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下面的同志不管你是否已经离休，部门是否已经撤销，照样到这里来反映情况。他们仍然信赖你是党的纪律检查机关。那么，李廷忠就不能离开，不能不管。别的权力没有了，他还可以反映情况。直到九月一日以后，他们仍然每周一次地向上写报告。
李廷忠大概是该军区机关最后一个撤离办公室的人。别人忙碌意味着事业兴旺，他是越忙越痛心。一九八六年八月，当笔者在干休所的院子里找到他的时候，他好像还未从一年前的忙碌和苦恼之中缓过神儿来。现在不会有人找他办案子了，但他已习惯于留心这类事情，控制不住自己的义愤，禁止不了自己的思索。这是怎么回事呢？那些“失态”的角色，都是党员，都是干部，而且都刚刚经过整党啊！中央和中央军委整顿党风的决心还不够大吗？全党为之花费的人力、物力、时间还不够多吗？整编当中，从军委到各级党组织，关于防止种种不正之风的首长讲话、文件、纪律、规定……还不够详尽吗？仅就笔者在一个军区所见，纪军委常务副主席直接批示“严查”、“速查”的案子就不止一份两份。从那粗重的笔迹上，不难读到批示者义愤和痛心的表情。可以说，整编中发生的种种问题，没有哪一种是军委、总部事先未曾预见到和提醒过的。上至杨尚昆副主席、余秋里主任，下至各级领导，曾经苦口婆心、不厌其烦、连篇累牍地加以申明、解释、说服、劝戒和忠告。当我在总部阅读领导人的这些讲话时，我不由慨叹：不要说准备和思考，就是把长达一两个小时的讲话稿读一遍，对于七十上下的老人都是过于繁重的体力劳动！
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是否还有什么未被认识的规定律在起作用呢？
应该说明，本文上面罗列的种种不良现象，都是有关党组织和纪律检査部门已经查清和处理了的。违法乱纪的是党员，揭发检举的也是党员，查处错误行为的仍然是党员，有的就是犯错误的党组织本身。这正是我们的党和军队自身抵抗力的一个证明。
前面说过，以为某一组织解散就是一切社会联系被切断，只是一种错觉。当初费尽心机忙忙碌碌贪占便宜的同志，最后除了留下懊恼、悔恨、耻辱和教训之外，什么也没得到。
一九八六年八月，中央军委发出通报，宣布给予[同志党内撤销一切职务、行政撤销省军区政治委员的处分。在此之前，军区党委常委曾经集体与之谈心，耐心等待他的觉悟。
L同志在几次会议上做了比较诚恳的检查，按照纪委查实的数目，补退了四千八百多元现款。不止一个人告诉我，他非常后悔，几次在上级和老同事面前流泪。他的上级和同事们也同他一样感到痛心。
这些教训及其引起的思考，可说是精简整编的额外收获。
编外太军
一夜之间，人民解放军有六十万干部被列为“编外”。六十万，相当于英国或法国的总兵力！
他们之中，少数年大者将要离休、退休，多数将要转业到地方。这是他们生活道路上的重大转折。穿惯了军装的人，换上老百姓的衣服就浑身不自在，连路都不会走了。钟爱的事业，将要放弃，不熟悉的工作正在到来。旧的生活节奏被打乱了，他们要像新兵练走步一样学会适应陌生的环境和生活方式。仅从物质利益上来说，转业之后，每月工资将减少几十元。
部队有一千条理由要精简，要精简就要有一批人承受这种命运。这就像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大机器的使用必然使大批手工业工人失业一样，他们也是时代前进的“牺牲品”。不同在于，造成这种牺牲的不是盲目的力量，而是我们的国家和军队依照规律所做的自我调整；党和国家正在把这种牺牲减小到最低限度。
不同在于，这些充当“牺牲品”的不再是被动的“受害者”，而是有志于社会和军队的发展、能够理解这种“牺牲”的革命军人，共产党员，生活的强者。当社会的发展、军队素质的提高需要这种“牺牲”的时候，他们能够做一个合格的“牺牲品”。
因此，即使明天就要脱下军装，今天，他们还在按照军人应有的姿态行动，为军队、为“军人”创造着功勋和荣誉。这是一种很高的觉悟，很高的境界。在山城重庆，可以说，每一个人都看到过这样的境界。在那里，一九八六年七月一日，一条大型公路隧道奇迹般地出现在交通拥挤的市中心。这奇迹是驻渝某集团军的部队创造的。而率领这支队伍的是一批编外干部。工程指挥部临时党委的八名常委有七名是“编外”，指挥部机关三十名干部中有二十六名是“编外”。
挑战性的工程夹在长江与嘉陵江之间的山城重庆，出门就爬坡，交通之难全国有名。解放以后，长江和嘉陵江上架起了大桥，而两座大桥之间却有一座山包卡着咽喉。山南山北仅有五十年代修建的一座狭窄的单行隧道相通，每小时却有六百台汽车争道，每年由于堵车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二百万元以上。随着经济的发展，重庆市各种汽车数量与日俱增。据一九八六年初统计，平均每月增加九百六十多辆。交通问题已是这个西南工业重镇经济腾飞的严重障碍。
一九八四年初，市委、市政府下决心打通卡口，在老隧道旁边修建一座可供几辆车并排行驶的大型公路隧道。这是他们要为山城人民办的十五件好事之一。但是，先后几家建筑单位了解过情况之后，都摇摇头走了。隧道地处闹市区，南端就是重庆火车站出口，施工场地狭窄。石质极差。山头上，有西南最大的大田湾体育场和密集的楼群需要保护，有的建筑物地基距隧道拱顶只有五米。特别是北端的五十五米，将从修建体育场时推下来的弃土堆中穿过。一位日本专家详细查看了资料后说：“这个隧道无论从设计上，还是从施工的艰巨性、危险性来说，都将是一个挑战性的工程。”市长向驻渝解放军求援。
这支部队驻守重庆十余年，至今引为骄傲的仍是贺老总在西南军区时给山城人民留下的几座建筑物，包括大田湾体育场。在新的形势下，每年除了临时性的抢险救灾以外，只是给群众扫扫地，巳不能满足指战员的心愿。在引溧入津工程的启发鼓舞下，他们也要直接支援地方经济建设，为山城人民造福。这个想法立刻得到成都军区党委的支持和赞赏。于是军党委一口应承下来，委派原后勤部长杨智民和某师原参谋长李九明担任正、副指挥，带领四个工兵营八百兵力，把这个隧道当作战斗任务来完成。
首先迎接挑战的，是指挥部技术组组长张昌密。他必须在开工之前解开一道难题：那五十五米弃土堆积层怎样通过？张昌密原是成都军区工兵部设计处处长。他五十年代初毕业于重庆第一土木工程学校，以后又专攻过国防工程建筑设计，当了四年设计处长，无论军用、民用工程，他经的见的够多了，可还从未遇到过这样难啃的骨头。隧道施工，历来怕软不怕硬，越硬越好打，越硬越安全。而面前的堆积土，连石头都箅不上，根本无地质结构和石质等级可言。他们查遍所能找到的中外资料，没有发现可以与之相比的先例。他们从全国请来几十位专家，每天车接车送，厚礼相待，请他们出谋献策，仍然没有找到一条可行的办法。最后，就只有采取明挖的笨办法了。市政府虽然事先要求保住这堆积土上的全部建筑，见此情形，也准备舍卒保车，承担地面建筑拆迁的巨大损失了。
不，张昌密和他的战友们不能同意。明挖，给国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不说，在狭窄拥挤的市区，要把半架山从基部挖开，把大量的弃土一车一车地运到江边，再一车一车地拉回来，工程量大得惊人，而工期还不知拖到哪一年。对工程技术人员来说，这等于宣布自己的无能和不负责任。如法，要靠自己创造出来。
张昌密和他的战友们把视野投向更广大的领域。冒着酷暑，他们先后到北京、上海、沈阳等十几个省市的建筑设计部门和矿山、隧道考察，广泛搜集资料，寻找创造的灵感。
这几个月的奔波和思索，是折磨人的。张昌密已经五十三岁，连日的劳累，使那讨厌的多发性痔疮又犯了，有时在厕所里还没蹲下来，就把人家雪白的墙壁和便盆喷得满是血迹。往返路经成都，从火车站到他家，只消乘十五分钟的公共汽车，他却没有心思回去看一看老伴和孩子。当他回到工地的时候，总指挥杨智民和副指挥李九明一见他那憔悴的样子，就忍不住说：“老伙计，你都瘦得脱形了……”
张昌密是一九六二年以前开始担任工程师的，在军用、民用建筑设计上，有较深的功底。听到他被列为“编外”的消息，四川省和成都市好几个单位出高薪聘请他担任顾问或甲方代表，他来到工地之后，仍有人托关系来动员他，他都辞谢了。他要给部队干，他要在即将退出现役的时候，再给部队解一道难题，献一份薄力。重庆市建委主任、设计院院长，都是他五十年代在土木工程学校的同学。相比之下，他在部队的“官衔”是不高的。但他总是说：“部队没有亏待过我。”他最感激部队即使在动乱年月，也没有中断他从事业务工作的权利。他孜孜以求的只是突破一道又一道难题，给国家留下一个又一个漂亮的工程。
新奇的想象往往在穷思竭虑的时候才肯出现。张昌密和他的伙伴们，终于在煤矿山探测瓦斯的“潜探支架”上找到了亮点，使一个朦胧在意识之中的东西清晰起来了。这个东西，他们称之为“管棚法”，即把四十多根钢管打进五十五米堆积层，一直打到山体的基岩中去，好像在隧道外面预先编好一个铁笼子；然后每挖开一段，立即将钢管垂直撑住，并用角钢横向连接起来，形成密密的网状棚架，托住上面的弃再辅以“小导管灌浆”等办法，尽可能使松散土凝成整体……他们认为这是至目前为止唯一可行的方案。
五十五米长的钢管，是否承受得住山体的挤压？一切是否都能如愿？在付诸实践以前，没有绝对的把握。在论证会上，专家们难以断言。一位原拟聘为顾问的老专家，则坚决反对这种冒险的方案，并且愤然离席，从此不再参加对此方案的讨论。
正是举棋难下的时刻，总指挥杨智民果断地拍板了！是军人的胆略，使这个新的隧道施工方法降生在世间。
直到工程结束，他们的“管棚法”施工方案上，仍然没有落下地方设计单位应有的签字。这就等于说，其后果将由部队单方负责。身材矮小的杨智民，瘦脱了形骸的张昌密和他们的战友们，把整架山放在了自己的肩上。
从理论和技术的角度来说，老专家的立场是无可指责的；他的愤然离席，甚至是对科学的严肃性负责的表现。但在此之外，军人还有军人的道理：打仗，有六七成的把握就应该下决心了，其余的三四成，要靠勇敢去拼，靠临机处置的智慧去夺。
事实再次证明，这三四成是夺得到的。杨智民虽然做了多年后勤工作，工地上下的人却公认他是一位有胆识有魄力的“将军”。在外交上，他打得开局面；在该下决心的时候，他不犹豫。一旦下了决心，他就扑上全副精力务求必胜。
“管棚法”的堆积层地段破土动工了。某工兵营挑选了二十七名精壮战士，组成了第一工班。事后知道，这二十七人中有二十四人悄悄写好了遗书。
“管棚法”初战成功。但是，那二十四份遗书并非无谓之举。隧道钻得越深，风险越大。一九八五年八月，隧道掘进到五十五米的中段，成败的决战时刻来临了。
一天夜晚，天降暴雨，隧道顶上的公路路面发现裂缝。雨水不断灌进去，裂缝在半小时内由零点六厘米扩大到三点五厘米：大塌方的危险，威胁着几十米深处的隧道。尚未被覆的断面上，钢管在悄悄变形，碎石和土块沙沙地掉下来。由小漏到大漏，是一个加速运动，如不及时制止，后果不堪设想。扬智民和李九明当机立断，突击灌注拱顶，抢在大塌方到来之前，把拱架之上的空洞填死。
这是一场与死神争时间的竞赛。胜利与失败，可能只有一秒、百分之一秒的间隔。单靠卷扬机输送水泥和石料，已嫌太慢。杨智民从另外两个作业面紧急调来援兵，排成两行，用水桶、簸箕，用一切能够利用的器具，人工传送。
拱顶许多地方只有不足六十厘米高的空隙，战士们只能趴在“老虎嘴”里，用手推，用脚踹。谁也不知道塌方还有几分几秒到来，所能做的只是发挥人的体力和运动节奏的最大极限，在“老虎”一个呵欠打完之前把它填满。迟疑和胆怯，等于坐失良机，怕死只能加速死亡的到来。
战斗从晚上九点持续到第二天清晨五点，人终于胜利了，大塌方被制止了。有的战士一听到解除危险的信号，立时瘫倒在地上。
这八个小时，杨智民、李九明、指挥部党委副书记沈太昌、工兵处长李坤友，一直站在现场的危险地段。凭体力，他们已经没有资格参加那高速传递的人流；论指挥，那时也不需要更复杂更玄妙的计谋。但他们一直钉在这里。与其说他们在指挥，不如说在给同志们壮胆。他们的存在摆成这样的格局：一旦塌方到来，他们将与面前的战士葬在一杯土下。他们以此向战士们证明：用不着害怕，我们一定胜利。
副指挥李九明再次体验了一九七九年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时的感觉。那时，他曾站在贴近敌人前沿的山坡上，指挥两个团队和一个炮群攻克巴沙县城，之后又挥师直捣柑塘。工地上几次大的险情发生，他都在现场。作为一个当了二十三年工兵、打过隧道的老工兵处长和曾经亲临战阵的人，如果工地出事，他觉得应比别人负有更大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