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会鞫时，亦多相合。于是举朝喧然，以为国戚有专诸之意。贵妃亦危惧，诉于上，上命自白之太子。贵妃见太子辨甚力，贵妃拜，太子亦拜，且拜且泣，上亦掩泣，为毙二以解。而攻东林者，言上于贵妃盛时，曾许以立爱。晚而鬼言之不符也，因劝贵妃广修佛事，且助其费。上发银十万建祠。二以为砖瓦甚多，不若置窑自造，利甚奢，居民多鬻薪于者。张差卖田贸薪，亦往市于。土人忌之，焚其薪。差讼土人于，复严责差。差以产破薪焚，讼又不胜，愤愤持挺入宫，欲告御状，不意闯入东宫。事亦不可知。然东宫虽侍卫萧条，何至使外人阑入！诸臣危言之，使东宫免意外之虞，国戚怀惕若之虑，断断不可少。顾事联宫禁，势难结案，若必诛外戚，废亲藩，度能得之于神宗乎？从古有明行之法，有必不可明行之法。则田叔烧梁狱词，亦调停不得已之术。何者？光宗固无恙，尚可以全骨肉也。乃彼刘廷元、韩浚辈，必斥逐执法者而后已，是何心与！
神宗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丙午朔，光宗践阼。先是，七月，光宗遵遗命，封皇贵妃郑氏为皇后，命礼部查例。郑贵妃进美女四人。乙卯，上不豫，召医官陈玺等诊视。丁巳，上力疾，御门视事，圣容顿减。己未，内医崔文升下通利药，上一昼夜三四十起，支离床褥间。辛酉，上不视朝。辅臣方从哲等赴宫门候安，有“数夜不得睡，日食粥不满盂，头目眩晕，身体罢软，不能动履”之旨。乙丑，郑养性请收还皇贵妃封后成命，允之。刑部主事孙朝肃、徐仪世，御史郑宗周上书方从哲，责以用药乖方之故。给事中杨涟上言：“贼臣崔文升不知医，不宜以宗社神人托重之身，妄为尝试。如其知医，则医家有余者泄之不足者补之。皇上哀毁之余，一日万几，于法正宜清补，文升反投相伐之剂。然则流言藉藉，所谓兴居之无节，侍御之蛊惑，必文升借口以盖其娱药之奸，冀掩外庭攻摘也。如文升者，既益圣躬之疾，又损圣明之名，文升之肉其足食乎！臣闻文升调护府第有年，不闻用药谬误；皇上一用文升，倒置若此，有心之误邪？无心之误邪？有心则齑粉不足偿，无心则一误岂可再误！皇上奈何置贼臣肘腋间哉！”丁卯，传锦衣官宣兵科杨涟，并召辅臣方从哲、刘一、韩广，英国公张维贤，尚书周嘉谟、李汝华、孙如游、黄嘉善、黄克，都御史张问达，给事中范济世，御史顾忄造等。时廷臣疑上且杖涟，既入，上目视涟久之，各谕以“国家事重，卿等尽心，朕自加意调理”。
辛未，再召见群臣于干清宫。上御东暖阁，倚榻凭几，皇长子侍立，上命诸臣前，连谕曰：“朕见卿等甚喜。”从哲等请皇长子移宫，上曰：“令他别处去不得。”请慎医药，上曰：“十余日不进矣。”久之，又谕册封李选侍。诸臣退。二十九日甲戌，上再召诸臣等于干清宫，仍谕册立皇贵妃，从哲等以“册储原旨期宜改近，蚤竣吉典，以慰圣怀”。上因顾皇太子，谕曰：“卿等辅佐为尧舜。”又语及寿宫，辅臣以皇考山陵对。则自指曰：“是朕寿宫。”诸臣言：“圣寿无疆，何遽及此！”上仍谕要系者再。因问：“有鸿胪寺官进药何在？”从哲奏：“鸿胪寺丞李可灼，自云仙丹，臣等未敢轻信。”上即命中使宣可灼至，诊视，具言病源及治法。上喜，命趋和药进，上饮汤辄喘，药进乃受。上喜，称忠臣者再。诸臣出宫门外，少顷，中使传圣体用药后，暖润舒畅，思进饮膳，诸臣欢跃而退，可灼及御医各官留。时日己午，比未申，可灼出，辅臣迎讯之，可灼具言上恐药力竭，复进一丸，亟问复何状？可灼以如前对。五鼓，内宣急召诸臣趋进，而龙驭以卯刻上宾矣。时九月乙亥朔也。中外藉藉，以李可灼误下劫剂，恐有情弊。而方从哲拟旨赏可灼银五十两。御史王安舜首争之，疏曰：“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先帝之脉，雄壮浮大，此三焦火动；面唇赤紫，满面火升，食粥烦燥，此满腹火结；宜清不宜助明矣。红铅乃妇人经水，阴中之阳，纯火之精也。而以投于虚火燥热之症，几何不速之逝乎！然医有不精，犹可借口，臣独恨其胆之大也。以中外危疑之日，而敢以无方无制之药，驾言金丹，轻亦当治以庸医杀人之条。乃蒙殿下颁以赏格，臣谓不过借此一举，塞外廷之议论也。夫轻用药之罪固大，而轻荐庸医之罪亦不小。不知其为谬犹可言也，以其为善而荐之，不可言也。”疏入，乃改票罚俸一年，而议者蜂起矣。御史郑宗周上言：“往岁张差之变，操椎禁门，几酿不测之祸。氐以皇祖优容，未尽厥罪，故文升尤而效之。臣请寸斩文升以谢九庙。臣非谓诛一文升，遂足以申国宪而消逆萌，第恐张差之后，因有文升。今文升复置不问，奸人得志，何所惮而不为也！”从哲拟旨下司礼监。于是御史郭如楚、主事吕维祺交章论崔文升、李可灼。
壬午，给事中惠世扬劾奏辅臣方从哲，言：“郑贵妃包藏祸心，先帝隐忍而不敢言。封后之举，满朝倡义执争，从哲两可其间，是徇平日之交通而忘宗社之隐祸也，无君当诛者一。李选侍原为郑氏私人，丽色藏剑，且以因缘近幸之故，欺抗先圣母，从哲独非人臣乎？及受刘逊、李进忠盗藏美味，夜半密约，封妃不得，估居干清，是视登极为儿戏而天子不如宫嫔也，无君当诛者二。崔文升轻用剥伐之药，廷臣交章言之，从哲何心，必加曲庇？律之赵盾、许世子，何辞弑君之罪！无君当诛者三。”癸巳，太常寺少卿曹珍请究医药奸党。
熹宗天启元年春正月，御史焦源溥请诛崔文升。十月丁卯，御史傅宗龙、马逢皋、李希孔交章请诛崔文升。二年夏四月，光禄少卿高攀龙上言：“崔文升故用泄药，元气不
可复收，是明以药弑也。在律故违本方杀平人者死，况至尊乎！陛下不即诛﹃，仅止斥逐。今文升复潜住京师，意欲何为？往者张差谋逆，实系郑国泰主谋。刘保谋逆，实系卢受主谋。受，郑氏人，不可掩也。文升素为郑氏腹心，特当时失刑，不及拷讯，其罪岂在张差、刘保下乎！”不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