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天时，笔者想这么理解。对于历代兴教办学者来说，所谓天时，莫过于当时政治环境的生态状况，在中国可以理解为皇权治统环境的生态状况。自然界有个C生态系统——森林生态系统。C生态系统有个“蘑菇理论”，要用五句话表达出来，像是一首诗，比诗更美妙，是：“创造一个环境，有了一定的空气，有了一定的水分，有了一定的湿度，蘑菇会自己长起来。”就是说：在自然界的大森林里，只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比如上述的空气、水分、湿度，当然也离不开土壤和阳光，创造出一个美好的环境，就能成片地生长出蘑菇。如果我们借用“蘑菇理论”到社会生态系统，所谓兴教办学的好天时，就是“天然”的土壤、阳光、空气、水分、湿度……基本不缺，是一个相对良性循环中的社会生态系统，是一个“美好的环境”。只要具备这样一个社会C系统，兴教办学肯定有成就。历史上有没有实例？宋代之前不妨以稷下学宫为例。
稷下学宫又称稷下之学，战国时期齐国“官办”的高等学府，始建于齐桓公。过去有人称它为“稷下学派”，不大对头，因为它实际上并非哪个学派所专有，而是天下各种学派的学者都可以来议学、议政的学术活动中心，其兴盛时期，曾容纳了当时“诸子百家”中几乎各个学派，道、儒、法、名、兵、农、阴阳等，汇集了天下贤士多达千人左右，其中著名者如孟子、淳于髡、邹衍、田骈、慎到、接予、季真、环渊、彭蒙、尹文、田巴、兒说、鲁仲连、邹爽、荀子等。在这里，无论其学术派别、思想观点、政治倾向，以及国别、年龄、资历等如何，都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什么天人之辩、王霸之辩、义利之辩、攻伐寝兵之辩、名实之辩、世界本原之辩、人性善恶之辩……都可以畅所欲言，互相争辩、诘难，多元思想并立，各家平等共存，学术自由争鸣，彼此吸收融合，成为真正体现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一个典范。它的办学成果多么丰硕？仅就学术著作来看，其思想内容博大精深，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历史、教育、道德伦理、文学艺术以及天文、地理、历、数、医、农等多种学科。这一大批著作的问世，不仅极大丰富了先秦思想的理论宝库，促进了战国时代思想文化的繁荣，也深刻影响了并影响着此后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有的散佚不传至为可惜，传下来的多为经典。难怪早年的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曾高度评价说：“这稷下之学的设置，在中国文化史上实在有划时代的意义……发展到能够以学术思想为自由研究的对象，这是社会的进步，不用说也就促进了学术思想的进步。”“周秦诸子的盛况是在这儿形成的一个最高峰的。”
稷下学宫何以办得这么好？齐国素有尊贤纳士的优良传统，齐桓公田午是田氏代齐后的第二代国君，新生的政权有待巩固，深知“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荣名者，必尊贤而下士……致远道者托于乘，欲霸王者托于贤”（《说苑·尊贤》）的道理，这才在齐都临淄稷门附近建起学宫，设大夫之号，招揽天下贤士。接下来的当权者齐威王、齐宣王，脑子也够清醒明白，就把稷下学宫办得风生水起，达于巅峰。《风俗通义·穷通》说：“齐威、宣王之时，聚天下贤士于稷下，尊宠之，若邹衍、田骈、淳于髡之属甚众，号曰列大夫，皆世所称，咸作书刺世。”尤其是齐宣王，一心想称霸中原，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遂大办稷下学宫，让稷下学者享受“上大夫”的政治、物质待遇，“开第康庄之衢”，修起“高门大屋”，勉其著书立说，鼓励学术争鸣，欢迎他们参政、议政，吸纳他们的治国良方。这种当权者思想开放、政治清明、重贤用士的良好“政治环境生态状况”，正是稷下之学举办成功的最佳天时。这个也能反证：秦始皇上台后禁绝兴教办学，“文革”中“停课闹革命”，遇上这样的天时，你兴办教育的人和地利再好，想办个稷下学宫你试试。
那么，范仲淹所处的“皇权治统环境”如何呢？若依笔者对历代封建王朝的评价，就尊重知识、尊重文化、尊重知识分子来说，宋代是独一无二、空前绝后的伟大王朝。前文书中引用过陈寅恪先生“华夏民族文化历千年之演变，造极于赵宋之世”这样的话，此外崇高的评价多的是。严复说：“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钱穆说：“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理学与艺术》）邓广铭说：“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称宋代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十一至十三世纪期间，在政治社会或生活诸领域中，没有一处不表现出较先前时代的深刻变化，这里不单单是指一种社会现象的变化（人口的增长、生产的全面突飞猛进、内外交流的发展等等），而更是指一种质的变化，此时的政治风俗、社会、阶级关系、军队、城乡关系和经济形态，均与唐朝贵族的仍是中世纪中期的帝国完全不同，一个新的社会诞生了，其基本特征可以说已是近代中国特征的端倪了。”（《中国社会史》）日本近代史学泰斗和田清先生说：“唐代汉民族的发展并不像外表上显示的那样强大，相反，宋代汉民族的发达，其健全的程度却超出一般人想象。”（《中国史概说》）德国汉学家库恩在《宋代文化史》中说“中国在十一世纪至十三世纪发生了根本的社会变化。首先，文官政治取代了唐朝的以地方藩镇为代表的军人政治，受到儒教教育的文人担任政府高级行政官员；孟子以王道治国的思想第一次付诸实施。其次，宋朝在农业文明、城市文明和物质文明（如手工业）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农业技术的新发展，新土地的开垦，以及农作物产量的提高，奠定了宋朝经济繁荣的基础。”美国历史学家墨菲在《亚洲史》第七章“中国的黄金时代”中说，宋代——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创新和文化繁盛的时期。它拥有大约一亿人口，“完全称得上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生产力最高和最发达的国家。”他又说：“在很多方面，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激动的时代。后来的世世代代历史学家批评它，是因为它未能顶住异族入侵，而终于被他们痛恨的蒙古人打垮。但宋朝却从九六〇年存在到一二七九年，长于三百年的平均朝代寿命。”于是有人总结出来说：有宋一代共三百一十九年，是中国所有封建王朝中延续时间最长的一个朝代；也是一个充满以人为本、民命至上的民生理念的朝代；一个没有宦官专权、藩镇割据、篡权弑君，最不血腥、最有人情味的朝代；一个体用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本思想最好的朝代；一个人才辈出，文学、哲学、绘画、科技、教育等最为发达、硕果累累的朝代。
当然，不能光听中外名人这样说，得考量他们所依据的史实是否真实可靠。历史上，最早提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帝王是汉高祖刘邦，他曾颁诏说：“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班固《汉书·高帝纪》）后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也有“重文”的意思，他在“求贤令”中说：“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陈寿《三国志·魏志》）北魏孝文帝在自己的诏书中也说：“今牧民者，与朕共治天下也。宜简以徭役，先之劝奖，相其水陆，务尽地利。使农夫外布，桑妇内勤。”（魏收《魏书·高祖纪上》）。但是这些所谓“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当政者，说的多做的少，甚至说一套做一套，带有极大的局限性。唯宋一朝，尤其北宋前期，一改五代乱世之风，将以文治国定为国策，崇文重教、移风易俗，重视发挥文臣的作用，以仁厚宽容著称于后世。这样的国策始于赵太祖赵匡胤，并且作为一种“祖宗家法”传下去，贯穿于整个宋朝。赵氏兄弟俩根据既定国策，制定了一系列重文轻武的政策并监督执行：下令修复孔庙，开辟儒馆，延用耆学名儒；下诏增修国子监学舍[25]；下诏重修、新建昭文馆、史馆、集贤馆、崇文院；改革考试制度，极力放宽科举考试的范围，唐朝进士登科者，每次最高也不过三四十人，而宋朝进士登科者则多至五六百人，最多有增至五千三百人者，并且设法严密科举考试，严防考官作弊等等。当是时也，朝廷的重要职位，全部由通过科考进入官场的读书人占据，这些人自称“天子门生”，不仅长期占据宰相高位，甚至连向来由武将任职的枢密院，也由文人主政。文臣社会地位之高，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无法比拟。其待遇之高，风头之盛，真令后世叹为观止。
这就是范仲淹“掌府学”时的“天时”。至此，天时、地利、人和，三才齐备，能干出怎样一番功业，就看他范仲淹的了。
15.复兴儒门教育第一人
有个奇怪的学术现象：多年来在宋学研究和中国教育史研究领域，范仲淹几乎是一个不太被重视的人物，在一些著名思想史、哲学史著作中，也大多见不到他的名字；人们心目中，他只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甚至军事家。加之有些学者对北宋儒学、道学、理学概念的理解过于狭隘，其宋儒人物大系中就更少提范仲淹了。
这是一处学术硬伤。
其实，范仲淹是北宋前期复兴儒门教育第一人。笔者服膺史学家刘子健先生的两段话：“宋学为中国哲学最精彩的一页。明清两代之哲学，胥不能脱离其范围。而宋学之发扬光大，实自仲淹创之。朱陆出于张程，张程导源于仲淹。非张程无以树宋学之中坚，非仲淹无以开宋学之先路”；“朱陆上继张程，张程肇源仲淹。宋学之发扬光大，非仲淹不及此。明道象山一限之传，至明而有王守仁，至清而有黄宗羲；伊川晦翁一限之传，至明末清初而有顾炎武、吕留良。横渠之学在南宋，除晦翁而外，兼影响永嘉诸子，至明末清初而有王夫之崛起。吾国学术之辉煌璀璨，皆仲淹倡导之功也”。实际情形如何呢？
范仲淹“掌府学”时的天下大局，有点像先他二百多年的韩愈老先生的处境。自天宝十四载（755）爆发“安史之乱”以来，大唐盛世就开始衰败。九年征伐与惨淡经营之后，大乱局面虽告终结，但面对野心勃勃的藩镇割据和不时报忧的边疆祸乱，朝廷则应对不力，政出多门，宦官弄权，朝官政争，历经肃宗、代宗、德宗几代皇帝使劲，也再难振作起来，终于导致动乱连年，经济衰败，矛盾丛生，国是日非。思想文化界则弥漫着颓废、消极的风气。再加上宽容佛、道两教的长期国策，造成上下迷信盛行，世风日下，信仰危机突出。这就给韩愈们的“儒学复古运动”造出历史契机。韩愈所提倡的复兴儒学，并不是单纯地恢复古礼，埋头儒家典籍，而是在吸收儒家经典的基础上，提出新思想、新理论，这就是以治国平天下为目的的心性哲学，以维护大一统为目的的政治哲学，以弘扬自我、张扬个性、追求自由与独创精神为特征的艺术主张。学统、政统、文统，三统合一，一以贯之，这个“一”，就是仁义之道，就是道统论。韩愈在《原道》里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谓为德。”韩学略显粗糙，且未能在政治上获得成功，但对后世理学、史学、古文运动、宋诗的兴起与发展，还是产生了直接影响。应该说，包括范仲淹在内的宋代儒学家们，正是在对韩学的批驳与接受之中，造就了宋学自身理论思维的成熟与理论体系的完善。
再看范仲淹此时面临的天下大局。中国历史上多有“三朝元老”式的成功人物，有“十朝元老”吗？有，空前绝后有一位，大名叫冯道。他历经桀燕皇帝刘守光、后唐庄宗李存勖、后唐明宗李嗣源、后唐闵帝李从厚、后唐末帝李从珂、后晋高祖石敬瑭、后晋出帝石重贵、辽太宗耶律德光、后汉高祖刘知远、后周太祖郭威，一共十朝，“三入中书，在相位二十余年”，是个名副其实的“官场不倒翁”。可反过来一想更另人吃惊，冯道所事十朝，合计不过三十一年，平均每帝仅在位三年余，最长的唐明宗和晋高祖也才八年。这是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最频繁的时期，世道能好到哪儿去？冯道固然赚得“无廉耻”“奸臣之尤”的负面名声，可这个时代就没有责任吗？五代之乱，纲常倾覆、道德沦丧、风俗隳坏、士人无行，人伦关系全面倾覆，道德调控几近崩溃。乱世英雄赵匡胤看得清，说得准：“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苍生涂地，其故何也？”（司马光《涑水记闻》）他英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也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建起统一而强大的大宋王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