但是无嫌猜，按不上取舍的话。而昔人说修边幅，人生的烂漫而庄严，实在是连修边幅这样的余事末节，亦一般如天命不可移易。”话说得听似情真意切、百无疏漏，实则并未做出肯定的保证，他要的是兼爱，不要取舍。张爱玲也听明白了。如果是同性，他们可以成为知己，但他们是异性，又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情缘，如果做不成恋人，也不可能成为朋友了。
此刻，这个女人无助极了，但仍忍着满心的委屈，轻轻地问他：“你说最好的东西是不可选择的我完全懂得。但这件事还是要请你选择，说我无理也罢。”第一次张爱玲做出了这样的诘问，她对胡兰成已渐渐失去了信心，这违背了她一贯的做事风格，只是还在意这段感情，她想竭力挽留。
为了爱情，这个看似冷淡、清高的女子，也肯俯下了身段。“你与我结婚时，婚贴上写现世安稳，你不给我安稳？”她有些近乎哭着问他。想起往事，胡兰成心里也会有一丝难过吧，可他终究还是搪塞：世景荒荒，其实我与小周有没有再见之日都不可知，你不问也罢了。“不，我相信你有这样的本领。”张爱玲追问。
其实，她又未尝不知道胡兰成仍在敷衍她，外界时局不是人为可以掌控的，但个人的决定与内心的忠贞，是可以取决于自己的，但是即使是一句安心的话，他也不肯给她了。
张爱玲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你是到底不肯。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
除了小周的事，还有一个麻烦，就是范秀美了。刚开始，张爱玲并未察觉两人的情人关系，时间久了，加上女人的直觉，张爱玲又天性敏感，便看出了其中的端倪。
一日清晨，在旅馆里，胡兰成倚在床上跟张爱玲说了很久，隐隐腹痛却暗自忍着，后来范秀美来了，他便跟她诉说身体的不适，仿佛这个女人才是他的亲人，而眼前这个千里迢迢冒险来看他的妻子，倒被生分在外了。张爱玲去胡兰成的住处，假装是他的妹妹，那是一间极其简陋的柴间一样的房，看着那房间，再看看已很有默契的胡兰成与范秀美，张爱玲的心隐隐作痛，这个男人已然不是她的了。聊至深夜，还是一个人默默地回到了旅馆，内心该是怎样的凄凉与失落。
一次，在旅馆，张爱玲为范秀美画像，她很大方地对胡兰成说：“范先生真是生得美的，她的脸好像中亚西亚人的脸，是汉民族西来的本色的美。”范秀美坐在那里让她画，胡兰成立在一旁看，只见张爱玲勾了脸庞儿，画出眉眼鼻子，正待画嘴角，胡兰成正要夸赞她的神来之笔，她突然停笔不画了。
胡兰成有些吃惊，刚才还为三个人的“和谐”与安稳暗自高兴呢，这会儿发现张爱玲有些不对劲了。
秀美走后，张爱玲向胡兰成吐露了苦衷：“我画着画着，只觉她的眉眼神情，她的嘴，越来越像你，心里好不惊动，一阵难受，就再也画不下去了，你还只管问我为何画不下去？”哭腔里满是委屈。
张爱玲一向把自己伪装得很坚强，不缠绵悱恻，不大吵大闹，努力不使自己显得跟平常女子一样世俗，总是一副独立到地老天荒的大人样，可是在爱情里，她就是一枚再普通不过的女子，会有痛，有怨，有恨，有憾。
胡兰成已习惯了这样“坚强”又“不在乎”的张爱玲，在他心里，他的张爱玲怎会这般小气？所以她难过的时候，他常常没有想去安慰她，而看到她的怨容，总是惊诧多于疼惜，这对于聪明独立清醒的女人而言，是多么吃亏的一笔“买卖”。
也许，在爱情里，女人要学会示弱，但也不要总是表现得弱不禁风，只偶尔就好。不要让他以为你就是坚强的，不管怎么被伤害都会毫发无损地重新恢复能量，这样即使他做坏事的时候，也会自我减轻不少罪恶感，而你这样佯装的坚强也会使他养成坏习惯，习惯了不再疼惜你，又何必呢，女人偶尔的示弱，偶尔找个肩膀靠一下，流几滴泪，又能怎样，为什么非得要天天把自己包裹得像个女金刚一样呢？
张爱玲在温州待了二十天左右，终于决定要走了，她在这里已看不到希望。胡兰成也是盼着张爱玲早早离开的，他跟范秀美的关系被张爱玲识穿了，三人相处在一起，是何其的尴尬？他举了一个例子来形容他的感觉，好像《红楼梦》里晴雯被撵至外头，见宝玉竟来看她，只恐亵渎便闪失了。
胡兰成觉得那种惶恐是相似的。自这趟温州之行，张爱玲也彻底看明白了，也渐渐死心了，即使这“临水照花人”，也终究是拉不回他的了。临行前，张爱玲对胡兰成说了寥寥几句伤心的话：“倘使我不得不离开你，不会去寻短见，也不会爱别人，我将只是自我萎谢了。”
满带着忧伤和哀怨，心怀着无边的孤寂与失落，张爱玲只身回到了上海，随后给胡兰成去信一封：“那天船将开时，你回岸上去了，我一人雨中撑伞在船舷边，对着滔滔黄浪，伫立涕泣久之。”
曾经那么深得相爱过，想要放下又岂是一句话、一人念头、一个决定的事？曾经的一段视若生命的感情，如今因绝望，要亲手斩断情丝，这是一件多么残忍的事情，她的内心又将是怎样的一番痛苦挣扎，可再痛也要明白，他已不是自己的了，一贯的理智告诉她，她必须这么做，她要为自己赢得这最后的一丝尊严。
知他在温州过得艰苦，她从自己的稿费里拿出钱来随信寄去，并叫他不要挂记忧念她。这个时候，她还在为他着想，她宁愿苦自己忍着，独自难过，也不愿让他察觉自己这副脆弱的模样。
自1947年2月间开始，逃亡在外的胡兰成境遇有所好转，在给张爱玲的信中，又逐渐显现出从前张扬的个性来，可世事变迁，情感变了，心也变了，从前吸引她令她沉醉的地方，如今成了令她伤心嫌憎之处，她果决地回信：“我觉得要渐渐地不认识你了。”
5月份，胡兰成又去信告诉张爱玲他的近况，他新近结识了刘景晨先生，在温州大约可以站稳脚跟了，且又与梁漱溟先生通信，并得到了他的赏识，将来定有机缘再出中原。
看着这重新信心满满的信，一年多以前在温州时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那所见所闻，他说过的话，都还历历在目，响在耳边，不禁悲从中来。如今，还好他已脱离险境，张爱玲亦别无所求了——即使怨他，可还是恨不起来，真爱过的人，即使分开了，仍希望他过得好。
1947年6月10日，胡兰成收到了张爱玲的最后一封信。他知道她伤了张爱玲的心，但不知道这伤口究竟有多深，他也没有预料到，张爱玲会如此快、如此坚决地做出这个决定，仿佛他还没有想好是否要与张爱玲分开，或者他根本就没有想过他们要分开，又或者他一直以为张爱玲不会与他分开，可是他错了。
在他看到绝交信的第一句，便觉晴天里一声响雷，震得自己五脏六腑都疼。这是一封简短的信：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这次的决心，我是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彼惟时以小吉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小吉即小劫的隐语，张爱玲趁他一切转好时寄来了绝交了信，为的是不欲增加他的困难。还随信寄来了30万元给他，是新近写电影剧本《不了情》、《太太万岁》的稿酬，后来证明，这笔钱救了他。即使在胡兰成流亡的近两年里，张爱玲一直不间断地接济他，直至写来分手信。也许，还是那句话吧，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这是她第一次想主动抓点什么，可还是抓不牢，只好聪明地先撒手了。对于分手，胡兰成当然是不情愿的，对于好的东西，他都要兼有的，这一点，他与张爱玲有着迥然的差别。之前有一次，他们在温州小巷里游逛，看到旧式床柜上美丽的雕刻，胡兰成就想立刻将它买下来，摆放在家里，这样每天连吃饭睡觉时都能看到了。而张爱玲一点也不这样想，只要想看的时候能看到就可以了。看吧，胡兰成总是想据为己有，而张爱玲却懂得适时地放手。
胡兰成是不愿张爱玲离开她的，可又比谁都了解她的坚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他是左右不了她的，即使再痛，也只得接受。像他从丽水到温州时上滩下滩的船，只觉得船肚下轧，砾砾擦着人生的河床，这种苦楚分明锐利得几乎要使人迟钝的，这种痛楚使他更加发愤写《山河岁月》，也许，他应当也是感激她的。
胡兰成知道，张爱玲既然作出的选择，就决难再更改，况且他也自知没有脸面和资格去找她。他还在极力挽留，过了两天，他给张爱玲的好友炎樱写了一封信，信里说：“张爱玲是美貌佳人红灯坐，而你如映在她窗纸上的梅花，我今惟托梅花以陈词。佛经里有阿修罗，采四天下花，于海酿酒不成，我有时亦如此惊怅自失。又聊斋里香玉泫然曰：妾昔花之神，故凝，今是花之魂，故虚，君日以一杯水溉其根株，妾当得活，明年此时报君恩。年来我变得不像经常，亦惟冀张爱玲以一杯水溉其根株耳，然又如何可言耶？”牵强附会的说辞，也是如何也掩盖不了一颗不专一的心。
炎樱自然是没有回信的，胡兰成也预料到会是这样的结果，这封没有回音的信，就像电影结束时银幕上那个清晰的“完”字，没有别的意义，仅是一个宣告而已，宣告这一切的结束，一切的悲凉与喜悦，快乐与忧伤，厚重与单薄，华丽与质朴都已成了过去。后来，胡兰成说：张爱玲是我的，不是我的，也都一样，有她在世上就好。
这样一个华丽精致的奇特女子，不是属于哪一个人的，是属于那个时代的。可是，于张爱玲而言呢，她想要拥有“比林语堂还出风头”的名气，可也更想拥有庸常人的平实幸福，胡兰成会不知道吗？说这样的话，却总还给人以推托之感。她把自尊看得很重，为了这点可怜可叹的尊严，这个女人放弃了一度让她的生命炽热的爱恋。
纵观她的一生，又何尝不是一直在放弃，放弃了钢琴，放弃了父亲的家，放弃了淑女化教育，放弃了最初的爱人，最终，连生命的热情与欢愉也放弃了。放弃是艰难的，过程是惨淡的，但毕竟绽放过。与胡兰成的相恋，是张爱玲晦暗的一生中难得的一点反衬，明亮又绚烂，就像小时候姐弟俩房间里的橙红色背景。而这段感情，就像那一堵墙上的橙红色背景，虽不甚恰当，但是炫目又刺激的，让她苍凉的生命中，有了一种温暖与亲近的力量。
茨威格说，只有孤独的孩子才能把全部热情集聚起来，其他的人在社交活动中早已滥用了自己的感情，和人亲切交往中早已把感情消磨殆尽。可我身边没有别人，我没法向别人诉说我的心事，没有人指点我、提醒我，我毫无阅历，毫无思想准备：我一头栽进我的命运，就像跌进一个深渊。我心里只有一个人，那就是你。
这多像是张爱玲的写照，看似冷淡、清高、孤傲，实则简单、孤独、敏感，她骨子里是自卑的，她不喜与外界交游，不善言辞，不爱有人前来拜访，看似人情练达，实则世事经历得很少。她的朋友很少，但一旦认定是朋友，便真心相待；她的爱人也很少，但每次都如飞蛾投火般，全身心地投入所有的热情。可是，人拗不过命。张爱玲这个传奇女人的一生，像极了中秋时节的圆月，灿烂过，忽又悄然黯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