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王充作《论衡》，于古圣哲盛致讥损，而刘知幾《史通》，乃有《疑古》、《惑经》之篇，清代又有崔述，以考而后信为职志，此在前代史家所仅见者也。近顷学者，深受崔氏之影响，而致力于疑古辨伪者，则有顾颉刚氏；而古史辨一派之学者生焉。顾氏治史之意见有三：一谓时代愈后，则古史之传说愈长，如周代人心目中之古人为禹，孔子时又有尧舜，战国时又有神农黄帝，秦时又有三皇，汉以后又有盘古是也。二谓时代愈后，则传说之古人范围愈大，如舜在孔子时为无为而治之圣君，至孟子时又为百代模范之孝子是也。三谓吾人虽不能知古代事迹之确状，而可以知其最早之传说，如东周时代所撰东周史，虽不易窥见，而可窥见战国时代之东周史，虽不能窥见夏商时代所撰之夏商史，亦可窥见东周时代之夏商史是也。基此意见，以论古史，因《说文》有“禹，虫也。从内，象形。内兽足蹂地也”之语，遂谓禹为九鼎上所铸动物之一，约为蜥蜴之类，一也。又因《商颂》“洪水芒芒，禹敷上下方”之语，遂谓禹为上帝所派之神，而非人，二也。又因《论语》有“禹稷躬稼而有天下”之语，遂谓禹为耕稼国家之王，三也。推其所疑，因疑禹而并及尧舜，谓皆为史前人物，不必实有其人。盖崔述之疑古，以经为据，凡古经及孔子所不道者，乃始疑之，如《补上古考信录》是也。若尧舜禹以下，为孔子所已言者，则不之疑，犹为有其断限，若顾氏则并孔子所已言崔氏所不疑者，亦疑而考辨之，是盖不以古人之说为桎梏，较崔氏更为进一步之研究者也。顾氏之说出后，辨驳者有之，讥笑者有之，从而赞许者亦有之，然辨论最精者，无过于陆懋德，懋德固以精研古史名家者也。顾氏之论，以《商颂》为据，盖从王国维之言，以为西周作品也。然陆氏则谓，《商颂》词句多与《鲁颂》相似，应为东周作品，而《尚书》中之《尧典》、《禹贡》、《吕刑》等篇，皆有禹字，而顾氏不信《尧典》、《禹贡》，而谓《吕刑》亦非西周作品，然禹字又见于《尚书 立政篇》，而其时代又较《吕刑》为早，决为西周作品。然顾氏不引《立政》，而引《商颂》，何也。顾氏疑禹，而不疑汤、文王、武王以下者，以其祖先子孙皆明白可据也。陆氏则谓顾氏之谓可信者，有《商书》之《盘庚》，然于此篇内未能考得汤之祖先、子孙为何人也，若以东周时代之《商颂》为可信，为汤有祖先、子孙之证，则东周时代之《洪范》、《左传》及《古本竹书》又何不可为禹有祖先、子孙之明证乎。现时地下发见之甲骨文字，颇能证明汤之祖先、子孙，与《史记 殷本纪》所载大半相合，是则《史记》于三代世系，必根据王家所藏之历代牒记，而非出于伪造，推之《夏本纪》，或亦如是，惟尚有待地下之发见以为证明耳。或曰，欲辨顾氏古无夏禹之说，当取《秦公敦》“顛宅禹责”、《齐侯铸钟》“处禹之堵”等古器证之，此讥某氏徒以《说文》证史之未当也。陆氏则曰，以《秦公敦》、《齐侯缚钟》之铭文，证明禹有其人，王静安（国维）已先言之，然此二器，均为东周作品，如能据此证明禹有其人，则《论语》之“禹有天下”，早足为“禹有其人”之证，不待《秦敦》、《齐钟》而后明，持此岂足以服顾氏之心，然顾氏于此，乃不加辨正，何也 陆氏箴顾氏之失，谓有好奇立异望文生训之病，又为原谅之词，曰，如以禹为蜥蝎，则怪物也，以禹为天神，则非人也，以为国王则又人而非神矣，顾氏于此，未尝坚执一说，此盖假定之词，而非决定之论也。考顾氏于发表意见之后，因钱玄同谓据金文、甲文，禹字不同肉，《说文》禹字所从之内，为汉人据讹文而杜撰，乃谓《说文》禹字之释，不能代表古义，从而放弃其前说。盖顾氏之所说，悉为假定，以表现其疑古辨伪之精神，由前所述治古史之三意见而发生者也。然愚终谓古书不可轻信，亦不可轻疑，专从故纸堆中，搜求证据，考论古史，固难断其真伪，即从地下发见之筒古文字，片断记载，据以判断古史，亦易陷于谬误。如陆氏所论《史记》三代世系，必根据王家所藏之历代牒记，由殷墟甲骨文字，而可证明其非伪造，此真为卓识伟论，为诸家所不及，持此义以论史，鲜有陷于谬误者矣。尝谓考史之失有二，读书不多，举证不富，轻为论断，则失之陋，列举多证，以伪为真，轻为论断，则失之妄，肯虚心者，或患读书太少，而读书太多者，或未必肯虚心，故陋之病尚可补救，而妄之病每至不可医也。有若顾氏，闻钱玄同一言，而遽放弃其意见，可谓勇于服善，又以其疑古精神，为治史者别开生面，亦可一扫从前拘泥罕通之病，其功与过，亦略相等，故是不可轻于信古，亦不可轻于疑古，必如崔氏之考而后信，乃能得其正鹄，此又近顷疑古一派学说之大略也 。
综观上文所述，可知近顷学者治史之术，咸富于疑古之精神，而范以科学之律令，又以考古、人类诸学，从事地下发掘，以求解决古史上一切问题，因以改造旧史，别创新史，盖蒙远西学术输入之影响，以冲破固有之藩篱，利用考见之史料，而为吾国史界别辟一新纪元者也。虽来日之衍变，未知所极，然即今以推来，而大略可知。孔子曰：“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愚亦惟就所可知者，大略述之而已。
结论
本编十章，叙次巳竟，兹再总括所述，撰为结论，以殿编末。
首宜论者，是为史学之分期，愚谓吾国史学，可分五期论之，第一，自上古讫汉初，是为史学创造期；初则史官即为史家，而史籍亦史官之所掌也。继则孔子删《尚书》，作《春秋》，定礼、乐，而左丘明为《春秋传》，或谓左氏又作《国语》，虽不能遽指孔子为史家之祖，然因鲁史而作《春秋》，实树史体之圭臬，而左氏则又身为史官，善于作史者也。有《春秋》及《左氏传》，乃有编年史，有《国语》乃有国别史，有《尚书》，乃有纪事之史，有《周礼》、《仪礼》，乃有典礼之史，是皆为后代各体史籍之所因，吾故以“创造期”称之也；第二，则两汉之世，是为史学成立期，此期史家甚少，而以司马迁、班固二氏最为杰出，而苟悦次之，而所撰之史，则《史记》、《汉书》与《汉纪》也。迁创为纪传体，而固因之，迁书通叙古今，而固书则专叙一代，而通史、断代，因以分焉。《汉纪》仿《左传》为编年体，而为《晋纪》、《宋略》、《通鉴》诸书之所因，自斯以来，时历二千，撰史之士，咸莫能外，吾故以“成立期”称之也；第三，则魏晋南北朝以迄唐初，是为史学“发展期”，此期私家撰史之风最盛，《后汉书》有十一家，《晋书》有十八家，三国、十六国、南北朝，各有多数分撰之史，而陈寿，崔鸿，李延寿因之，以成合撰之《三国志》、《十六国春秋》、《南史》、《北史》等作，而编年之书，亦略相等，胥汲马、班、荀三氏之流，而结璀璨光华之果者，不谓之“发展期”不得也；第四，则自唐讫清末，是为史学“蜕变期”，此期于近现代之正史，悉由官修，定于一尊，私家偶有纂述，辄以肇祸，后遂相戒而不为，而于他方，则远于近代之史，多汲汲为之改造，更于典礼、学术之史，多所撰述，无体不备，且有专论、史法、史例，以批评推理为职志者，于是史域日廓，而史学亦日进，改前期之因习，启来日之革新，不谓之“蜕变”不得也。第五，则清季、民国以来，是为史学“革新期”，亦即现代三四十年间之史学也。本期学者，如章太炎先生，论史之旨，已异于前期，而梁启超氏，更以新史学相号召，而王国维氏，尤尽瘁于文字器物以考证古史，其他以西哲之史学，灌输于吾国者，亦大有人在，其势若不可遏，有中西合流之势。物穷则变，理有固然，名以“革新”，未为不当，此愚所分之五期也。而愚所述之各章，亦略与之相当，第一第二两章所述，则创造期之史学也，第十章所述，则成立期之史学也。第四章所述，则发展期之史学也，第五章以下迄于第九章所述，则蜕变期之史学也，第十章所述，则革新期之史学也。譬有人焉，由童子而成年，驯至壮盛，中因身体之发育，而渐致心理之变化，而尚未届于老大之境，吾国史学之进展，殆与此同一理乎。虽然史学之分期，与通史异，不得略得其似，藉以窥见变迁进化之迹，非有明确之界画可指数也。
何炳松氏，则分吾国史学为三期：第一期，自孔子作《春秋》，以迄荀悦述《汉纪》，凡七百余年，为编年、纪传二体由创造而达于成立之期。第二期，由荀悦以迄北宋之末，其间约千年，为旧式通史之发展期。（一）自南宋迄今，由儒家一派，衍化而成，所谓浙东之史学，实为史学衍为派别并有进步之一期，此其分期之大概也。（二）案何氏所谓第一期，即吾所分之创造、成立两期，何氏盖专就二体之创造与成立，合而为一言之也。何氏所谓第二期，当吾所分之发展期及蜕变期之前半，考何氏以梁武《通史》，司马光《通鉴》，郑樵《通志》，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为此期重要之史著，故以为通史最盛之时期，不知此期史著之发展，不仅通史一体为然，又有断代、国别、典礼、方志之史，举其一而遗其八九，究嫌偏而不全，愚未敢以为然也。何氏所谓第三期，又当吾所分之蜕变期之后半，以及革新期，南宋之浙东史家，虽与儒学之程颐有渊源，而不得谓其出于颐，且明末清初之黄宗羲，精研史学，传于万斯同，衍而为全、邵、章三氏，史学之绪，尤盛于宋，而亦别有所受，与南宋浙东史家无与。（三）至清代之浙东史学，能否代表此期之全部，又为疑问，何氏生长浙东（何氏金华人），囿于地方之见，故有是论，究不得谓之化，最后必以浙东为尾闾，何氏分期之说，不过证明史学之衍变，极于浙东，而浙东史家，乃得当史学嫡派之称，语有所蔽，难与论古，故吾不甚取之。
其次所宜论者，则为本编之作，含有二义，一备史籍之要删，一为史学之总录是也。往代之史籍，林林总总，多至不可胜数，非惟著录于各史《经籍》、《艺文》二志之史部书宜为论列，即经、子、集三部之书与史部有关或其一部含有史料在内者，亦未可遗而不数，依此求之，纤悉靡遗，恐非百数十卷书所能尽载，此章氏《史籍考》所以未溃于成也。兹总古今史籍，分为二类，一为史料，一为史著，史料、史著之分，即为记注、撰述之分，以今视昔，则吾国史籍，则十九皆史料也。英人威尔斯尝谓，距今二百年前，世界未尝有一著述足称为史者，西国有然，吾华尤甚，欲由大量史料中，别造一极餍人意之新史，则尚有待，姑从旧日史籍，加以理董，取其详故实而具史法者，各从其类，以次论列，而历代史学之成立、发展、变迁、进化，皆一寓于所述史籍之中，所谓备史籍之要删者一也。近代西方史家分为二派，一曰记述派，一曰推理派，记述派，以述史实为职志，推理派，以明史法为指归者也。求之吾国，记述派最为发达，以左、马、班、荀、范为之杰，且发源于东周之世而推理一派，直至刘知幾出，始有成家之论著，又间以千余年，而章学诚始出而继之，呜呼，何其难也。近则衍刘、章之绪，而证以西哲之新说者。颇有其人，推理一派，渐呈发皇之象，此又今与古异者也。惟唐代以前，无推理之史家，非从所著之史籍，无以考见其史学之面目，如左、马、班、苟、陈、范之史学，即寓乎所著《左传》、《史记》、《汉书》、《汉纪》《三国志》、《后汉书》之中，故述其史著，即所以传其人也。刘、章以来，论史之语，乃别比次为书，不藉史籍以传，而此后之史家，亦得别辟一途，而不必躬自作史，如清代之史家，钱、王则属于考证，赵、崔则属于批评，而皆未尝作史，是其明证。兹取其要者述之，且以详近略远为主，所谓为史家之总录者又其一也。虽然，又有辨焉，本编著录之史籍，非以详其部次，伦次之史家，非以概其平生。本编就历代史家史籍所示之法式义例及其原理，而为系统之纪述，以明其变迁之因果为职志者也。其非出于此者，则概从略，以明断限，若夫详史籍之部次，则应别撰《史籍考》或《史部目录》，概史家之平生，则应别撰《史家考》，或《史家别传》，而与本编则无与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