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录》的编类问题，当时曾发生过一场争论。黄绾等人认为：“先生之道无精粗，随所发言，莫非至教，故集文不必择其可否，概以年月体类为次，使观者随其所取而获焉。”但邹守益等人则认为：“先生言虽无间于精粗，而终身命意惟以提揭人心为要，故凡不切讲学明道者，不录可也。”钱德洪两头为难。他一方面“惧后之乱先生之学者，即自先生之言始也，乃取其少年未定之论，尽而去之”；另一方面又耽心“先生之文既以传诵于时，欲不尽录，不可得也。自今尚能次其年月，善读者获可以验其悔悟之渐。后恐迷其岁月，而概以文字取之混入焉，则并今日之意失之矣”。所以采取“两是而俱存之”的办法，以“文之纯于讲学明道者为《正录》，余则为《外集》，而总题曰《文录》。疏奏批驳之文，则又厘为一书，名曰《别录》。夫始之以《正录》，明其志也；继之以《外集》，尽其博也；终之以《别录》，究其施也。……问难辩诘，莫详于书，故《正录》首《书》，次《记》，次《序》，次《说》，而以《杂著》终焉。讽咏规切莫善于诗赋，故《外集首赋》。次《诗》、次《记》、次《序》，次《说》、次《杂著》，而《传志》终焉。《别录》则卷以事类，篇以题别，先《奏疏》而后《公移》”（均见钱德洪《刻文录叙说》）。
以上是编类，至于目次，钱德洪则遵循王阳明“此编（指《阳明文稿》）以年月为次，使后世学者知吾所学前后进诣不同”（同上）的遗训，“以日月前后顺而次之”（钱德洪《阳明先生文录序》），以使善读者能体悟阳明的“悔悟之渐”。
因此，由钱德洪所编订的《阳明文录》，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全书》不能称其“全”。因为《全书》的主要内容是《文录》，而《文录》中一概不收与阳明思想体系不符的论著，至少王阳明早年“泛滥于词章”，继则笃信朱子格物之说的“未定之论”，均被钱氏删去了。其他据钱氏自己说，凡阳明“应酬诸作”，亦“多不汇入”（见《全书》卷二十九钱德洪序）。所以《全书》除《上国游》外均为阳明三十一岁尤其是四十岁以后的作品，仅《正录》一百五十七篇中，四十岁以后作品就有一百五十篇。可见，编者的目的，并不是要收集阳明的全部著作，从而如实地反映阳明思想的发展过程，而是想把《阳明全书》作为王门及整个社会的教科书，以达到正心明道的目的〔九〕。
第二、编类不能称其“善”。因为钱德洪以己见选编“纯于讲学明道”者为《正录》，“余则别为《外集》”。若以时间为界，钱氏的原则是：“自辛巳（一五二一年，阳明五十岁）以后文字（即所谓《晚年定论》）厘为《正录》，已前文字则间采《外集》而不全录。”（《全书》卷二九钱德洪序）。辛巳年，是王阳明在南昌开始揭示“致良知”学说的时候。尽管实际上钱德洪并未以辛巳年，而是以己巳年（一五零九，阳明三十八岁）为界进行编类的。但己巳年是阳明居贵阳讲学而开始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提出与朱子分庭抗礼的“知行合一”说的时候。因此，可以说，钱德洪的编纂原则是按照王阳明思想体系的建立期（一五零九年）尤其是完成期（一五二一年）来进行分类的。由于钱德洪只顾区分“晚年”与“早年”、“定论”与“未定之论”，而不顾全书体裁上的统一，因而给读者造成了许多麻烦，加之后来补刻的《文录续编》，使全书在结构上显得更加杂乱。因此，明代王畿编的《王文成公文选》，道光六年丽顺藏板《王阳明先生全集》，清代俞嶙编的《阳明先生全集》，日本承应二年编的《王阳明先生文录钞》，民国二十四年编的《王阳明全集》等，都在分类结构上对《全书》作了适当调整和改编。
第三，目次排列能够称其“佳”。因为钱德洪不仅依年月顺序编目（主要是《正录》和《外集》部分），而且大致按王阳明学术思想的发展阶段分卷。譬如他把《正录》卷二（今《全书》卷五）断自正德辛巳年，就是以“良知之说发于正德辛巳年”（《刻文录叙说》）为根据的。这样就使读者对王阳明中后期思想的演变过程一目了然。至于所录诗赋，亦基本上按照王阳明生平活动为序，从弘治十五年以刑部主事告病归乡作《归越》诗，到嘉靖六年平广西思、田之乱作《两广诗》，共分十五个时期，史迹清晰，条贯缕析。
三、《续编》
《阳明全书》的编辑方针，前后有一个变化过程。嘉靖十四年前后，编者惟以提揭人心、讲学明道为要，故“自滁以后（阳明四十二岁）文字，虽片纸只字，不敢遗弃”（《刻文录叙说》）。但嘉靖三十五年以后，由于王阳明的地位和影响直线上升，甚至被作为新的偶像而加以崇拜，因此其所有文字都显得相当珍贵，正如胡宗宪所说：“凡先生生平之作，虽一字一句，皆视为连珠拱璧，弃之不忍。”（《重刊阳明先生文录序》）在这种倾向的影响下，钱德洪亦逐渐改变了不收“未定之见”、“应酬诸作”的态度。嘉靖四十年，他将阳明作于弘治初年（三十岁以前）的《上国游》汇编成《文录续编》一卷（今《全书》卷二十九），单独刊刻。
嘉靖四十五年，钱德洪又把新收集到的《大学问》（成书于嘉靖六年）、《五经臆说》（成书于正德三年）及序、书、记、疏等汇编成《文录续编》六卷（今《全书》卷二十六至卷二十八），连同阳明幼子王正亿编录的《阳明先生家乘》三卷（后更名为《世德纪》，今《全书》卷三十七、三十八），由嘉兴知府徐必达合刻（见《阳明年谱》“嘉靖四十五年”条）。据说《五经臆说》原有四十六卷，是阳明用心学理论研究《五经》的心得体会，并未传授学生，特别是后来其“致良知”思想形成后，功夫力求简明扼要，自认为《五经臆说》有支离烦琐的毛病，更不愿传授学生。学生请示，阳明笑而拒之曰：“付秦火久矣。”（《全书》卷二十六）所以钱德洪《续编》所收的《五经臆说》十三条，只是其中的极小部分。
隆庆四年，钱德洪为弥补早年“刻《文录》，志在删繁，取《公移》三之二而去其一”（《全书》卷三十钱德洪序）的做法的“失误”，同意把由沈启源搜集编订的《三征公移逸稿》四卷作为《文录续编》增刻之（今《全书》卷三十、三十一）。其中卷三十一又分为上、下两卷。下卷所收的《山东甲子乡试录》，是阳明三十三岁主考山东乡试时作〔十〕。嘉靖二十九年张峰据阳明继子王正宪原本重刻于溧阳嘉义书院（见《阳明年谱》附录一“嘉靖二十九年”条）。后钱德洪将该文既刊本原封不动地附录在体裁完全不同的《三征公移逸稿》后。这说明他编辑《文录续编》的方法远不如其编订《文录》时那样严谨。因此，一九八六年日本学者在译注《王阳明全集》时，为保持体例上的统一，特将《山东甲子乡试录》移置《外集》之后。
四、《附录》
现存《阳明全书》的《附录》部分主要由《年谱》和《世德纪》组成。《世德纪》包括《阳明先生家乘》和湛若水、黄绾等人写的阳明先生墓志铭、行状、祭文等。《年谱》部分除正文外，还附有沉启源收集的钱德洪、王畿等人的五篇《年谱序》和邹守益、罗洪先等人的二十篇《论年谱书》。
《阳明年谱》最早是由薛侃、欧阳德、黄弘纲、何性之、王畿、张元冲分头搜集材料，邹守益汇总。嘉靖二十六，钱德洪在嘉义书院率先完成了自阳明出生到谪龙场的一段年谱。十年后，邹守益委托钱德洪续其后，并编著了《王阳明先生图谱》一册。嘉靖四十一年，钱德洪与胡松赴江西安福丧吊邹守益，顺便将初稿拿到吉安，“就正于念庵（罗洪先）诸君子。念庵子为之删繁举要，润饰是正，而补其阙轶，信乎其文删省，其事则增矣。计为书七卷”（胡松《刻阳明先生年谱序》）。嘉靖四十二年，由胡松、王健初刻于杭州天真书院（浙江图书馆、名古屋市蓬左文库有藏，卷首载“钱德洪编述，王畿补辑，罗洪先制删正，胡松等校正”）。隆庆二年后，钱德洪又对《年谱》作了一次增订，并补录了《年谱附录》一一卷。增订本（今《全书》卷三十二至三十四）在内容上与天真书院本基本一致，只是个别地方有繁简之别。例如正德十六年十二月，阳明与其父海日翁的一段对话，与《世德纪海日先生行状》有不少重复之处，增订本便将这部分内容删去了一大半（参见《王阳明全集》等九卷，福田殖《解说》，日本明德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另外又在“旧谱”（即天真书院本）后附录了由程启源收集的诸《年谱序》和《论年谱书》（今《全书》本卷三十五之内容）。
至此，王阳明著作的收集、整理、出版以及年谱的编纂工作，经过其门人尤其是钱德洪数十年的努力，算是基本完成了。以后各类语录本、选集本、评注本及年谱传记本，都不过是在此基础上作些重新选编、评注、刻印的工作。现存《阳明全书》，就是在钱德洪等人苦心经营的基础上，由《传习录》、《传习续录》、《阳明先生文录》、《阳明先生文录续编》、《阳明年谱》及《世德纪》等整合而成的。自隆庆元年明穆宗赐封王阳明以后，浙江佥宪唐尧臣“尝谋刻（《全书》）未遂”（钱德洪《阳明先生文录续编序》）。隆庆六年，侍御谢廷杰“奉命按浙，首修（阳明）公祠，置田以供岁祀。已而阅公文，见所谓录若集各自为书，惧夫四方正学者弗克尽读也，遂汇而寿诸梓，名曰《全书》”（徐阶《王文成公全书序》）。谢廷杰在全书结构上稍稍作了些调整。他除了让钱德洪把阳明的《朱子晚年定论》附录于《传习录》下卷后外，还将《外集》压缩为七卷（原九卷）、《续集》压缩为六卷（原十卷）、《世德纪》压缩为二卷（原三卷）、《年谱》压缩为三卷（原七卷）。这样，加上原来的《传习录》三卷、《正录》五卷、《别录》十卷，共合三十八卷，简称隆庆本（北京图书馆、浙江图书馆有藏）。
注释：
（一）据南大吉序云：“是录也，门弟子录阳明先生问答之辞，讨论之书，而刻以示诸天下者也。”（佐藤一斋《传习录栏外书》卷上）可知南大吉所得乃阳明门人所录阳明论学书之已刻本。而所谓“问答之辞”，即薛侃所刻之《传习录》。逢吉所重刻的《续刻传习录》，乃薛侃所刻的《传习录》与阳明门人所另刻的论学书之合刊本也。
（二）据王阳明嘉靖五年《寄陆原静书》（载《阳明全书》卷六）。又可名为“传习后录”。
（三）钱德洪序作《答人论学书》。日本版本多从之。《全书》等本则用《答顾东桥书》。佐藤一斋谓：“此书拔本塞源，辩论痛快，使人惭伏无辞也。此书传触，恐或辱东桥，故为匿其姓号耳。刻此录时，东桥尚健在。”（参见《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卷中）
（四）有人误认此句意指“嘉靖元年二月，（阳明）因龙山公卒而病，揭帖于壁，谢绝见客，不得已而见者，亦不论说”又错断聂豹与阳明初次见面的时间是正德十六年或嘉靖元年（见《浙江学刊》一九九零年第四期《王阳明答聂文蔚第一书成年辨正》）。故该文提出的成书于嘉靖二年的推断恐不能成立。
（五）关于《答人论学书》的辨正，可参见笔者《论王阳明早期思想性格的形成》一文（载《杭州大学学报》一九八九年第一期）。
（六）《示弟立志说》现收录于《全书》卷六，并在文下注云乙亥（正德十年）作。王懋竑《自由草堂存稿》曰：“右阳明先生《立志说》卷末自志弘治甲子四月八日，先生是年三十有三矣。《文集》注云乙亥作，卷编集者未尝见此本，而据其藁，以意定去，故不合。”（佐藤一斋《传习录栏外书》卷中）
（七）据吉田公平《传习续录的编纂》一文所说：《阳明先生遗言录》分二卷，上卷卷首记“门人金溪黄直纂辑，门人泰和曾才汉校辑”，收语录五十五条；下卷卷首记“门人馀姚钱德洪纂辑，门人泰和曾才汉校辑”，收语录亦五十五条。
（八）王宗沐《传习录序》亦可为《传习续录》三卷之佐证。序中所谓“合续本凡十一卷，刻置学宫”，即指薛侃则刻三卷，南大吉刻五卷，钱德洪续刻之三卷也。
（九）另一原因是王阳明学说在正德十六年以后被明令禁止，所以要想收全其全部著作并非易事，仅靠门人、民间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
（十）该文《全书》目录未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