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有利条件在于，经济工作，实际上也是一场战争。在国内，企业之间有竞争，在国际上，更是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我国由于长期计划经济，厂长、经理们经营战略意识和竞争意识薄弱。现在，随着经济格局的变化，我国企业界正在把管理的重心由考虑内部和谐转向外部竞争。这个问题，对地方干部同样是新课题，军队干部相对说来还占优势，因为较量和对抗是军人的本行。
“第三个条件：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必须具备一往无前、坚忍不拔的精神，而军队历来培养的就是这种素质。
“再从实践上来看，相当一批成功的企业家是军人出身。
外国好些大公司的董事长都当过兵，国内也是如此。最近深圳有人做过一个统计：深圳成功的企业家之中，百分之六十是军人出身，百分之三十是科技干部，只有百分之十是其他成分。这是很有意思的。如果仅仅指五十年代，战争结束了，大批干部放下枪杆子搞经济，那是自然转化，很好理解。不，我指的是八十年代的企业家，是地方干部强调知识化、专业化的时候，居然有百分之六十的企业家出自军人。这不是很说明问题吗？
“因此，我想我们军队转业干部大可不必自卑，而应该充满自信地下来。当然，要了解我们的优势在何处。了解这一点，你在服役期间，就应该成为一个合格的军人，学好军队的管理。不管你是搞军事的，还是搞政工的，你在部队是强的，下到地方后一般来说也是强的。……”
他的道理是如此朴素和晓畅。他象挑破一层窗纸那样轻而易举地推倒了把我们隔在此岸的高墙。我怀疑他是专攻“军转理论”的学者，虽然世界上还没有哪些大学和研究所设有这个专业。十多年前他设想写一本将孙子兵法用于经济管理的书，那时他就说过：“我这本书肯定畅销，因为每年都有一批军人转业到经济战线上来。”
十年后的一九八四年十月，他的著作《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果然出版了，书的扉页上写着：
献给：今天的军官和士兵，明天的企业管理者……好象他是专为迎接兵员大裁减、干部大转业的这一天而奉献了这本书似的。实际上，他在十几年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中无意留下的轨迹，恰好成为军队转入和平建军时期某种必然性的实证，成为大批军队干部“转型”的路标。他虽
然只是一个新兴企业的经理，却代表着策应我军大裁减的一个方面军，一个“第二战场。”
策应
一九八五年六月四日，李世俊在深圳听到广播：军委主席邓小平宣布，我军将裁减员额一百万……他象一个策应方向的指挥员听到了统帅部发出的信号，以最快速度做出反应。当天，他一个长途电话打到昆明，给迪的副总经理兼昆明分公司负责人赵安然：“听到广播没有？全军要大精简。请你马上与部队联系一下，看我们能做些什么。目前，至少可以帮他们办一期转业干部培卯班……”
当时，云南省军区恰好刚宣布一批干部转业，反正这批人闲着也是闲着，有这样的好亊，不防试试看。
约有五十名干部前来培训班“试试看”。坐下一听，被迷住了：他们视为畏途的经济管理，竟然如此新奇有趣，而且与军队的专业如此贴近！听课的人越来越多。课堂设在教导队院里，一些军事教员也溜达过来随便听听，一坐下就不想走了，一直听到底。省军区反映：教学质量之高，课堂纪律之好，超出想象。
课程的中心，是李世俊亲自讲授的“用兵法经营”。当他走上讲台的时候，有人还纳闷儿：这不是XX师的那个架线连长吗？转眼之间，他哪儿来的这么大的学问？
其实，李世俊的专著已出版半年，企业界早已熟悉他的名字，不过是军旅中人未曾留意罢了。
李世俊确曾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兵。他以做一个合格的军人为荣耀，严格训练自己的意志和本领。一九六四年全军大比武，他和他所带的班都是军区的技术尖子，多次参加比赛。他也曾致力于装备器材的革新，研究出一套线路故障遥测手段，带人从师一直表演到大军区。不料在关键性的一次表演时遭遇大雨，雨水中电阻发生变化，遥测手段失灵了，连总参通信兵部的参谋也替他惋惜。
他信奉“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的信条。还在当战士的时候，就读过有关孙子兵法的书籍和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他发现这两本书的问世时间相隔两千年，其精义却惊人地相似。于是他对中国的古典军事理论更加尊崇备至。虽然这个“想当元帅”的士兵做出了一切努力，“仕途”却总是不顺。由于父亲解放前做过国民党军的医官，他很晚才入党。他喜爱文学，又因发表过一篇被认为有问题的小说而影响了提升。于是，他日积月累的文韬武略只好暂时郁积胸中。
恰在这时，一张报纸改变了他的道路。一九七四年五月，他在一张报纸上看到一则报道：日本特别重视对孙子思想的研究。一名叫大桥武夫的企业家著了一本《用兵法经营》的书，据说，他的公司应用这种理论后，效率大大提高，业务飞跃发展。
犹如一道电光，在他眼前哗地打开一片天外之天。他看到了我国古代兵法应用于军事领域以外的巨大价值和广阔前途。这一线闪电下稍纵即逝的天外之天，引得他苦苦摸索了十年；这消息又如一记闷雷，沉重地敲击着这个热血青年的民族自尊心。孙子兵法是中国的瑰宝，竟然在外国人手里开出奇异新花。我们中华民族的子孙有何颜面！
读到这则消息的中国人何止成千上万，却极少有人象这个小连长这样热血沸腾，奇想联翩。那时的中国，几乎无“经营”可言。人们在忙于“内战”。李世俊曾作为军代表到工厂“支左”，生产瘫痪的景象令人心寒。然而他有一个朴素的预感：久乱必治。到那时，人们归根结底要生产，要经营。他决定现在就开始研究，为日后的经济复兴写一本书。他象一个进城赶集的农民，要赶早市，必须头天夜里出发。
立志研究孙子的人竟然找不到一本《孙子兵法》。他借来郭化若著的《孙子兵法新编》，之后又借一本《十一家注孙子》，两本书共计四十万字，全部一字不漏地抄下来。后来，他终于买到了一本《孙子兵法》。熟读之余，又涉猎了《孙膑兵法》、《史纪纲要》、《市场学》、《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奥秘》、大学工业管理的全套教材、“哈佛管理丛书”等兵书、史书和经济理论著作。仅一套“哈佛管理丛书”，全文四百万字，他就做了五十万字的笔记。
一九七九年打完仗以后，大批年轻干部提拔上来，已经当了八年连长的李世俊不能不转业了。若在几年以前，他会认为这是极大的不幸，而现在，用个不雅的比方，转业对于他等于把王八扔到大海里了。一开始，他被分配到司法部门当宣传干部，他主动要求到工厂去。他说：“如今我们国家的政工干部多如牛毛，最缺的是经济管理人才。我个人在这方面有点兴趣。”于是，他被分到一个不景气的小厂当了名厂办秘书。就这，还带点照顾性质，人家并不欢迎。
从零开始。他不怕从零开始。相反，他倒愿意从零开始摸清工厂的每一根经络。
工厂有个金工车间，已经连续四个月完不成任务，拖了全厂的后腿。厂领导想改组车间班子。李世俊自告奋勇，立下军令状，保证三个月改变面貌。他是有信心的。此前，他曾参加过一个月的管理知识短训班，回来后厂里安排他给中层干部讲一课。干部们笑起来：我们搞了几十年的人还没给你讲课，你倒要给我们讲课！你才当I几天老百姓？李世俊不管它，讲了十分钟，再没人笑了…"、邸时他大多还是用军队管理的例子，人们觉得很新奇，很受启发。到车间后，李世俊把自己多年研究的收获用于实践，果然立见成效，车间形势迅速好转。这位“大兵显示了实力，三个月后即被提为厂办副主任，开始直接参政了。在他的积极建议下，工厂推广用兵法管理生产经营，产值、利润连年翻番。一九八〇年至一九八二年，上缴利润由十七万增至七十一万元。
一九八二年，全国经济培训中心在昆明举办经济管理师资培训班，李世俊作为预选的“苗子”被送去学习。这时，我国经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放政策指引下，正处在改革浪潮中，对五十年代沿袭下来的苏联那一套管理理论已不满足，欧、美、日本、香港等地的管理经验蜂拥而入，令人眼花缭乱。中国该走什么路？大家都在摸索。一天，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凌阁在训练班上介绍了日本专家村山孚的《中国古代思想和日本企业家》。多数学员头一次接触这个课题，议论纷纷。
下课后，李世俊遇到凌教授，说：“我研究这个课题已经多年，准备写一本书，摸一摸中国自己的管理理论……”
教授大为惊讶，当场考问。李世俊用他那不紧不慢的“云南普通话”，提纲挈领，条分缕析，讲得头头是道。教授激动地嚷道：“你为什么不写？！”
写！是时候了。李世俊昼夜不停，一鼓作气，写出了《用兵法管理》的长篇论文。云南省《企业管理动态》破例为这个小人物开设专号，全文发表，引起企业界的注目。全国企协秘书长潘永烈认为极有价值，建议他展开论述，写成专著。
一九八三年底，他完成了《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十二万字的初稿，并在中国人民大学讲师杨先举、云南省企协秘书长覃家瑞的帮助下改定。一九八四年四月，昆明厂长、经理研究会和广东省厂长研究会作为内部书刊，发行一万册，一一售而空。同年十月，经全国六家出版社投标后，广西出版社争得版权，一次印行十万册，又被抢购一空。
有人认为：此书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管理科学做出了开拓性贡献。
国家经委副主任袁宝华看了此书，连称：“很受启发！很受启发！感谢作者为我国做了一件好事。”另一位副主任张彦林则要推荐这本书参加一九八七年中国企协年会的评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