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1月初，为庆祝苏联十月革命，宋庆龄在她的寓所﹙上海莫里哀路﹚，秘密举行了一次小型的“帕蒂”，于是史沫特莱也邀请马一同去参加。
我丈夫当时来中国已经一年多了，但仍不大善于与陌生人交往。在偌大的客厅里，他一个人静静地坐着，看着大家在远处相互寒暄好不热闹。当优美的音乐响起时，人们开始翩翩起舞。马看见在自己对面不太远的软椅上，坐着一位仪态端庄、气质高雅的女士。她身穿一件很考究的旗袍，有着令人大吃一惊的美丽。这位女士的目光中充满了让他肃然起敬的智慧。瞬间他们的目光相遇，马情不自禁地离开座位，邀请那位女士跳舞。她的舞跳得好，英文说得也很好。一支曲子很快就完了，伴随着音乐的停止，大家也各自回到原处。马悄悄地问史沫特莱：“这位女士是谁？”史沫特莱爽朗地笑着说：“那就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女士啊！他们大家都叫她苏吉。”马非常惊讶，有点不知所措，觉得自己刚才真是太冒失了。
史沫特莱拉过马来到宋庆龄面前说：“苏吉，这个年轻的朋友是乔治·海德姆，日内瓦大学的高材生，医学博士。”宋庆龄微笑着伸出手来用英语说：“乔治，认识你很高兴，我们需要很多正义的朋友。”马伸出自己的手，神色尴尬地说：“真对不起，刚才我不知道您就是孙夫人，请原谅我的冒昧，请您跳舞实在鲁莽。”宋庆龄微笑着答道：“没关系，乔治博士，今天的‘帕蒂’就是为大家一起快活地庆祝苏联十月革命，不用拘于礼节。”
马对我回忆说：“当我听到宋庆龄一口流利地道的美式英语时，就顿时觉得我们两个人之间有着一种天然的亲近。”在戏剧化的结识了宋庆龄之后，马便经常和她见面，听她谈关于中国革命的各种问题。后来，我们一家人也一直都跟宋庆龄保持着非常良好的友谊。
整个三十年代，中国都笼罩在国民党政府及各种势力的白色恐怖下，宋庆龄一直寻求多方力量，支持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革命活动。马那时就多次接到过宋庆龄的指示，利用他独特的身份和场所，帮助上海地下党做一些工作。
马说：“我当时常常接到类似这样的通知，‘星期五下午一点到两点你不要去诊所，借你的诊所一用。’到了通知的时间，许多‘病人’便会趁我不在诊所的时间，表面上‘登门问诊’，实则利用这种方式接头开会。上海的特务机关，对我这个美国人开的诊所根本不注意，医生候诊时本来就有人进进出出，所以不大会引起外人的怀疑。于是，这里便顺理成章地成了中共地下党秘密联络和开会的场所。
当时红军根据地医疗条件非常差，缺医少药，宋庆龄经常委托马买一些必要的医疗器材和药品支援红军。马的诊所很小，只能零买一些药品，当时要购买大批量药品，需要国民党政府批准。为此，马按照宋庆龄指示，找到当时国联的卫生部顾问，请求他帮忙。几经周折后，才最终如愿以偿。后来马买到的这几批医疗器材和药品，都是在宋庆龄安排下，送往了革命根据地。
马当年在上海有一部私人汽车，牌照注册到1934年底，为了能做更多的革命工作，他便把牌照又续了一年。1935年9月的一个傍晚，宋庆龄把马约到她的寓所，严肃地对他说：“明天晚上有两位非常重要的朋友去莫斯科，麻烦你亲自开车送他们上船。”然后反复叮嘱他，一定要保证这两个人的安全。
第二天傍晚时分，马按照宋庆龄事先交代的暗号，跟两位穿西装的男人，很顺利地接上了头。马开车载着两个人前往码头。一直把他们送到船上安顿好，确定两个人安全后，马才告辞下了船。眼看着客轮起锚离开码头，马这才松了一口气。马刚从码头回诊所不久，就接到宋庆龄打来的感谢电话，称赞他做了件好事。
很多年以后，马才知道，当年他送走的那两位客人中，有一位是受命前往苏联跟共产国际恢复联系的陈云同志。
马还曾带着宋庆龄的介绍信，多次以医生的身份到狱中探望牛兰夫妇﹙共产国际驻上海情报站负责人﹚，为他们医治伤病，转告他们外面的形势和有关他们儿子小吉米的情况，鼓励他们的斗志，增加他们活着的信心。
1936年3月，在宋庆龄的领导下，路易·艾黎和马克斯·格兰尼奇夫妇﹙美国共产党老党员﹚等人在上海创办了一家向全世界介绍中国抗日的进步英文周刊《中国呼声》。中共地下党也通过宋庆龄在《中国呼声》杂志上发表文章，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鲁迅和全国的进步人士也都积极为这份杂志撰写文章，较早地揭露了日本侵略东三省的罪行，喊出了中国人民要求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呼声。
马曾跟我说：“就是在那个时代，路易·艾黎多次约我为《中国呼声》写稿，他希望我这个医学博士不但能拿手术刀，还能拿起笔杆子，向世界介绍中国。宋庆龄也鼓励我为《中国呼声》写‘抗日’文章。我每篇文章发表前，路易·艾黎都会非常认真地帮助我推敲修改。
“我也在不知不觉中，逐步加深了对中国被压迫人民革命事业的无限同情，以及对中国工农红军的无比崇敬和向往。认识到要改变中国的社会状况，单靠行医是不行的。
“我开始意识到，我可能一天可以医好一个病人，但那个社会制度却能让成千上万的人，在同一天死去。所以我开始同情共产党，特别想了解红色中国。我很想去陕北红色根据地，想去看看红军，看看那些传说中的‘赤匪’是什么样的，想更多地了解苏维埃，了解共产主义。”
马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宋庆龄和路易·艾黎，在路易·艾黎四处奔走下，不久，通过宋庆龄的举荐 ，马终于有机会踏上了想往和传说中的红色中国。从此，也改变了我丈夫——马海德一生的命运。
