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乎意料地，小粘告诉他，战士们对连里讲的三条理由中的两条有议论。比如，说我们少换防一次，就给国家节省一大笔交通费用。战士私下说：“省钱是不错，可我们要是当初不来，不更省钱吗？”又比如，说我们部队作战时间越长，受锻炼就越大。战士说：“那么，兄弟部队受锻炼不就小了吗？”只有支持后方精简整编这一条，战士没意见，想得通。
姜福堂大受触动。我们的战士是有头脑的，是在了解一切的情况下自觉自愿为祖国献身的，政治工作中不能有任何一点哄骗的意味。尤其令他感动的，是战士们对“支持后方精简整编”这一条的充分理解。这种“支持”可不是说说而已，而是要以血和生命做代价的呀！
后来，姜政委根据这些情况和政治部的调查，及时地提出了进一步深化教育的要求和方法。他在小粘后来给他的信上，写了长长一段批语，传达到排以上干部，要求他们不要满足一般教育效果，要了解战士的具体困难和要求，即便有的困难不能解决，领导也应知道。要把工作做到每一个猫耳洞，做到每一个战士、每一个家庭。
部队得到了一股新的动力。从长期坚守作战的需要出发，他们加修工事，发动群众研究战法，仗越打越精。
张志坚部队长早已从不利局面下缓过手来。他成功地推迟了敌人可能在近期发动的进攻计划，在“七.一九”防御战斗中粉碎了敌人两个营钓进攻，接着，牢牢掌握了战场主动权。“九.二三”、“一二.二”、“一.二八”……战斗一次比一次打得漂亮，一次比一次代价小、战果大，而士气也越来越高。
一九八六年新年以后，有一个故事从前线流传到后方，说是有一个战士找姜政委这个“大老乡”走后门，要求参加“突击队”。人们大为不解。姜政委的女儿也听到了，她在内地某部当守机员，忍不住一个电话打到前线，问她爸爸：“是不是真有这回事儿？”政委说：“那当然。”
女儿又问：“大家都不理解，战士们上了前线，怎么一下子觉悟这么高？”
政委说：“是啊，前方的有些事儿，后方就是不能理解。所以战士们才喊出理解万岁，……”
要理解一个前线战士的勇敢，必须了解整个前线，了解他们的环境，了解带领他们的是什么样的指挥员。
人们传说的这个走后门要求参加突击队的战士，不是别人，就是前面写到的新战士粘成山。粘成山家在山东莱阳，姜福堂政委老家在山东荣城，他们并不是真老乡。
一天，姜福堂在粘成山所在连的阵地上，和战士们交谈。两个远在异乡的人碰在一起，免不了问问对方是哪里人，下意识中，都希望能遇上个同乡，就是离得近些也好。他乡遇故知，被民间奉为人生四大喜事之一，何况战士们是在生死未卜的边疆前线呢！姜福堂懂得这种自然的朴素的感情。他是个细心的务实的人，他剖析过这种心理。战士们把祖国的版图绣在手帕上，在自己家乡的地方写上自己的名字，挂在猫耳洞里。这就是闻名全国的、给战士带来多少力量的“祖国在我心中”活动的缘起。当他们看到祖国版图的时候，眼前出现的是家乡的山水和村庄，是他的父母、兄弟、姐妹和恋人的面庞——这就是他心中的袓国的形象。没有哪个热爱祖国的人不热爱自己的家乡。因为爱家乡，泡们才进而热爱祖国，为祖国而战。姜福堂很愿意参加战士们关于家乡的倾谈。
粘成山是个天真可爱的新战士。交谈中，姜福堂问他：“你家是哪里的？”粘或山说：“莱阳的。政委你呢？”姜福堂笑着逗他说：“我也是莱阳人。咱们是老乡啊！”
“真的？”小粘立时两眼放光，可他有点怀疑，在阵地遇上本县人，还是首长，真有这么好的事？他问：“你家在莱阳什么地方？”他想考考政委是否骗他。姜福堂反问他：“你家在哪个村？”小粘说出村名之后，姜福堂才说：“我家在莱阳城东南二十五公里，左庄村。”这个地方他去过。他在莱阳驻军工作多年，胶东一带没有他不熟的。他有资格给小粘当“老乡”的。小粘一听，高兴极了：“对对对！是有个左庄，咱们是真老乡！”这一下，立刻增添三分亲热，无话不谈了。姜福堂已经不忍把话说破。他们真像老乡似地交谈起来。
……临下阵地的时候，政委握着小粘的手，问他：“家里有什么困难？有什么事要我办？”
小粘对政委已经毫不见外了，他犹豫了一下，终于说：“政委，我在前线流血、牺牲，都不在乎，就是老惦记一件事：爹妈就我一个儿子，他们年纪都大了，住的还是破房子。砖、瓦、木料都有，就是村里不给宅基地……”
“这事交给我吧。你放心，我帮你办！”政委当场表态。战士为了祖国连命都可以豁出去，这样一个合情合理的小小要求，你不能不满足他。
下来以后，姜福堂一直记着这件事。不久，恰好一位干部要出差到山东去，他把这事当作一件任务交给他，请他必要时亲自跑一趟莱阳，并说回来后要听结果。就这样，小粘唯一惦记的问题解决了。
这时候，小粘已经知道政委并不是他的真老乡。这有什么关系？这样一个可亲可敬、肯把一个普通战士的宅基地问题放在心上的首长，是十倍的老乡关系也换不来的。他从这个“假老乡”身上所受到的教育、感染和鼓励，已使他成为一个髙度自觉的勇士。
十二月，粘成山所在连队接受了收复某高地的任务，要组织突击队。突击队员应是全连最信得过的人，是准备有去无还的人。战士们也称它为“敢死队”。哪个人能被选中，将是前线战士最荣耀的事情。
首先由全连战士选突击队长。选举是破格的，战士们要把胜利的希望和自己的生命交给他们最信任的人。然后，全连自愿报名，再由突击队长挑选臥员——他要从报名者中挑选最精明强干的人。连队出现了后方所不能理解的场面。
全连差不多都报了名。这个说：“我家在山区，从小就爬山，善于山地作战。”那个说：“我扪家乡对军烈属优抚工作做得好，我没有后顾之忧。”另一个说：“我是老兵，军事技术过硬！”……
小粘呢？他长得胖乎乎的，个不高，体不壮，又是新兵，又是父母唯一的儿子……可他不甘心，他也在寻找自己的“优势”，他想到了他的“老乡”。他立刻给政委写了封信。这时，政委正在团里蹲点。
姜政委：
我们连正在选突击队，竞争太激烈了，看来我是选不上了。可是，我一定要去呀，我盼了多久才盼到这一次机会呀！……政委，请你看在老乡的分上，帮我说说情吧……
姜政委一看是为这事，顿时眼眶发酸。战士真了不起！一边看，他一边禁不住用红笔划，觉得字字都有分量，一张纸快划完了。走后门干什么的都有，没听说有走后门参加“敢死队”的。有这样的士气，还能不打胜仗？——好！这个后门我就给他开！
恰好这时候团里开会，小粘所在连的指导员也来了。姜政委给他讲了这件事，当时团里几位领导也在场，都大受感动，当场拍板：算他一个，让他去！
突击队开始了紧张的战前准备和训练。新年前夕，山东省慰问团赶来给突击队员们敬酒壮行，姜政委也去了。他特意把小粘叫到身边，敬了他一杯酒。干杯之后，小粘悄悄对政委说：“政委，谢谢你帮了我的忙。过年了，我送你一副对联。”
姜福堂打开一看，写的是：
老乡非老乡，革命感情山高水长同心又同德，将军士兵共守南疆……
姜福堂很激动。“这是你写的？”
“是我和大伙一块编的词。请地方一位老师写的。”
“给没给人家钱？”
“给了他一块四。”
“写得好！”姜福堂说，“奖励你两块！”啪！姜福堂把两元钱按在粘成山的手掌里，紧紧地握了一握……
还有一条保障线
像S师一样，有一批部队撤编撤出了名。大报、小报和军区、总部的工作组，都写过他们的事迹，写者动情，读者感奋。如果把他们的表现同另一些人的行为比一比，简直不敢相信：同是共产党，同是解放军，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S师政委柴家信说：“部队整编不是一次了。凡是领导把关不严的，每次都要坑害一批干部。这就像打仗时一样，在战场上好像是不拿白不拿，回来后都要来个一切缴获要归公，。结果是有的受处分，有的挨通报。”
师长刘代坤说：“我们坚持在财、物上把关，与师里三年前发生的贪污案的教训有直接关系。”在那起贪污案中，一个科长被判刑，一个助理员被开除党籍，降职降级。他们栽了跟头，终生遗恨，作领导的也很痛心。
他们是聪明人，他们有远见。他们在行动之前就看到了行动的后果，可谓“警钟长鸣”。而另一些同志却似乎失去了理智。
如果长期生活在一个组织中，生活在某一组织的领导、教育、关心和约束中，那么，一旦这个组织被解散，就会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仿佛人与人的一切联系都切断了。你不再领导我，我不再监督你，你我他谁也管不着谁了。像突然脱离了地心引力，人心失重了。在这种状态下，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约束、控制和匡正，庄严的战略性行动将在一片混乱中变得面目全非，为着崇高目标的一切努力，将被四面八方的冲击力和摩擦力消耗殆尽。
对此，党中央、中央军委在下决心的时候是有充分准备的，并且显然具有足够的信心。为了保证体制改革：精简整编顺利进行，为了避免同志们在大转折的关头犯错误，军委邓小平主席、杨尚昆副主席等领导同志，从军委座谈会上提出整编之日起，就一再提醒各级领导尤其是高级干部，要发扬风格，顾全大局，模范执行纪律。各总部在制定行动方案的同时，也制定了各种政策、规定和要求。六月军委扩大会议上，军委和总部领导同志再次向与会同志做了耐心、细致的解释、说服，向全军发出号召。
还在部署整编行动之前，五月，军委纪委首先召开了全军纪检工作会议，重点讨论了体制改革、精简整编中可能发生的问题，和纪检工作如何保证这一战略行动的顺利进行。与此同时，总政召开电话会议，要求全军各级政治机关发挥工作的预见性和主动性，搞好整编中的思想教育。接着，全军各级纪委几乎都召开了会议，分别制定出若干“必须”、若干“不准”，层层下达。
组织是严密的，规定是具体的，行动是坚决的。在整个行动过程中，全军纪检系统的工作同志，将个人的进、退、去、留置之度外，刚正不阿，辛苦备尝，表现了坚强的党性和很高的效率。——除了南疆前线的忠勇将士们之外，他们是这场百万大裁军的又一条保障线。
毋庸讳言，某些单位在整编中发生的问题是严重的，其范围和程度甚至超出想象。然而同样超出想象的是：查处这些问题的过程竟然相当迅速而顺利。这一组矛盾现象中，不乏值得回味和记取的东西。
一九八五年六、七、八月，传说某撤销单位的大院里出现了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热闹气氛。
今天分机动福利费，明天发烤火费，后天又发购买学习资料的党团费。端午节、“七.一”节、“八.一”节，节节“补助”。起初的几笔款项，都还有些合情合理的缘由和名义，到后来，有的部门分得兴起，分得手热，也顾不上是什么“费”什么“金”了。有的用文化教育奖励费和办公费买电炒锅和毛毯，有的分了用业务费买来准备发给部队的收录机和照相机，有的分了出租军教片和射击场的收入……真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各尽所能”，三个月内，机关人员平均每人分得八百三十九元。
正当这里分得热闹，军委纪委的专职委员带着工作组到了。他们的皮包里装着寄到北京的揭发信，装着军委首长的批示：“严查”。
俗话说：“法不齊众”。问题涉及的层面这样宽广，既得利益者如此众多，怎么查？工作组和本部纪委的同志感到棘手。但是，他们除了决心之外，还有一条足以显示决心的事半功倍的途径：先从上头查起！
经査，原来从一九八五年二月即得知两个单位将合并的消息起：管理部门就开始用事业费和企业利润留成款分期分批地给首长们更新家具，到八月底机关停止办公时为止，已分发了如下物品：电冰箱二十七台（有十台按每台八百元发给现款进口双缸洗衣机十八台；自行车二十四辆（其中十三辆按每辆二百一十元发给现款落地式电风扇二十四台。一一以上各项，都违反《准则》和总部《关于军队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
^应该说明，绝大多数领导同志都没有伸手要过什么东西，但是当管理部门把东西抬到门口时，也没人拒绝。既然如此，当他们对下属的分钱分物风“有所察觉”时，也无话可说了。上行一寸，下行一尺。要刹住歪风，当然也应自上而下。领导同志首先做出检讨，并且立即公开地彻底清退违反规定配发的物品。这一来，群众中原来的抵触情绪顿时消解，清查工作可以说一帆风顺。该退出的财、物，很快如数归公。
看来，法未尝不能责众。无论歪风多大，要刹住倒也容易。办法并不难想，关键在于是否认真。
“汽车大奖赛”的环形跑道以同样的决心和方法，另一个工作组和部队党委及纪检部门一起，刹住了一场“汽车大奖赛”。
进入精简整编以来，这里的军务装备部门成了热闹场所。本部的、上面的首长们、“熟人”们，纷纷登记挂号，要求购买退役汽车。有的批条子，有的打电话，有的登门拜访……其争先恐后的气氛很像这里在发放有奖销售票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