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文学，聪明才辨，不足以持世，所以持世者，存乎识也。所贵乎识者，非特能持风尚之偏而已也，知其所偏之中，亦有不得而废者焉。非特能用独擅之长而已也，知己所擅之长，亦有不足以该者焉。不得而废者，严於去伪，（风尚所趋，不过一偏，惟伪者，并其偏得亦为所害。）而慎於治偏，（真有得者，但治其偏足矣。）则可以无弊矣。不足以该者，阙所不知，而善推能者；无有其人，则自明所短，而悬以待之，（人各有能有不能，充类至尽，圣人有所不能，庸何伤乎？今之伪趋逐势者，无足责矣。其间有所得者，遇非己之所长，则强不知为知，否则大言欺人，以谓此外皆不足道。夫道大如天，彼不见天者，曾何足论。己处门内，偶然见天，而谓门外之天皆不足道，有是理乎？曾见其人，未暇数责。）亦可以无欺於世矣。夫道公而我独私之，不仁也。风尚所趋，循环往复，不可力胜，乃我不能持道之平，亦入循环往复之中，而思以力胜，不智也。不仁不智，不足以言学也。不足言学，而嚣嚣言学者乃纷纷也。
知难
为之难乎哉？知之难乎哉？夫人之所以谓知者，非知其姓与名也，亦非知其声容之与笑貌也；读其书，知其言，知其所以为言而已矣。读其书者，天下比比矣；知其言者，千不得百焉。知其言者，天下寥寥矣；知其所以为言者，百不得一焉。然而天下皆曰：我能读其书，知其所以为言矣。此知之难也。人知《易》为卜筮之书矣；夫子读之，而知作者有忧患，是圣人之知圣人也。人知《离骚》为词赋之祖矣；司马迁读之，而悲其志，是贤人之知贤人也。夫不具司马迁之志，而欲知屈原之志，不具夫子之忧，而欲知文王之忧，则几乎罔矣。然则古之人，有其忧与其志，不幸不得後之人有能忧其忧，志其志，而因以湮没不章者，盖不少矣。
刘彦和曰：“《储说》始出，《子虚》初成，秦皇、汉武恨不同时，既同时矣，韩囚马轻。”盖悲同时之知音不足恃也。夫李斯之严畏韩非，孝武之俳优司马，乃知之深，处之当，而出於势之不得不然，所谓迹似不知而心相知也。贾生远谪长沙，其後召对宣室，文帝至云：“久不见生，自谓过之”，见之乃知不及。君臣之际，可谓遇矣。然不知其治安之奏，而知其鬼神之对，所谓迹似相知而心不知也。刘知几负绝世之学，见轻时流，及其三为史臣，再入东观，可谓遇矣。然而语史才则千里降追，议史事则一言不合，所谓亦相知而心不知也。夫迹相知者，非如贾之知而不用，即如刘之用而不信矣。心相知者，非如马之狎而见轻，即如韩之谗而遭戮矣。丈夫求知於世，得如韩、马、贾、刘，亦云盛矣；然而其得如彼，其失如此。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此遇合之知所以难言也。
庄子曰：“天下之治方术者，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夫“耳目口鼻，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而皆以己之所治，为不可加，是不自知之过也。天下鲜自知之人，故相知者少也。（凡对己护前不服善者，皆不甚自知者也。）世传萧颖士能识李华《古战场文》，以谓文章有真赏。夫言根於心，其不同也如面。颖士不能一见而决其为华，而漫云华足以及此，是未得谓之真知也。而世之能具萧氏之识者，已万不得一；若夫人之学业，固有不止於李华者，於世奚赖焉？凡受成形者，不能无殊致也。凡禀血气者，不能无争心也。有殊致，则入主出奴，党同伐异之弊出矣。有争心，则挟恐见破，嫉忌诋毁之端开矣。惠子曰：“奔者东走，追者亦东走；东走虽同，其东走之心则异。”今同走者众矣，亦能知同步之心欤？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此同道之知所以难言也。
欧阳修尝慨《七略》四部，目存书亡，以谓其人之不幸。盖伤文章之不足恃也。然自获麟以来，著作之业，得如马迁、班固为盛矣。迁则藏之名山，而传之其人，固则女弟卒业，而马融伏ト以受其书，於今犹日月也。然读《史》、《汉》之书，而察徐广、裴囗、服虔、应劭诸家之诂释，其间不得迁、固之意者，十常三四焉。以专门之攻习，犹未达古人之精微，况泛览所及，爱憎由己耶？夫不传者，有部目空存之慨；其传者，又有推求失旨之病，与爱憎不齐之数。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此身後之知所以难言也。
人之所以异於木石者，情也。情之所以可贵者，相悦以解也。贤者不得达而相与行其志，亦将穷而有与乐其道；不得生而隆遇合於当时，亦将殁而俟知己於後世。然而有其理者，不必有其事，接以迹者，不必接以心。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後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嗟乎！此伯牙之所以绝弦不鼓，而卞生之所以抱玉而悲号者也。夫鹊啁啾，和者多也。茅苇黄白，靡者众也。凤高翔於千仞，桐孤生於百寻，知其寡和无偶，而不能屈折以从众者，亦势也。是以君子发愤忘食，ウ然自修，不知老之将至，所以求适吾事而已。安能以有涯之生，而逐无涯之毁誉哉？
释通
《易》曰：“惟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说者谓君子以文明为德，同人之时，能达天下之志也。《书》曰：“乃命重、黎，绝地天通。”说者谓人神不扰，各得其序也。夫先王惧人有匿志，於是乎以文明出治，通明伦类，而广同人之量焉。先王惧世有棼治，於是乎以人官分职，绝不为通，而严畔援之防焉。自六卿分典，五史治书，（内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学专其师，官守其法，是绝地天通之义也。数会於九，书要於六，杂物撰德，同文共轨，是达天下志之义也。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汉氏之初，《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然而治《公羊》者，不议《左》、《》；业韩《诗》者，不杂齐、鲁；专门之业，斯其盛也。自後师法渐衰，学者聪明旁溢，异论纷起。於是深识远览之士，惧《尔雅》训诂之篇，不足以尽绝代离辞，同实殊号，而缀学之徒，无由汇其指归也；於是总《五经》之要，辨六艺之文，石渠《杂议》之属，（班固《艺文志》、《五经杂议》十八篇。）始离经而别自为书，则通之为义所由仿也。刘向总校《五经》，编录三礼，其於戴氏诸记，标分品目，以类相从，而义非专一，若《檀弓》《礼运》诸篇，俱题通论，则通之定名所由著也。（《隋志》有《五经通义》八卷，注，梁有九卷，不著撰人。《唐志》有刘向《五经通义》九卷。然唐以前，记传无考。）
班固承建初之诏，作《白虎通义》。（《儒林传》称《通义》，固本传称《通德论》，後人去义字，称《白虎通》，非是。）应劭愍时流之失，作《风俗通义》。盖章句训诂，末流浸失，而经解论议家言，起而救之。二子为书，是後世标通之权舆也。自是依经起义，则有集解、杜预《左传》、范甯《梁》、何晏《论语》。集注、（荀爽《九家易》、崔灵恩《毛诗》、孔伦裴松之《丧服经传》。）异同、（许慎《五经异义》、贺《五经异同评》。）然否（何休《公羊墨守》、郑玄《驳议》、谯周《五经然否论》。）诸名；离经为书，则有六艺、（郑玄论。）圣证、（王肃论。）匡谬、（唐颜师古《匡谬正俗》。）兼明（宋邱光庭《兼明书》。）诸目。其书虽不标通，而体实存通之义，经部流别，不可不辨也。若夫尧、舜之典，统名《夏书》；（《左传》称《虞书》为《夏书》。马融、郑玄、王肃三家，首篇皆题《虞夏书》。伏生《大传》，首篇亦题《虞夏传》。）《国语》、《国策》，不从周记；《太史》百三十篇，自名一子；（本名《太史公书》，不名《史记》也。）班固《五行》、《地理》，上溯夏、周。（《地理》始《禹贡》，《五行》合《春秋》，补司马迁之阙略，不必以汉为断也。）古人一家之言，文成法立，离合铨配，惟理是视，固未尝别为标题，分其部次也。梁武帝以迁、固而下，断代为书，於是上起三皇，下讫梁代，撰为《通史》一编，欲以包罗众也。史籍标通，以滥觞也。嗣是而後，源流渐别。总古今之学术，而纪传一规乎史迁，郑樵《通志》作焉。（《通志》精要，在乎义例。盖一家之言，诸子之学识，而寓於诸史之规矩，原不以考据见长也。後人议其疏陋，非也。）统前史之书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礼》，杜佑《通典》作焉。（《通典》本刘秩《政典》。）合纪传之互文，（纪传之文，互为详略。）而编次总括乎荀、袁，（荀悦《汉纪》三十卷，袁宏《後汉纪》三十卷，皆易纪传为编年。）司马光《资治通鉴》作焉。汇公私之述作，而铨录略仿乎孔、萧，（孔逭《文苑》百卷、昭明太子萧统《文选》三十卷。）裴《太和通选》作焉。此四子者，或存正史之规，（《通志》是也。自《隋志》以後，皆以纪传一类为正史。）或正编年之的，（《通鉴》。）或以典故为纪纲，（《通典》。）或以词章存文献，（《通选》。）史部之通，於斯为极盛也。（大部总选，意存掌故者，当隶史部，与论文家言不一例。）至於高氏《小史》、（唐元和中，高峻及子迥。）姚氏《统史》（唐姚康复。）之属，则撙节繁文，自就隐括者也。罗氏《路氏》、（宋罗泌。）邓氏《函史》（明邓元锡。）之属，则自具别裁，成其家言者也。（谯周《古史考》、苏辙《古史》、马《绎史》之属，皆采摭经传之书，与通史异。）范氏《五代通录》，（宋范质以编年体，纪梁、唐、晋、汉、周事实。）熊氏《九朝通略》，（宋熊克合吕夷简《三朝国史》、王《两朝国史》、李焘洪迈等《四朝国史》，以编年体为九朝书。）标通而限以朝代者也。（易姓为代，传统为朝。）李氏《南北史》，（李延寿。）薛欧《五代史》，（薛居正、欧阳修俱有《五代史》。）断代而仍行通法者也。（已上二类，虽通数代，终有限断，非如梁武帝之《通史》，统合古今。）其馀纪传故事之流，补缉纂录之策，纷然杂起，虽不能一律以绳，要皆仿萧梁《通史》之义，而取便耳目，史部流别，不可不知也。夫师法失传，而人情怯於复古，末流浸失，而学者囿於见闻。训诂流而为经解，一变而入於子部儒家，（应劭《风俗通义》，蔡邕《独断》之类。）再变而入於俗儒语录，（程、朱语录，记者有未别择处，及至再传而後浸失，故曰俗儒。）三变而入於庸师讲章。（蒙存浅达之类，支离蔓衍，甚於语录。）不知者习而安焉，知者鄙而斥焉，而不知出於经解之通，而失其本旨者也。载笔汇而有通史，一变而流为史钞，（小史统史之类，但节正史，并无别裁，当入史钞。向来著录，入於通史，非是。史部有史钞，始於《宋史》。）再变而流为策士之括类，（《文献通考》之类，虽仿《通典》，而分析次比，实为类书之学。书无别识通裁，便於对策敷陈之用。）三变而流为兔园之摘比，（《纲鉴合纂》及《时务策括》之类。）不知者习而安焉，知者鄙而斥焉，而不知出於史部之通，而亡其大原者也。且《七略》流而为四部，类例显明，无复深求古人家法矣。然以语录讲章之混合，则经不为经，子不成子也。策括类摘之淆杂，则史不成史，集不为集也。四部不能收，九流无所别，纷纭杂出，妄欲附於通载，不可不严其辨也。夫古人著书，即彼陈编，就我创制，所以成专门之业也。後人并省凡目，取便检阅，所以入记诵之陋也。夫经师但殊章句，即自名家，（费直之《易》，申培之《诗》，《儒林传》言其别无著述训诂，而《艺文志》有《费氏说》、《申公鲁诗》，盖即口授章句也。）史书因袭相沿，无妨并见；（如史迁本《春秋》、《国策》诸书，《汉书》本史迁所记，及刘歆所著者，当时两书并存，不以因袭为嫌。）专门之业，别具心裁，不嫌貌似也。剿袭讲义，沿习久而本旨已非，（明人修《大全》，改先儒成说以就己意。）摘比典故，原书出而舛讹莫掩，记诵之陋，漫无家法，易为剽窃也。然而专门之精，与剽窃之陋，其相判也，盖在几希之间，则别择之不可不慎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