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案小组的例会，也给医疗队带来很多有益的资讯，在这个国际交流的平台上，可以了解到各国医疗力量的布局和建设，不同国家、不同组织在埃博拉研究和医疗技术方面的新想法、新进展。其中一些国际领先的医疗机构对于医疗人员感染的深度分析，对于我国今后在防治埃博拉以及其他烈性传染病，在政策制定、应对措施方面都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作为解放军医疗队的“对外联络官”，郭桐生个人的收获也可圈可点。
郭桐生说：刚开始参加例会的时候，多少有一点紧张，因为我代表的是咱们国家的形象，万一听不明白、说不清楚怎么办？实际上也真是遇到了困难。
例会的主持人是塞国当地人，如前所说，当地人的英语带有浓重土语口音，十分难懂。第一次参加例会，郭桐生最多听懂了207。。其他外国代表也都带着各自国家的口音，讲的是“各种各样的英语”，倘或是两个人之间单独进行交流还好说，可是开起会来，你一言我一语，好端端一个例会简直就像是一场国际英语大荟萃，听得郭桐生云里雾里的。
第一次带郭桐生去参加例会的，是国家卫计委国际合作司非洲处的冯勇处长。例会结束的时候，冯勇处长问郭桐生感觉怎么样，郭桐生说，各国的英语他最多听懂了一半。冯勇处长说，你很不错了！
但是，郭桐生感觉没那么自信。
他很用功，开会的时候他带了录音笔全程录音，回来以后再从头到尾地反复听，进行强化训练。结果他进步得很快，到后来非洲的英语他现场基本上能听懂其他国家的英语能听懂709，再加上录音笔的辅助，正常的交流沟通已经基本上没有障碍了。
我想，对于郭桐生来说，这应该也是一种成长吧。
与此同时，医疗队的教导员孙捷和政工干事黄显斌，正以另一种方式，将“中国声音”传遍世界。
作为解放军医疗队的队员，他们利用自己亲身亲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及时宣传报道救援行动中的工作进展、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
从医疗队出征，到抵塞后改造医院、培训人员、收治患者、中塞双方人员实现零感染，以及回撤时的任务交接，每一进展、每一阶段、每一事件，都被他们用各种新闻形式记录下来，源源不断地见诸于国内外各大媒体。他们多次深人埃博拉病房一线，随行医护人员采访和拍摄素材；回到住地，加班加点，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地连续工作，实现了对医疗队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式、不间断宣传报道。不仅占据国内各大媒体的头条和显要位置，还获得了美国《华尔街日报》、英国《金融时报》以及塞拉利昂主流媒体等十多家外国媒体争相采访和报道，在国际上树立了负责任大国和我军文明之师、仁义之师的良好形象。
李进是个典型的四川汉子，说起话来依然乡音浓重，听他讲话时我很容易就联想到王姝、郭桐生说他们听塞国英语时的感受，真正是十分难懂。像大多数四川人那样，他个子不高，但他身形挺拔，仪表堂堂却不失精致，眉宇间、气质中一股凛然正气浑然天成，即使不穿军装，你也一眼就能看出他的军人特质。
从到达弗里敦的第一天起，李进的每一天差不多都是在塞中友好医院度过的。而且他坚持每周进病房两次以上。
李进说：你是带队的，你必须进病房，必须带头，要有示范作用。而且你只有亲自到病房才能及时发现问题。
在塞国的60天，李进像是一个婆婆妈妈的大管家，事必躬亲。
留观中心刚开诊的时候，他发现队员们在病房里有很多时间是在跟塞方护理人员交流、沟通一些具体工作，这样无形中延长了在病房里的工作时间。他说这样不行，要改。凡是需要交流、沟通的事情，要在每天穿防护服进病房之前，先跟塞方人员充分地交流沟通，一二三四五，事先商量好，然后再进去干事情，尽量减少在里面停留的时间。
他会严格到亲自监督医护人员在病房里工作的时间，一旦发现超过一个半小时的最高时限，他就会一直打电话催他们出来，让他们在外面休息一会儿再继续工作。
他甚至会每天早上站在医院的大门口，亲自督察医护人员测没测体温，有没有登记，亲自询问塞方护理人员有没有接触过埃博拉病人，参没参加过葬礼。因为他说：他们安全，我们才能安全，病人也才能安全。
在塞国的60天，也是李进生命中最充实、最饱满的60天。
虽然远在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但是他和他的队员们依然时时刻刻感受着来自祖国的问候和温暖。
在塞国，李进一周总要接到好几个北京的电话，有总部机关的局长们打来的，有医院的领导和机关的同事打来的，了解情况的，询问困难和需要的，还有单纯问候的。那些来自国务院副总理、国家卫计委领导、军委和总部首长的关怀和期待，也不时地以各种形式跨越时空、漂洋过海地传达到塞国首都弗里敦，传达到李进和医疗队每一个队员的心里。
李进说，我们能做的唯有出色地完成任务，不给国家丢脸。
身处贫穷落后的西非洲，他不止一次地感慨，同样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我们享受了太多祖先和前辈们创造的文明成果，创造的富裕生活，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实在不应该、也没有理由再抱怨，再奢求，唯有感恩。
同样令李进感慨的，是塞国人民身上那些近乎于原始的朴素和善意。塞国人虽然很穷，教育程度低，但他们很守规矩，凡事排队，不争抢。街上虽然没有红绿灯，但车到路口彼此谦让，不抢行。而且据说塞国从没有发生过抢劫事件，如果家里没有人，你把门锁上，决不会有人撬门而人。
塞国人在生存环境和文明素养方面，似乎处于背向而驰的两个极端，让人费解，也让人心存敬意。
不过，最让人感动的是塞国人民知恩图报。因为中国对塞国长期的各种援助，几乎每一个塞国人从孩童时开始就知道中国是友邦，只要看到中国人他们都会竖起大拇指，发自内心地说“Chinagood”。
有一次，因为道路不熟悉，李进他们的车在一个路口拐弯的时候，逆行走上了一条单行道。几乎是他们刚刚拐上这条路，一个表情严肃的女警察就出现了，立刻把他们拦了下来。司机摇下车窗跟她解释，我们是中国医疗队的，对这的道路不熟悉。一听是中国医疗队的，女警察什么话也没说做了手势就给放行了。
李进认为，越是这样，越是要维护我们的国家的形象。于是，他不但要求队员们在医疗专业上要为国争光，甚至要求司机也不能丢中国人的脸：该停车的停车，该谦让的谦让。在基国的60天，也是李进感受祖国强大，充满自豪感的60天。
埃博拉是可防可控的。秦恩强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和神态都非常确定。那时候，解放军首批医疗队员已回国多日，可埃博拉还在西非泛滥。
我知道，这不仅是秦恩强一个人的观点，它是整个医疗队的共识。
要说明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为什么埃博拉死亡率会那么局。
塞国经济贫困，医疗基础薄弱，这是人民的宿命，尤其是底层百姓的宿命。多数人生了病，先扛着，因为无钱医治。等到不得不进医院的时候，为时已晚。
秦恩强说，我们对埃博拉患者的死因做了统计分析。实际上大多数死于并发症，死于严重的内环境紊乱，如严重的脱水、电解质紊乱、酸碱失衡，以致衰竭而死。在留观中心死亡的病人，很多人发烧四五天，甚至五六天才来医院就诊，在之前这些天里，没人敢碰他，也没人给他送水、补液，甚至没人给他吃的。等到医院的时候，各项体征已经都不行了，入院后一两天就去世了，都不一定是埃博拉病毒直接致死。这种情况占据了死亡率的绝大部分。
秦恩强断言，如果将来在咱们国家因为各种原因发生了埃博拉病例，它的死亡率不会超过甚至更低。而且治疗的方法非常简单，就是对症治疗，也叫支持治疗。
为什么我敢说这句话呢？
秦恩强告诉我，在距离塞中友好医院大约一公里的地方有一家英国人开设的治疗中心，它初期的死亡率大于707。。经过合理的对症治疗之后，死亡率降到23.4%就是说，除了个别病情十分凶险的病例之外，死亡率是能够降低的。
而且非洲疟疾高发，艾滋病高发，霍乱、结核都是高发病，在埃博拉的死亡病例中，是单纯的埃博拉死亡，还是混合多种病死亡，尚且没有统计。
而郭桐生从另一个角度也证明了这个论断。
郭桐生给我举了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埃博拉在非洲死亡率非常高，但是一些外国人员感染后离开非洲，被运回了各自的国家，死亡率就很低。这说明埃博拉的死亡率跟生活方式以及医疗条件密切相关。
第二个例子。埃博拉病毒最早叫作埃博拉出血热，和另一个叫马尔堡出血热的病毒非常相似，它们是同一个家族的两个不同的成员。
马尔堡病毒最早发现于1967年秋，德国和前南斯拉夫的几所医学实验室，把一批非洲绿猴从乌干达运到国内做实验，结果在实验室工作人员中同时暴发了一种严重的出血热，共导致31人发病和7人死亡，病死率247。。后来当马尔堡出血热出现在非洲时，病死率却高达8870。
这也说明了生活环境和医疗条件对于群发性病毒感染的死亡率，具有重要意义。当然也不排除不同人种之间免疫力的差异等其他因素的影响。
秦恩强又说：埃博拉如果发生在我们国家，最多也就是点状发生和有限传播，我们有把握在一两个月内把疫情控制住，也不会有很多人死亡。首先，我们国家有非常成熟的传染病疫情防控体系；其次，咱们国家的政府组织力很强，说做就做；最后，咱们的老百姓对防疫有经验，服从管理，对传染病的概念有认识。
采访结束的时候，秦恩强告诉我，医疗队在塞国与埃博拉相伴46天的临床经历，已经被撰写成学术文章，投稿到国外一家权威的学术杂志，就在前一天，他已经接到用稿通知。
这篇文章的标题就叫作《塞拉利昂埃博拉病毒病临床特点》。
另外，他们还要出一本关于埃博拉的书。
埃博拉是可防可控的一这不仅是一种医学观点，也是解放军首批医疗队员，在抗击埃博拉的腥风血雨中得到的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在未来应对类似突发性重大疫情的时候，它将成为国家宏观决策和应对战略最宝贵、最可靠的专业依据和技术储备，那就是国家的底气，百姓的福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