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珠市港口居民区闹中取静的一座小楼，离码头只有五分钟的路程。打开窗户，就可以看见海上的远帆近影，日出日落。精美的铁艺栅栏环绕四周，院外绿树成荫，鸟语花香，院内假山池塘，鱼戏莲荷。这就是李国安的家。
小楼共四层，每层约有一百多平方，父母住在一楼，每个儿子各住一层。女主人希望人丁兴旺，四世同堂。用她的话说，这么大的房子，等孙子娶媳妇也够住了。
女主人也就是李国安的母亲阿香，她虽然大字不识一个，但却有胆识，善持家。她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鼻翼肉厚，耳珠厚大。相面先生说她是福寿满溢流不尽，富贵绵延及子孙的旺夫相。她自己也这么认为，觉得自己嫁谁就能成事，嫁谁就是谁的福气。
阿香从小生在船上，长在船上，船便是家，家便是船，是靠在海上捕鱼为生的疍家人，也称讨海人、水上人家等。
从前，疍家人是常年生活在海上的流动渔民。由于常年漂在海上，随时都可能被风浪埋葬，命运如同蛋壳般脆弱，故称为疍家人。
中国历史上记载，疍人曾被中原汉人称为“南蛮”之一。岭南著名学者屈大均认为，疍人是岭南土著“真粤人”。当年正是这些“真粤人”为反抗暴秦，“逃入丛土，与鱼鳖同处”，坚持抗秦斗争，并最终大破秦军，“杀（南海）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秦以后，随着中原汉人的大批南迁，又被官军所迫，逃入江海河上居住，捕鱼为生，世代相传。疍人没有户籍、人权，死后葬身大海。而岸上人也对居无定所的疍人百般歧视和制约，不准疍人穿鞋，不准建屋，不准与岸上人通婚，不准读书识字等。出海三分命，上岸低头行，生无立足所，死无葬身地。这基本就是疍人命运的写照。
世上最苦黄连树，人间最苦水上人。阿香十五岁时，父亲、哥哥被国民党军队抓去当壮丁，负责“炸鱼炮”、捕鱼给国民党官兵吃。好在阿香从小随父母在惊涛骇浪里长大，虽是女子，但熟识水性，练就一身胆量。为了生活，她替代父兄去海上捕鱼，勉强养活全家。
她的丈夫李豁达和她同岁。1939年，珠市沦陷期间，李豁达随父母去讨海，遇到了日本军舰的巡逻艇，因为没有向日本人鞠躬行礼，小日本大怒，向渔船猛喷水，船只在日本人狂笑下沉没，全家十多口人全部淹死。年仅十五岁的李豁达趴在一块木板上漂浮在海面，正好被坐在船头的阿香看见，她用一根竹子把他拉上了船，以后他就在她家的小船上当帮工。让阿香吃惊的是李豁达竟然能读书认字，这对当时的疍家人来说是很稀奇的事。阿香芳心暗许，毅然嫁给一无所有的李豁达。
新中国成立后，疍家人的生活才彻底发生了改变，政府开始给疍家人登记户口，给予公民应有的权利，还成立了渔业合作社，购置了许多机帆船，渔民陆续加入合作社，结束了无根之萍的水上漂流生活。阿香和丈夫李豁达都正式成了捕捞大队的渔业工人，回到船上打鱼赚工分。李豁达能识字，有文化，熟悉鱼的习性，直接当上了船老大。他是个有心人，爱学习，善钻研，鱼的生长情况、活动规律，哪里鱼多、哪里鱼少，什么时候能捕到鱼，他都了如指掌，他领导的船只，每次出海都是满载而归，很快就名震珠市，成了捕鱼达人。
李豁达人如其名，豁达能干，乐于助人，很受下属爱戴，领导器重。市政府为了发展珠市的渔业，渔业合作社领导受了“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影响，把李豁达调进合作社做副社长，分管渔船，给渔民们教授捕鱼的经验技巧。几年后，合作社社长升官调走，李豁达名正言顺升为社长。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绿了珠市，滋润了珠市的人们，也吹醒了珠市的渔民。1982年，渔业社大胆地实行岗位责任制，进行体制改革，把原来三级所有、大队核算的经营体制，改成作业单位渔民向公司承包经营。承包期内渔船的所有权属公司所有，实行以船为核算单位，公司和渔船两级管理。
李豁达为了起到表率作用，先给大儿子国丰承包了一艘渔船，国丰虽然没有文化，但有老爸做后台，父亲还为他选了经验丰富的副手。由于渔船设备的先进和海洋资源丰富，每次出海都收获颇丰，腰包迅速鼓起来。后来，老二国龙和哥哥一起，在父亲的指导下，购进了几艘渔船。李家真正富了起来，成了渔民的典范。
冬妹的房间在一楼，原来是李国安的卧室。虽然没有像别人的婚房布置得温馨浪漫，但里面家具电器齐全。唯一让冬妹感到不安的是和公婆同住一层楼，公公看起来不错，宽容友善，就是婆婆不冷不热。好在家里房子大，冬妹总是带着孩子躲在自己的房间，除了吃饭在一起，平时很少见面。
两个嫂嫂变得好像不认识她似的，有时候见面了，冬妹让孩子唤伯母，她们就会把头转开，当作没有听见，不愿意和她多说一句话。
中间，李国安也回来过几次，他像是换了个人，没有了从前的亲密激情，尤其是当着众人的面，更是冷冰冰的样子。
倒是经常有怀着好奇心的邻居亲戚来看冬妹，夸她长得漂亮，说她命好有福，眼睛亮，嫁了个好家庭。除此之外，她的生活如一潭死水，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
在外人眼里，冬妹一个外地女孩，仗着年轻貌美，嫁给李国安，小小年纪就拥有了别人梦寐以求的一切，让人羡慕不已。
可冬妹过得并不开心，漂亮小洋楼、优裕的物质生活并没有给她带来好心情，相反，她总觉得家里死气沉沉，没有半点意思。有时候，甚至觉得现在的生活还不如从前流浪的日子，那时候虽然生活无着，但毕竟自由自在，有希望，还有梦想，每天能遇到新鲜的事。可现在呢？她感到内心比从前流浪时还孤苦无依，生活像无边苦海看不到尽头，除了公公偶尔跟她说说话，全家人都避着她，李国安又经常不在家，偶尔回来也是对她爱搭不理。她像是《红楼梦》里的林黛玉初进贾府唯恐被人取笑，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多走一步路。她常常连大气都不敢出，手脚没处放，不敢正眼看人，每天提心吊胆，患得患失，似若惊弓之鸟，不知所措，惶惶不可终日。
沧海月圆时，所有渔船都会回港休息，是家里最热闹的日子，也是全家大团圆的时候。每逢农历十五，全家都要祭拜海神娘娘，两个嫂嫂都会下楼帮忙烧菜，连两个嫁出去的大姑小姑也都会回家帮忙，只有冬妹抱着孩子，帮不上任何忙。祭拜完后，全家围餐团聚。
他们用方言有说有笑，只有冬妹听不懂，一个人抱着孩子发呆。
有一回，孩子吵着要吃鱼，大嫂就把吃了一面的鱼推到冬妹身边，冬妹和孩子说了句：“一会儿，等妈妈把鱼翻过来。”没想到婆婆脸色大变，后来冬妹才知道，原来疍家人忌“翻”字，渔民最怕覆舟。她本来应该说“顺转这条鱼”而不是“把鱼翻过来”。
家里的规矩她一个也不懂，偏偏不懂事的孩子不是打破碗，就是掀翻菜，一会儿想要大哥哥的玩具，一会儿又吵着要跟姐姐玩。哥哥姐姐们像他们的母亲一样，讨厌这个说普通话的小妹妹，嫌她烦，不愿意和她一起玩。要么是哥哥把她推倒在地，要么是挨了姐姐的打，总听到孩子哇哇的哭叫声，搅得一家人不得安宁，忍无可忍。
一天，大姑回家吃饭，实在厌烦，便用普通话说：“奇怪，这孩子怎么就不像咱们李家的孩子，简直像个野孩子，实在没有家教，烦死了！”
大嫂接过话题：“有其母必有其女，我看着孩子像她妈，就不像我们家国安。”
“听说她从前在酒店做三陪小姐，就怕这孩子不是我们李家的血脉，最好是让老幺去医院做个亲子鉴定。”二嫂不失时机地说。
“你们都别说了。”婆婆勃然大怒，站起来大吼，她又直视着冬妹问，“冬妹，你说说，她们说的都是真话吗？我们可是清白人家，你不能来玷污我们。”
桌上十几双眼睛都盯着冬妹，又听大嫂说：“妈妈，我可没有冤枉人，您问问她，那个阿春是她的好姐妹，是她介绍给国丰的。谁都知道，我家老公最正经，可国丰是个男人呀，哪个男人能抵制得住风尘女子的诱惑，她们是专业吃这个饭的呀！”
冬妹强忍着眼泪没往下流，两颊火辣辣发烫，抱起孩子跑回房间，反锁了房门大哭起来，孩子也跟着哭。她的心情低落到了极点，精神简直要崩溃，唯一的发泄就是哭。到今天才真正明白，她不应该嫁给李国安，他家里人根本接受不了她。
从此，她像个可怜虫一样躲在家里不敢出门，不敢见人，每天如同行尸走肉，觉得所有人都在嘲笑她，看不起她。聚餐她十有八九都是含着眼泪离开，到后来，她干脆不再上桌吃饭了。她买了一大堆零食、水果将就着充饥。她连电视也不愿意看了，除了偶尔带孩子出去走走，就是在家教孩子看小人书，幻想着能把孩子教成神童，替自己报仇。
家里人都说她疯了，她也这么怀疑自己，疯了好，疯了就可以不再顾忌别人的感受，想吃就吃，想哭就哭，想笑就笑，想闹就闹，反而变得自由了，再也不用忍气吞声做人。
于是，她又每天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亮，只要听到有人说她半句不好，她就会破口大骂。她还说自己从前不但是酒店的三陪小姐，还有个亲大哥是黑社会老大呢，她老爸吴老板就是黑社会，谁敢欺负她走着瞧，她就让谁家统统死光，还要株连九族。这一招真灵，大姑、小姑、大嫂、二嫂从此真的都不敢当面说她了，都远远地避着她。
婆婆显然更是气疯了，天天烧香拜佛，求佛祖保佑送走冬妹这个瘟神。只有在公公面前，冬妹不敢发疯，只是默默垂泪。好在家里公公说了算，大家也没拿她怎么样。
李国安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他也渐渐觉得冬妹是个疯子，后悔那时候不该娶她回家，后来就干脆躲在东陵很少回珠市。
冬妹的心全扑在孩子身上，李国安也没有缺她钱花，她去书店买了许多幼教书籍，每天教孩子读书认字。假如没有孩子她宁愿回到从前去流浪，她觉得活着比死还难受，没有一点意义，看不到任何希望。
这样又过了一年，孩子一天天长大，最让冬妹骄傲和安慰的就是这个孩子，她三岁不到已经能背几十首唐诗宋词了。公公也特别喜欢这个孩子，觉得这个孩子最像他。全家人虽然不高兴，但也无可奈何。
冬妹慢慢习惯了这种生活，只是变得更沉默了，心里只有孩子。反正家里除了公公偶尔和她聊聊孩子的事，一般很少有人和她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