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钢的老职工带着套红喜兴的慰问信，带着厚厚实实的双人行装回乡见妻子。半百之人铺上全新全套的床上用品，重享新婚乐。赵忠玉说人只能活一次呵。但是这些老职工回乡“新婚”，如同开始了笫二人生。
攀钢人与人不一样。
1989年春节前夕，公司动员200人赴全国各地催设备。当时则攀钢贷款上二期工程，二则成百上千个单位欠了攀钢的款没还，致使攀钢一时流动资金紧缺。中国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真正视为节日、阖家团聚的，就是一个春节。赵忠玉说，设备催不来的，人不能回来。你们哭也得把设备哭回来。赵经理，没有钞票叫我们怎么买来设备？你们真是的，有钞票买来设备不是本事，正是没有钞票才让你们到各地去的。有钱还要你们出去吗？赵经理，没钱叫我们去偷，去骗呵？不是叫你去偷去骗，是赊，是讲攀钢的暂时困难，联络感情，说服人家。赵经理，赊帐的话攀钢的形象太不好了。不，攀钢的形象怎么会不好？国家资金有困难，攀钢也有困难，我们在这样难的情况下还拼命上二期工程，我们的形象非常好。赵经理不讲理呵。赵忠玉说，我是只讲大道理，不讲小道理。大家认为干不成的我干成了，这就是攀钢精神。懒散就是死亡。大精神是由小精神铸成的。大家办不到的事，你们去办到。
后来我听到这200人之一讲及他们如何走遍千山万水，用尽千方百计，说尽千言万语终于办到了大家办不到的事。我问赵忠玉。赵忠玉快话地、调皮地笑了：我也是没理找理。我们当然不能不按经挤规律办事。不过人是要讲精神的。否则，士气的损失远远超过经济的损失。
杨白劳的笔
赵忠玉在一次会上说，有一个最简单的命题往往被忽视了：工厂是千什么的？是抓计划生育，还是抓民兵，还是抓这项那项工作的？工厂一定要杷生产搞好。厂长不抓好生产，就是失职，瞎忙，就耍撤！攀钢所有的厂房里只有同一张标语：安全生产。不允许有别的标语。
“哦，完成了！完成了！”小菲菲冲着电视机欢呼着。攀钢电视台每晚把当天生产的完成情况用数据显示出来。完成了用蓝字，没完成用白字。攀钢职工家属十几万人天天都要议论蓝字白字。幼童都知道“完成了”是最高兴的事，虽然完成了什么他们完全不知道。
攀钢承包经营10年来，增强了自我积累、自我改造、自我发展的能力，在自我消化外部减利因素10多亿元的情况下，每年递增利税14.14%。攀钢一期工程全面超过设计能力。这也是有人才有钢的曲线抓生产的效应。但是坯多材少。攀钢的半成品钢坯销往南朝鲜、新加坡、台湾、香港、泰国等，人们戏称攀钢是“攀坯公司”。而钢产品的最艰苦的工序都在坯的阶段：烧结、炼焦、炼铁、提钒、炼钢、初轧到制成钢坯。大量的能耗由企业付出了，汗水是我们的工人流出的，粉尘是我们的工人吃了。而一吨钢坯才卖355元。如果钢坯轧成材再外销，马上就增值好多。赵忠玉说，卖钢坯，如同生了孩子再养到18岁，眼看能干活了，却要卖了。另外，攀钢所在的攀西地区，有二十几种元素的共生矿100亿吨。一期建设给攀钢带来一个政通人和的小环境。但是生产到了一定时期是耍饱和的，要不失时机地接着申请搞二期工程，开发攀西资源。赵忠玉作关于二期工程的动员。他说生产如同打仗。不断打仗不断提高士气。人一忙，思想问题少了。譬如他从来不处理家庭关系，家庭也蛮好么。忙么。最怕停下生产谈思想，工资呵，奖金呵，越谈情绪越多。借钱搞二期工程，干好了，前程似锦；干不好，不堪想象，但，不干的话，企业终将萎缩。企业的骨干力量就怕流失。干，企业才可能有出路，职工的生活也才可能进一步得到改善。一个企业，如果想维持现状，结果是维持不下去的，必须用事业把大家凝聚起来，使大家的心焕发起来。一个企业，一个民族，没有精神是没有前途的。职工需要看到兴旺发达的气氛，需要看到前景。职工愿意为有希望的企业卖命。
当然，二期工程包括新建1350m3高炉等等等等相当于新建一座年产100万吨钢的钢铁联合企业。而且还得生产、基建交叉进行。尤其是，1985年开始全国改革基建管理体制，改革攀钢一期工程那种由国家统一拨款，统一平衡外部条件、统一组织设计投产等的“保姆式”的体制。企业成为投资主体。上二期工程这样的国家重点建设项目要靠贷款，靠向国际银团借债，这个改革攀钢是第一家。1985年4月国家计委转发国务院批准关于二期工程的审查报告。赵忠玉兴奋得不得了，觉得真是三生有幸，这辈子运气真好。觉得凡一辈子都难得有这样的机遇，一旦失去这个机遇，这一生完了。
我说，从1985年的审查批准到“二期”冷轧厂的建成，就是相隔10年的1994年了。到那时还是你的任期吗？赵忠玉说不知道10年后他还在不在人世。
他说他是“二杆子”，又糊涂又清楚。如果他真糊涂，浑浑沌沌过口子，他不会想干二期工程，所以说他是清楚的；如果他很清楚，他怎么敢正视“二期”的风险，他就要害怕了，所以说他是糊涂的。他说他站起就这么高，躺下来就这么长，他这个“二杆子”还是靠上上下下的相互理解。
攀钢上下都知道赵忠玉的决心：“二期”一上，赵忠玉就一手拿五粮液，一手拿盐卤。干好了他就喝五粮液，否则就喝盐卤，当杨白劳。
一期工程从设计到施工，都是中国人自己干出来的。所以洋人研究中国的钢铁工业，每每要来攀钢考察。这是攀钢人引为自豪的。如今上“二期”却要向洋人贷款。借钱上工程本来就不是企业上下都能想得通的。如今要借洋钱，更想不通。赵忠玉很庆幸他碰上了三任好书记，譬如现任的薛书记，非常支持他的工作。赵忠玉说中国的企业能够借外国人的钱，说明是有胆量的，是真干活的，有事业心的，有信誉有力量的。借外资有风险，有风险就能带来精神——1989年工程拖延一天，就多付26万利息。强化了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到1990年，一天要付30多万利息。到1991年，一天要付40多万利息。这种压迫感使每个人与企业的命运捆在一起了。借洋人钱搞国家重点项目，才显出本事。当年八国联军进兵抢白洋，感到害臊了吗？我们是借洋人的钱，为什么就抬不起头来？
1987年5月28日，人大会堂举行攀枝花钢铁公司贷款协议签字仪式。参加银团贷款的24家银行除中国银行总行外，有中国建设财务（香港）存限公司，中艺兴业财务（香港）有限公司、日本兴业银行、美国花旗银行、美国芝加哥第一国民银行、英国米兰银行、加拿大蒙特利尔银行、法国农业银行，还有意大利、芬兰、荷兰、西德、澳大利亚、阿拉伯等国的银行。出席仪式的有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冶金部部长、中国银行副行长等等300多人。攀钢向世界银团贷款2.1亿美元。赵忠玉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立刻感到好像输了血一样——“二期”的钱有了。他把这支签了字的笔收起来，心想一定要等哪天债还清了，再把这支他当“杨白劳”的笔拿出来用。
话分几头。攀钢总会计师齐国栋去香港借外债时，有一种把企业脱光了让人检查的感觉——攀钢的经度、纬度、产量、规模、效益、成本、销路、利润、偿还贷款的能力等等以及攀钢领导班子和总会计师，总经济师、总工程师的年龄、文化、专业、简历、技术职称、健康状况，人家不一一了解清楚了怎么放心借钱给你？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没有经济实力真是什么也谈不上。齐国栋在香港半个月，到来了也没时间上街蹓路。终于达成协议，但是贷款利率的调整，加上攀钢的用户中有1000来家欠着攀钢的钱，资金！资金！齐国栋1988年为资金去发电报叫时，途中摔倒骨折。脚上动手术穿入不锈钢钉子，再打上石膏。赵忠玉苦笑：人是有排他性的，不把这个钉子从人体内取出，总不是个事儿。可是总会计师怎么停得了一天工作？我这人是不讲理的，也是残酷的。这只钉子本来早该取出来了，现在呢，还在他脚上！当经理的心是硬的。
攀钢有多少“硬心肠”的男子汉！我临走前总算见到了据说见不到的“二期”副指挥长马家源。他那圆脸上不经意地梳着个学生头，我想当年他在东北工学院读研究生的时候就是这样。说话时，一对黑亮的眼睛正视着对方，虽然52岁了，然而那么赤诚而无邪。一开口就是投资、利率、金融债券、施工单位。我感觉里，他好似吃块钢、咽块铁就可以无穷无休地“二期”复“二期”。我问及他那年上京请国家有关方面审查攀钢二期工程投资金额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单位申报投资额时打点埋伏，审查单位照例砍去一些，“拉锯”以后刚刚好。但攀钢人实在，投资款项精打又细算了，可没打埋伏。如果也照例地给砍去一些，资金缺口就大了。尽管这笔资金要去贷，尽管贷款利率很高，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数字的投资额，“二期”就干不好，那就对不起攀钢十几万职工和家属，那就成为历史的罪人！马家源突然明白了资本家为什么要跳楼。“二期”只能干好不能失败。可他又不能奢望他带上京的资金预算不会照例地给砍去一些。然而这次不仅没砍还给增加了800万。马家源立时声泪俱下，谢天谢地！你们对攀钢很理解，感谢大家啦！
马家源对我说到这里，他那对黑亮的眼睛更加黑亮了——蒙上了一层泪水。“不干这事，不会有这心情。”他说，“改革最大的成就，就是大家真正关心企业了。”
后来我听“二期”办公室的曹质说，每天下班时公司都有大轿车接送职工回家。他几次看见马家源走到办公楼前时，车已经开走了。马家源总是忘了下班时间，虽然他腰肌劳损越来越重，常常直不了腰。
我想，曹质看到马家源老是误了班车，那么曹质自己又是什么时候下的班呢？
风险就是责任。总工期是死的，工期的“后门”是堵死的，只能在前边压任务。1988年1月，美国匹茨堡的华盛顿公寓1610房间和1513房间，被6个攀钢人包下了。带团的人一看就是个攀钢形象：大个、大手、大头、大眼、大鼻、大嘴、大嗓、大气。一笑，嘴弯成大菱角；一开口，空气发出震动波——1965年的山东大学毕业生，现在的攀钢自动化部工程师綦炘。为二期工程培训的这6名技术人员，个个是工作型的。然而若不是在攀钢，他们未必轮得上。老三届的张中元，是恢复高考后才上大学的。毕业时34岁，今年42岁。爱好：有活干。原吊车司机、1983年的电大毕业生晏家辽，年方34岁。爱好：有活干。一行6人在美学习4个月，只晏家辽出去“逛”了一次——“逛”进了医院。大家想想到了一次美国没尝过一只汉堡包，不像话。“拼了命”一人吃了一只。这是他们学习期间的全部享受。临回国前夕还在车间干到夜里。车没了，走很远等很久才有车。第二天要离开美国，来得及收拾行李吗？“有什么好收拾的？就几件衣服，一塞进箱子就走。”他们说攀钢借了外债，他们不这么干就是失职。1988年10月，一台高炉计算机从美国运到攀钢。根据合同，到时美方来负责开通。但是綦们拆装了，调试了，备用程序做好了，每一步做到万无一失了。美方来人只需一合闸就行，事实上是綦炘们一切做完了让美方来认可。1989年，又有两台10年前从瑞士引进的风机要调试。请兄弟单位也请不到，因为时隔10年有关资料如何能找到？瑞士方面认为：在风机领域你们是小孩我们是大人，所以总要请他们来安装调试。当然那需要大约10万瑞士法郎。攀钢人说，我们自己来安装。张中元领着三个新毕业的大学生组织风机调试。其中一个是87年毕业的，一个是1988年毕业的。一根线接错了，哦，是把原本对的弄坏了，还是把错的没拿下？三个大学生为每根线作纪录查问题，36小时过去了，48小时过去了，72小时过去了。“五一”节是三个大学生之一的小庞结婚的日子。綦炘一看，小庞怎么还在鼓捣风机？“你今天不是结婚吗？”“我不来不放心。他们喝喜酒他们喝去吧。”“不行！今天不准你来！这就用车把你送回去喝喜酒！”綦炘正说小庞，张中元说三个大学生之一——小雷，今天上午约好相亲，可小雷也在这里。那姑娘到约会地点还不知道相谁呢。
綦炘说，没有这些小伙子，他是决不敢对赵忠玉打保票的。后来任务越压越多，他手下没人了。有一个正读函授的中专毕业生小曾。綦炘问她只给一个月时间调试干不干？曾姑娘说干。綦炘说，好，我给你作后盾，我给你带两个21岁的小青年。
这些有福之青年呵！我看到了那个小雷。22岁，正是“文革”开始时生人，典型的“文革”名字；雷卫东。长发，大眼，一笑像个瘪嘴布娃娃，很小很小的。然而我想起“五一”那天一个姑娘站在约会地点还不知道相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